葛特曼花了两年时间在美国完成《失去新中国》这本书。在中国逗留了3年后，葛特曼回到老家美国，一次他和爸爸在房子的前园闲谈，他说了很多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父亲听后对他说，“看来你可以出一本书！”据葛特曼来说，因为“他经常批评我”，加上父亲是当教授的，所以那句话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之后葛特曼打电话去寻找出版商，结果他打听到一间新的出版商“The Encounter Book”，他拿到电话后，第一次打进去便找到了出版商的编辑，葛特曼在电话上说了5分钟，然后是良久的沉默，接着对方说，这不是一本学术性的书，这是你的心路历程！
被要求写一页建议书
当天他们谈了40分钟，葛特曼最后问出版商是否对他的建议书有兴趣，对方要求他写仅仅一页的建议书（一般的建议书可以有几十页纸）。葛特曼用了几个星期去写那一页纸！
葛特曼说，写这本书原是以美国人为对象，并未想到中国人也会有兴趣看，开始的时候，葛特曼不敢去想象《失去新中国》的读者反应，后来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在中国也可以听到翻译后的采访内容，之后他接到由中国大陆打来的电话，让他知道在中国大陆也引起了“意外的反应”，他认为，这是因为该书让中国大陆人民在个人层面上有了如下的思考：“人们在期待一本真实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书；不只是反映美国人的想法，也同时反映中国人想法的书。”
谈到《失去新中国》需时两年去完成，葛特曼透露，其实有半年是“浪费”了，他说，在开始写作的大半年后，他感到很大的压力，使他缺乏前进的动力。那时候他感到每写一句句子就像烧掉他一条通往中国的桥（他在中国时与上层社会所建立的关系）。葛特曼说，过程中让他体会到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何人们不愿意去谈这些事件－－他们可能害怕会失去中国，这也是这本书名《失去新中国》在个人层面上的意义。
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看《失去新中国》，可以看到美国已不能掌握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从商情况，而中共正在迈向法西斯的倾向。
外商联合拒中共要求
据葛特曼表示，中共官员都是非常直接而又很明确的告诉这些和他们会面的美商关于当局要求他们如何去配合的条件。葛特曼认为，美商可以和日本及欧洲商人联合组成同盟去与中共交涉，这样可以免于被迫要在一些要求上配合中共。在《失去新中国》一书内，葛特曼也描述过中共曾经要求外资公司交出他们公司的程式原始码（source code）－－有了这原始程式码，中共轻易监视公司的一切资料，最后美商和日本商人联署向中共反映，很快停止了中共的要求。
虽然葛特曼在中段的写作时出现阻碍，幸好出版商的编辑意识到他的情况，在鼓励他，另外，他的太太在他写书的期间怀孕，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知道孩子出生后可能没有时间再写，因此也成了他继续写书的动力。另外，葛特曼在写书期间留意到中国局势的最新发展，发现他所指出的不良趋势如科技输送，在继续发展，他觉得自已有个人及社会责任去完成那本书。
在出版《失去新中国》的过程中，还遇到其他困难，美国人正在经历恐怖主义危机，他和出版商刚完成出书的合约就发生了“9．11事件”。2004年4月，这本书面世，当时很少人关心这本书因为正值在进行激烈的选举，而且美国正参与在伊拉克的战争。
未有真正面对历史
现在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在起飞，葛特曼有这样的看法：“在经济方面，中国过去是有进步的，但那是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现在在国内做生意确是比90年代初容易得多。不过，掉过来说，（政治改革）是没有进步过，从来未有发生过，只看到举行过一些村落的选举，但都不是认真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的舆论控制，也看到中共不能容许民众直面其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文革、‘六四’，去谈及这些恐怖的中国近代史、去面对才可以继续向前走，否则，在中国民众政治方面是不可能有发展，也不可能成熟起来……还有西藏、其他弱势社群的问题未有解决，就好像是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贫穷问题被忽视，社会又缺乏申诉的渠道。我们看到的一个恶性循环，现在在北京，大部份的有识之士会说，中国未有准备好去迎接民主，不可能有选举；中国政治未成熟起来，但中共从未提出可以走向政治成熟的途径。因为中共害怕，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它拒绝走向民主的道路，也不容许民众通过互联网与世界接轨。通过压抑政治改革，中共把所有的问题都政治化。
在美国，黑奴，还有内战问题，人们由于这段历史涉及的争论和骚动而嘲笑美国人，但正因如此，在美国受到威胁时，整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因为已经不存在潜伏的内在矛盾；所有的矛盾都已经谈过，处理过。”
葛特曼补充，说中国的经济进步，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中国的人的确比以前有更多的钱，但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中国比以前进步是很危险的；拿电影“The Matrix”来比喻，在电影中的事物都看似很真实，就像一个现代社会，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它是虚拟的、是一个投影，它并没有实质的东西。同样，中国社会欠缺了民主和价值观，没有社会可以在欠缺价值观而继续存在。
北京前门的大栅栏仍保存很多古老建筑物
北京近年大力发展城市，把很多古老、珍贵的建筑物如四合院、胡同拆毁，
建设高楼大厦。图中一名女士驾着三轮车，经过两旁都是旧平房的街道。
葛特曼说，从个人层面来看，很多中国人都有其价值观，在他居住的胡同附近，他看到很多人在很困难的环境下，努力工作，在他住所的楼下就住了几十名外劳，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国内的标准已经算不错，对待大家也挺宽容。不过，从社会层面来看就不是一回事，超越个人利益的事情从不推动，而是“建设中国”，但不是在个人层面上建设民众的未来，非常少（按：葛特曼认为，要社会进步首先要在个人层面上培养公民），他举例说，北京申办奥运，中共并非关心举办奥运对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精神提升，“它们（中共）完全是虚假的……不要忘记这是中国的光荣而不是中共的光荣”。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九评共产党》之六是整个系列社论最重要的一评。《九评》之六说到中共如何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偷换概念。葛特曼指出，中国社会对价值的渴求是中共不能提供的，它们堆砌一些可笑的字句如“精神文明”，那是很滑稽的。中国要有本土价值，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普世价值，但一定要有属于本土的价值。
葛特曼举例说，以前不明白环保学，其实也听过很多关于环境污染，及其延伸的问题，如中国人的生育率下降等，但现在《九评》之六谈到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让他明白到环保学是一门很实在的学问。问到美国人对《九评》的评价，葛特曼说，很多在美国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的，都知道有《九评》
至于美国人在中国若与中共同流合污是否对美国也有影响？葛特曼说，在Cisco事件，从他们处理反对意见的手法可以看到中共恐怖的本质：“在北京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关于 Cisco事件，引起了美国商界的关注，他们不只想办法让我失业，而且还想把我列入黑名单，让我不能在商界找到工作，我公司支持我，我没有被开除，但升职就不用想了！这就像中共对待年青人，它们不用把他投进监狱，它们只需‘毁’他，让他失去生存能力，包括让他无法找到工作。”
葛特曼说，人人都在说中国已经进步了，因此也想成为当中的一份子，但那里的体制是法西斯；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说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中国人可能会说是中国历史或中共代表了中国，但他们没有一些东西可以代表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一些代表中国的、独特的、全世界都珍惜的贡献。葛特曼认为，中国人有很多优点，问题出在围绕他们的体制。
(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