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与苏联人合作的吴佩孚
第一次直皖战争后，吴佩孚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就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代称）之命与吴佩孚联络－－李大钊就曾充任过使者。
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来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一封信。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苏联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可见，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联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然而，民族气节极重的吴佩孚拒绝了苏联人的游说。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用苏联的枪炮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并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一个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清朝时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罗斯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六十多年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后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后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即“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的硬汉子。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但吴却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与苏联人的愿望相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联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做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
段祺瑞与“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一生征战，伤害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1926年3月18日这天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四十七位爱国青年被打死，伤者数百人－－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了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长期以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总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武装，但若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必会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对华政策，无论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北方的冯玉祥起事，大多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可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形无序。诱发“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船驶入并率先炮击了国民军阵地，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日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驻华武官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爱国的代表。不忍坐视冯军失利的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辛丑条约》上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甚至于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致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内阁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三·一八”从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于历史上。“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
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
政府第二天通电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这是不是造谣？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