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儒吃学问饭不能致富不义之财也取，明哲保身第一尽力回避中共暴政，坐视追求自由民主的个人责任落到黎民百姓和良家妇女身上，跟党玩仁政让人哭泣。
一、新儒家小人儒多－－郑子被疑贩六妻，儒界紧急撇关系。
2005年6月23日中午，多维社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报道：传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新儒家的学者郑家栋被捕。人们以为又一个学者因政治获罪，中华儒家终于该为中华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做点事情，像一百年前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没想到多维社接续消息是“郑子被疑贩六妻至美”！这条消息让我哭。
更让我哭泣的是中共国儒界政治行动从没有过的敏捷，却是在向当局精忠屈膝对同仁落井下石。人们还在猜疑那六位女子是饱受政府压迫的异议人士，被继承了文天祥正气情怀的郑子行儒家仁义道德，以“妻子”的名义带出境，让她们呼吸到民主国的自由空气并得到民主政治的保护，演一部新版电影或电视剧《知音》……没想到儒界迅疾地以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正式声明，不但撇清郑家栋和儒家的关系，还引用王怡文章，说郑家栋是自由主义者。
这是什么儒家呀？简直就是小人儒。按照现代法学和法制的定义，当时郑家栋还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嘛，哥出事了，兄弟于情于理要做的事都是帮他请最好的律师啊，没想到却是立刻除其儒籍。这跟中共一样的丑态，着实让人恶心。王怡和自由主义何其不幸，为郑家栋和儒家说话，却还要在儒家出事情之际被自己支持的朋友“有理有据”地栽赃。中共国的儒界何以猥琐得如此不讲义气、落井下石了？如此缺乏入世之担当，如此无毒不丈夫，岂能复兴孔孟之道？！我哭。
二、新儒家吃儒学知识饭，没有神圣信仰 道德自律靠不住。
社科院郑家栋，首先是中共国一做学问的教授，而后才是中华新儒家人士。在是非、好坏、善恶、正邪从来就混淆不清的中共国，郑家栋到底是不是走私“老婆”成了百万富翁，这要到中共垮台之后才能真相大白。但小人儒们不仁不义，倘若关公活着，肯定要被青龙偃月刀问斩。这个事实让我哭，却也想清了一些事。
假定郑子的的确确犯了贩“六妻”之走私罪，那也坐实了儒家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的入世礼教天然的弱势：好道德学问不足以保证形成好道德操守。
郑对当今学术与权力结合之弊曾有慷慨陈词：“最污秽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来搞学术，以‘立言’为‘立功’之曲径－－－略通文墨的聪明之士，写点什么或主编点什么或找人捉刀点什么，乃招摇过市，登上学术的殿堂，并稳坐‘权威’的宝座，攫得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头衔，声名利禄反大于一般的政客。”但如此“正直学者”从讲坛上下来，从学院里入社会，却跟胡长清、成克杰等贪婪的“父母官”大会小会上作“廉政讲话”，下来便受他人行贿的形象，大同小异。
教授犯罪、贪官作秀，实乃中共国御用精英之常态。中共国近56年的人文教育完完全全抽掉了中华多神论形式的半神论的筋骨，曾经一度各种神的塑像都被砸碎，孔子、孟子举国任意谩骂、尽情诋毁。如此过程里，没有了神的信仰和圣人榜样，却有的是邪魔信仰和贪官榜样，作为学术知识卖稿费、评职称的道德文章如何能够教育出真君子来？一旦教授职称得钱不多，贩妻挣钱也没啥大不了的。那些急于跟郑子撇清关系的儒界，一旦有机会也会贩妻，只是会更小心。
三、新儒家已成“坐儒”、“腐儒” 群体，游离于自由民主追求之外，不如小民。
据儒教研究所中心学术委员黄玉顺说，郑（家栋）子似乎是为供养妻儿而找外快。无论儒学大师郑子今后人们怎么评说，真相如何大白，当今中共国儒界群体的确让我哭啊。儒学！呜呜……儒教！呜呜……
最近，先捏着鼻子读了一朋友介绍的所谓当代“大儒”蒋（庆，勿恤）子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再见识了“芙蓉”、“超女”和太石村民的风貌，我真为新儒家悲泣。这些“坐儒”们一直在王道政治上浪费自己的生命资源。一旦退党潮汇成海啸倾覆中共破厦，非共的新政府不需要这些“腐儒”文物装潢专政门面，他们还可以在这祠那斋里讲经谈道地乐陶陶吗？
自由“芙蓉”、民主“超女”和太石的罢官村民在蒋子眼里，铁定属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类小民。他们没有君子学问和圣人情怀，甚至根本没有头脑。他们百人、千人、万人都惟有私欲，行事思考“不符合天道”，“一人一票”的民主权力和体制必将很快“导致自然生态之灭顶之灾”。在蒋子心目中，什么“超女”、什么“粉丝”在政治大事的决定权上，她们几十万选票都没有他一票重。
前几日我拿蒋庆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给我那刺猬黄发侄女看，她翻了几页断然说她不会读这些，也不会让她今后的孩子读，却也并不反对了解中华文化经典。她问我为什么这些人不把中华古典汇萃呢？
是啊，要挑剔才不过两百年、几十年自由人权和民主政治的毛病，太容易了。可要萃取中华传统慧言，凭蒋子、郑子、郭子们的智力，真要做也不难啊。但他们为何没有帮助小民们迅速成长为君子甚至成为圣人的仁心和勇气呢？可我却见着、听着李洪志先生一个“忍”字做了他们十万、百万、千万文字诵本、读本没能做到，也决做不到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蒋子们无知地轻蔑法轮功。
