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分复制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也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爲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５０００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时至今日，一提起刘文彩，有人还会涌起满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 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读了此书我们方才如梦初醒，原来，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为了揭露所谓吃人的旧社会，从而衬托出生活在红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国，中共不惜将死了近十年的 刘文彩从坟墓里挖出来，暴尸荒郊野外。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 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同样揭露真象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前一阵子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一位当年深受官方谎言蒙骗的网民在看过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后写了篇值得一荐的帖子，帖子的题目就叫“刘文彩爷爷是个好人!”，里面介绍了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的大量事实。
帖子说，“昨天偶尔收看到正在热播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其中一集,在这集里主要是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问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
刘文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事业,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了摆脱老百姓没有文化带来的无知,他修建文彩中学,几乎耗尽所有家产.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 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爷爷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刘爷爷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 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语>。
学校建成后,刘爷爷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遗憾的是他当时应该说:同学们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样的话,文革中他的子孙们也许要日子要好过些的。
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爷爷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是老百姓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临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爷爷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
他还慷慨解囊投钜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当地群众说起刘爷爷都是交口称赞!
为什么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在采访的物件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岜地区的政府官员。
最后我要说的,所谓收租院以及刘文彩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政治的需要!!!!!!!! ”
二
如果说当年中共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作为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离生活真实凭空杜撰出来的虚假典型了。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咬牙切齿看完的，从此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据说当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解放区”，有战士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了演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一部 戏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脍炙人口，并对大陆人民的思想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堪称首屈一指。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象《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来我们深信不疑的 《白毛女》，原来完全是中共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邹形。
不久，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尽管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尽管他一下子还说不准确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很快，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爲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爲邵子南。 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和表演格调上讲，《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缺乏新意。为此，他明确提出："鲁艺”要 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 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 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德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几乎倾巢而出，观看了首场演出。
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共领导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 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爲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并由衷的感恩他们带来的所谓“新社会”。
三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爲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道，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不仅熟悉张鸿猷，还见过张鸿猷的母亲。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 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么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 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再说周扒皮，凡是在国内度过童年的人，大都记得《半夜鸡叫》中的这个恶霸地主。他爲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 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文学创作当然是允许虚构的，但作为反映现实的作品，无论怎样虚构都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否则就成了胡编乱造，《半夜鸡叫》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 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可以，却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佛怀煽仇录》的作者陈沅森先生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他说，“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 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 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 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 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 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于半夜学鸡叫，克扣和压榨长工如此厉害，他早已一败涂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宝毕竟太嫩，编造谎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驳。”
尽管中共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千方百计往“地主阶级”头上泼污水，但历史的真象有时仍会在不经意中泄露出来。陈沅森先生就曾讲过文革中的一件趣事：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 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 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苦思甜’，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
四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那么真实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 “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当然，象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 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也有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爲地主。 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爲中农、富农……积攒土地 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来看地主阶级当年在农村中的作用 。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 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 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钜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纵观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历史，可谓撒谎成性，类似“罪恶的地主阶级”这样的谎言还有许许多多。今天该是戳穿这些谎言，还历史于清白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