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开始“跟风”
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泽东多次谈到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特别是毛泽
东大力倡导实行“双百方针”，使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活跃起来，使广大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大家献计献策，一时间，各种风格的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
对当时知识界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毛泽东都比较关注。他尤其关注知识分子成堆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读这些文章时，毛泽东更注意姚文元的文章。在此前批判胡风时，毛泽东就很赏识姚文元的文章，并且通过柯庆施了解了姚文元的一些情况。到1957年初，他两次夸奖了姚文元。
一次是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文艺界的情况时，提到了姚文元，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不错的”。而且他是在讲了文章要讲究辩证法，讲两点论，在百花齐放的前提下，肯定姚文元的文章的。这实际上就是说，姚文元的文章是讲两点论的，是讲辩证法的，是对百花齐放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
另一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化教育代表团时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当时，姚文元也是上海文化教育代表团的代表之一。
回到上海后，姚文元格外注意起政治问题来了。他特别关注北京的消息，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他主要是看头版头条的新闻和社论，然后看重要文章，以此来揣摸中央的精神，他几乎每周都要去见柯庆施、张春桥，有时一周去几次。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了解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动向。毛泽东在北京的几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用心地记在小本子上。晚上夜深人静之时，他就翻开这些小本子，仔细揣摸毛泽东所讲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句话中所包含的深层意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摸，姚文元隐约地感到，毛泽东最近有一个认识上的变化，就是要通过发扬民主，给共产党提意见，来防止共产党内产生官僚主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似乎证明了他的这一揣摸。
不久，从中央传来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这次整风，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这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姚文元感到，中央要搞全党整风，要发扬民主，可以大胆提意见了，提得越多越好。
姚文元认定自己揣摸到的毛泽东的想法和中央的精神，是准确的，于是便开始行动了。 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敌友之间》一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写道：“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就在同一个月，姚文元又在《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知音”》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1957年5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放下架子！》一文。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批评党的领导干部说：“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可是，政治风向在姚文元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改变了。1957年春季整风时，有少数人跳出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毛泽东经过对形势的分析，于1957 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这篇文章向全党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形势变了，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在向全党进攻了，我们要等待时机，反击右派。这篇文章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在5月中旬即已印发省市一级负责同志。柯庆施是看到了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柯庆施把这一重大政治信号告诉了张春桥，但张春桥却没有告诉姚文元。姚文元还是一个基层干部，张春桥不能告诉他。
姚文元在1957：《录以背考》成“救命稻草”
《录以备考》成“救命稻草”
然而，姚文元也并非等闲之辈。善于研究政治风向的姚文元虽然不知道中央精神的变化，但他却从新华社一条只有几句话的报道中，察觉到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5月2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稿，报道了毛泽东5月25日下午在北京接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电讯稿中引用了当时毛泽东说的这样两句话：“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的脑筋急速转动起来：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反复掂量毛泽东的这句话，终于明白：毛泽东说这句话，肯定是有所指的，那就是说，现在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联系当前思想理论界的各种鸣放观点，姚文元恍然大悟：毛泽东这是公开打出了一个信号，要反击右派了。想到这里，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发表的文章中的话，足可以被称为右派的。现在要挽救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转向，主动反右，先发出反对右派的第一枪。这样，一则可以掩盖自己过去的言论，二则可以继续 “跟”上已经转向的“风”。姚文元翻身起床，打开台灯，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三份报纸上转载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文字反复对比后，又看出了一点问题，他决定就抓住这点问题做一篇文章，抢先转向，反击右派。于是，他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在文章中，姚文元写道：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有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却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姚文元写罢此稿，连夜抄清，第二天赶到文汇报社，把稿子当面交给了《文汇报》副刊编辑部的负责人。《文汇报》副刊编辑部负责人本不大愿意发表这篇文章，但考虑到姚文元小有名气，又犹豫起来。正犹豫间，《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这篇文章中隐约提出了反击右派的信息。经过分析，他决定发表姚文元这篇文章。于是，6月10日，《文汇报》在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然而，出乎《文汇报》负责人意料之外的是，尽管他们只是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一文，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毛泽东决定，就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说起，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公开批评《文汇报》，对文化界，特别是对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打击。于是，毛泽东当天即提笔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写道：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又提笔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导语：“《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评论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毛泽东写完后，叫来即将赴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吴冷西，把这篇文稿交给他，要他一到人民日报社就立即发表，还要用新华社电讯稿的形式发表。这样，文稿一发表，全国报纸都会转载。第二天，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人民日报社主管业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要他
立即发表毛泽东交办的文稿。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前几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了。
《录以备考》这篇千字小稿，居然成了姚文元的“救命稻草”，使他一下子摆脱了前一段时间他自己发表一些言论所带来的阴影。
姚文元在1957：摇身一变为“反右英雄”
摇身一变为“反右英雄”
姚文元看到了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后，长出了一口气。那一时期，他几乎很少睡觉，每天上班时，在办公室写反右文章，下班回家后，草草吃过饭，就又伏案疾书，写反右文章。一篇篇反击右派的文章，从姚文元的笔下飞出。
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奠定了姚文元“反右英雄”的地位。然而，姚文元还不满足于此。
在1957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写的文章、发表的言论，尽管有不当之处，但也不是真正向党进攻。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确实是扩大化了。可是，姚文元在反右问题上急于立功，急于把自己打扮成 “左”得不能再“左”的“左派”的样子，就顾不上道义和良心了，开始对文化界的一些人下毒手了。姚文元就如同当年鲁迅笔下评价的《水浒传》中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
姚文元写文章攻击鲁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攻击王蒙、邓友梅、刘绍棠的写作原则是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徐懋庸是“伪装的敌人”。他攻击陆文夫在文艺领域里搞了一个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在反右运动中，姚文元在半年时间发表了50多篇反右文章，产量之高，令人称奇。
在他攻击的人里面，有他的师长一辈而他过去也对之十分尊重的人，有的是他父亲的朋友。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深受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青睐。柯庆施于1957年6月14日在上海市委机关接见了姚文元，对姚文元倍加称赞。
转眼到了1958年7月，上海市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解放》，柯庆施决定调姚文元进入上海市委，在《解放》杂志任文教组长。
自从反右开始，姚文元一路走“红运”。他在1957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细流集》。1958年，他连续出版了3本书：《在革命的烈火中》、《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用“春风得意马蹄疾”这句话来形容那时的姚文元，一点也不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