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的赵增军,担任绩溪县县长时与一20岁女子发生暧昧关系之后,把他的这个“年轻又有文化”的“小乖乖”小情人“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先当乡党委副书记,后当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接着便担任了县妇联主任。当赵增军担任宣城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之后,这位有着漂亮的脸蛋和婀娜的身材的女人马上被调到了市人大当官。
湖北省的焦俊贤,荆门市市委原书记,其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为了“培养”她,这位姓“焦”的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发现的“干部苗子”,伪造了假档案: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三人一起,把她抬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宝座!
“床上”培养出的“干部”,能工作吗?当然能。是个人,就能工作,除非他不想工作。问题在于,这些床上被“发现”和“开发”出来的干部,她们的杰出能耐并不在工作上。或者说,在工作上比她们有能耐或有同等能耐的人树叶一般多,但并不能被培养到领导干部位置上。为什么?《东方红》的歌词揭示了秘密。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真为人民谋了幸(生)福--他像斯德哥尔摩的强盗一样,带了几百万“解放军”绑匪,把五亿中华民国大陆国民全部绑架,先“土改”、“镇反”、“肃反”地把从乡村到城市的乡绅、机关人才的几百万人杀掉,让所有的人恐惧得屎尿一裤裆,觉得明天就见不到太阳了。而后第二天起来,毛泽东和他的解放军绑匪们让他们见到了太阳,告诉他们是共产党、毛泽东和解放军给了他们活命生存的幸福。五亿幸存者感激涕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爱人民……”。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华经典版本。
真实的情况是:共产党、毛泽东和解放军让中华国民得以活命生存,条件是国民们得奴才一样的忠于他们--死活不得有怨言,要任劳任怨地为中共“心”福。的确贪官也经常在“培养人才”,但他们“培养”的先决条件是,你是男人便拿钱来,钱越多官越大;你是女人便请上床,越能贡献“性”福者官越大。
上述结论如果说是百分之百的对,那就太偏激了;如果说有百分之五十对,那又太保守了。总之中华红颜女官多贱命,贱却能贵且就是贵。这就是中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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