其实，“自由民主”新精神和“智仁勇”中华传统蕴藏在每位炎黄子孙心灵里。一直是两千多年依附皇朝权力的正统儒教和五十多年依附中共党国权力的马列邪教从精神上压制百姓，不许他们参政议政成为公民，限制其生命信仰在家圈和村圈里。他们不被获准自由清楚地表意，只准哼哼，被弄成小民相。儒教“天地君亲师”之“五治道”，在晚清到如今的一百年里，都没能合乎逻辑地开出“神民”之“两政道”，以至于而今中华之自由民主实践责任和风险落到法轮功妇女和太石村民身上。对此儒学一直没有忏悔，有何资格成为新儒教？我哭啊呜呜。
四、问康晓光：在共和国体制下倡导仁政式王道仁政，是玩自己还是玩中共？
近来，中共国研究员康晓光提出儒教治国论，认为当今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经济、知识三类精英结成联盟，保障了当前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这三类精英相互勾结、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正，累积着不稳定因素。一旦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政权马上就会风雨飘摇，经济危机立刻就会演化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如何避免精英勾结扼杀社会公正呢？如何继续中共领导式的独裁政治？康晓光为中共献策：把儒家学说定爲国教，施行仁政。
康晓光跟主张行君主立宪制的康有为、梁启超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倘若康有为再世，尤其是梁启超还活着，两人一定会跟我一样“呜呜”的。
按照康晓光一厢情愿的解释，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共政治实际上已在一步步回归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胡温新政提出“权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谋”，走亲民路线，实际上就是孔孟“仁政”的现代版。康晓光认为这还非常不够。因爲挂马列主义、民主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权威主义狗肉，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拆自己的台，“已经混不下去了” ，必须尽快地以儒教“彻底取代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共如今“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在康晓光看来，“在一个民主的海洋里生存”，不想“变成别人的样子”，避开民主化，儒化已是唯一选择。康晓光试图用仁政拒绝西方的民主，这实乃倒退。
众所周知，牟宗三、徐复观和唐君毅等新儒家都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民主。新儒家由大陆迁移到台湾，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这才是真的新儒家，主张把中华仁义的道德传统跟西方宪政的民主政治相结合，这才是真的与时俱进。从日本到韩国再到台湾，这一结合已经一一成功。为什么在中华大陆，就不能走这条结合路呢？中共的撒但马列现代邪灵如何能被孔孟的儒家古代仁政所替代，康晓光并没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甚至连这样的问题都没能被考虑到。呜呜。
仁政是孟子创新的“贵民”式王道政治。历史和现实都确有一个贤良方正的君王，智能和情操超过千万个只关心家务和私事的小民。但离开了分权与制衡，离开了言论自由与开放选举，贤王及其后裔或继承人如何能长久地贵民呢？儒家“有治道而无政道”的仁政，从没讲清“到底应该由谁上台”行仁政和“不行仁政而行暴政当如何”的问题。康晓光主张以儒教治共和国，依然没有讲清这两个问题。
企望用依然没有政道的古代儒教解决中共如今“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这对中共才是大大的陷阱。如果儒教取代马列，那就意味着胡锦涛、温家宝等读马列，背毛语录成长的中共官员都要穿儒衫，满口“之乎者也”地执政，他们如果做不来，是不是要把手中的权力都交给康（晓光）子或蒋（勿恤）子及其学生？如果不交，岂不是又要除掉康子或蒋子及其学生？如果交给康子或蒋子及其学生，这政权岂不就不姓中共了？这两点康晓光如果没有思虑到，是弱智。如果思虑到了，康晓光不是在玩自己的命过把官瘾就死，就是想悄悄地玩完党的命。中共有那么傻吗？如果中共不傻，那么谁傻？如果不能把中共玩傻，那么准备玩傻谁？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中华近代史上是因为儒教仁政型君主专制政治失败，才有马列暴政型中共专制政治的胜利。而这却意味着专制恶政将在中华神州彻底失败。共和体制下，小人儒当道情形下，儒教复兴绝无可能。民主共和政治下，自觉为公民政治服务的民间新儒家由孔孟复归《易经》而脱胎换骨，倒是可能别有洞天。
新儒家仿效法轮功之神佛信仰，可创建起民间儒教的神圣信仰。“元、亨、利、贞、勇”五统跟“仁、义、礼、智、信”五常相结合，构成中华共和国“君•圣”教育之历史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合法地由家庭而学校而社会培育公民•君子•圣人三合一的新人。一旦新儒教在民间社会和民主政治中获得生命力，可为多元的宗教议院和政党议院组成的两院制中华新议会政治作出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