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严格按定量吃。男同学们定量大都三十斤左右，女生大都二十八斤。每天大约一斤粮食。听起来似乎不算少，但因为那时候副食很少，整天就是盐水熬大白菜帮子，没有肉，没有油，肚子里总觉得空荡荡，靠这点定量，根本吃不饱。那时候，我住校，给饿成了猪，脑子没别的念头，整天就想着吃。同学们见面最主要的话题也是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聊学校附近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哪个饭馆汤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粥做的稠。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二两油。猪肉、盐、火柴、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每人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中学男女生都被就惨了
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甚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回家。我的学校师大一附中地处和乎门，宿舍靠近西单。晚上上八七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
上午上第二节课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到上第四节课时，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屁股扭来扭去。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钤一打，准时下课，一分钟不拖。没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飞快地冲向食堂，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也有技巧。我觉得细嚼慢咽，饱感不强，必须狼吞虎咽，几分钟吃完，才有吃饱感。因为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结果就落下了这个毛病，吃饭特别快。而且一见了饭，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尽量多吃，恨不得把三天的饭都吃进肚，非要撑得胃部疼了，才罢休。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又试过四三三（早四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一五四（早一两，午半斤，晚四两）、三三四（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采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有人说喝稀的比吃干的解饱，我曾试过早饭喝三两粥。当时是觉得挺鲍，可尿几泡尿后，依旧饿。
粮票如生命，钞票不值钱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糟糕！记得听同学们说过：某某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
尽管在北京市内大街上你看不见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安安静静，但后面却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高度防范──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从早到晚，荷枪实弹的军人两个一组四处巡逻，深夜也不例外。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等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连买红薯也要粮票，买一斤要四两粮票。借粮票象借钱一样，必须有借有还。同学间就有为这几两粮票吵翻脸的情况。
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油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精火烧，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吃掉。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蓬头垢面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还把桌子上剩下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有微味的土豆皮，掉在地上的粉条，全捡起来吃掉。
陆平患浮肿病，刘少奇女儿被饿昏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有大块大块的时间，甚么也没心思干，就琢磨着吃。那年冬天，连水萝卜都买不到，偶有在副食店里碰上，立刻排长队买。往年冻柿子多得没人理，现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为了解决吃饱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摘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打黄羊，但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记得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我对小球藻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大大失望，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我对付饥饿的着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团光。刷碗时，连刷碗水也喝进肚，因为里面有粥的残渣。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饿得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父亲是北师大的校领导，有些照顾，但他也患了浮肿病。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也得了浮肿病。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说，困难时期，她也曾被饿昏过。
一般老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我由于住校，比一般同学更挨饿。走读的天天回家，即使饿，到家也有机会再吃点甚么，能回旋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几两粮食为生。食堂铁面无情，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绝不会多给你一口。所以老是饥肠饥肠辘辘，饿得晕头转向。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只认粮票不认人。不论谁来吃饭都要交粮票。保姆坚决执行父母命令，要吃饭必须交粮票，用小秤称米，按人头做饭，一人一碗，每碗或二两或三两米，雷打不动。我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争吵。
吃掉姑姑一家三口的一顿晚饭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气很冷，我饿得全身发虚。怎么办呢？又萌生了去姑姑家蹭饭的念头，虽然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前几天刚去了一次，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到姑姑家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可以给自己省下三两粮票。姑姑家离学校不远，步行二十分钟就到了。姑姑还没下班，她给我打开家门后，又去大院里的托儿所上班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本能地来到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心里暗暗自语：“姑姑啊，我先吃点吧，实在饿得不行啊！”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吃掉。吃完后饿得更厉害，又吃了第二个。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三日的晚饭，可我却甚么也顾不上想，好像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本来想给他们留几个，可一吃起来就控制不住了，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嘴就不能停。结果不一会儿功夫，两笼屉菜园子全被我吃光，足有二斤多。
我这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儿子的晚饭呀！
当姑姑下班，回到了家，我低声说：“姑姑啊，我把菜团子全给吃了。”
姑姑苦笑了一下，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
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偷吃了姑姑两笼屉窝头菜团子的事还历历在目。
记得六O年困难时期我还偷吃过哥哥买的点心。天天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我遇见了吃的，控制不住嘴巴，中间不能停。如同尿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
哥哥周末买了一包点心，舍不得吃，锁在抽屉里，想留着慢慢享受。我闻见了点心的气味后，趁哥哥不在，撬开了抽屉，把一包点心全吃光了。哥哥回来后，我向他承认我吃完了他的点心。哥哥脸色悲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默无语。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对女生的朦胧好奇大减，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
（马波：北京作家，多名老鬼．老作家杨沫、之子。）
(开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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