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道这个信阳事件的，远在读苏晓康之前，恍然已二十年了。现在我都快四十的人了，心变得越来越坚硬，冷酷，不得已不会拿心情去冒险翻阅历史的，一来这历史总透着虚假，不过是顾准所说的那种史官的历史。既是皇帝钦点，会有什么可读的？二来这历史太过惨淡，读着恶心，有时还忍不住想吐，就像鲁迅所说，“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昨天，我误入搜狐文化频道，竟无意读到一篇发表于2005年03月19日的旧作：《专员晚年血泪书写“信阳大饥荒”》，越发加重了我对历史的那种恶心感。据说，此文作者“大饥荒”时任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好像叫张树藩什么的。因作者集决策者、领导者、见证者的多重身份，其言可信度应是不低。我想，撇开作者着力为执政者、为自己粉饰的部分，我们总算还能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特别是最后一段：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看得出来，这个曾经贵为信阳父母官的作者，在极力讴歌“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美化他们忍隐的怯懦和善良的奴性，但我却从这段矫情到可恶的文字里读出了别样的意义：
1，“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何来“三年自然灾害”之说？显然，这是个最典型最无耻的政治谎言。从小小信阳到诺大中国，在那三年里，我们饿死了四千多万，而一句八竿子挨不着的“自然灾害”，便为执政者推卸掉所有良知的拷问和历史的罪责。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用这种不攻自破的谎言来哄骗它的人民。中国如此之大，每年都会有自然灾害发生，灾害也往往跟饥荒连在一起，然而，自然灾害并不是发生饥荒的必然理由。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那样，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画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阿玛蒂亚·森把饥荒的原因归咎于政治体制，我以为这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真知灼见。
2，“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为什么人民却要饿死？我想，浮夸风也许是罪魁祸首，但官员们因为媚上邀宠而不惜草菅人命却是真正的原因－－向谁邀宠？一级一级直至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的皇上，这就是我们的体制：上有好焉，下必甚之。1958年9月25日，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小麦亩产的最高报道已达到8568斤，稻谷亩产的最高报道则是130435斤（阿忆：《共和国日记：〈1958年：大跃进的好年华〉》）！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哄爹哄娘的鬼话，因为当时全国平均稻谷亩产还不足700斤，如此巨大的亩产空缺如何去填补呢？各级政府于是求助于疯狂的征购以充实全国各地的粮仓。这样一来，连农民的口粮也不能幸免，甚至种子也被挖地三尺搜刮而去。如此，所有拓印着民脂民膏的粮食被当成“政绩”和“形象工程”，堆积在由枪杆子严格把守的各级粮库。而在粮库之外，人民奔走哭号，互相残食，哀鸿遍野，饿殍断流！
3，“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为什么“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个最初靠煽动农民暴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一旦攫取政权之后却是鸟尽弓藏，置农民于水深火热（至今也没有多大改变）。可怜的农民曾经被许诺得到解放、土地和财富，但事实上，他们只是翻身做了新的奴隶。这些自以为做稳了奴隶的人，怎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新政权最大的牺牲品呢。他们善良，忍隐，怯懦，苟且偷生，奴性十足，牛马一样被人屠戮，而且在充斥着瞒和骗的愚民陶冶下已麻木得不知抗争为何物，于是守着满满的粮仓却宁可饿死－－天底下有这般荒唐的事情吗，“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他们不知道，在千年一贯的专制政体下，任何一个自嘘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注定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历史局限。不是吗，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统治者的粮仓总会是满满的，人民却是腹中空空。即便不借助任何史料和统计数据，我也知道，那四千多万饿死鬼中绝不会有一个官员，而我更知道，即便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全国大饥馑时期，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员照样可以享有天赋的特权，照样可以在中南海特供商店里吃到任何一种人间美食。
(于200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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