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承载者就是该国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界的宠儿，为什么到了美国股市竟成了投资者不屑一顾的弃儿？分析这些企业的状况，可以为透视中国经济打开一扇窗户。
国有企业凭藉垄断做大做强
中国证明中国企业有竞争力的有力论据，是近几年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中国企业逐渐增多。
先来看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是哪些企业。今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500强最新排名，中国共有15家公司入选，入围前50名的中国企业共有3家，分别为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观察入选企业名单，几乎全部是石油、化工、银行、能源等具有垄断之利的大国有企业，而且主要是直属中央的国企。
而中国国内也于9月下旬推出了中国自己评选的企业500强。这“500强”有如下特点：
第一，进入500强之列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垄断企业。其中，实现利润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83家，其利润总额为4,271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 81%。这表明中国企业的主要利润来自于少数大企业，而且主要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的户数及比重虽然上升到15.8％，但其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仅6.69％。 由此可见私营经济的实力远不如大型国有企业。
第二，入选者实力相差极为悬殊。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拥有资产6,20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343亿元；而排名第500位的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35.1亿元和45.6亿元，只有中石化的0.57%和0.77%。此外，在这500强企业中，有1/5的企业利润缩水，亏损企业达14 家，合计亏损92亿元。
第三，在人均利润方面， 2005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人均利润最高的行业是烟草加工制造业，为24.45万元；人均利润最低的是人寿健康保险业。只有5个行业的人均利润高于10万元。
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有何不同？
对于中国媒体盛赞中国企业凭藉竞争力走进世界强势企业这一说，中国国内学者颇有不以为然者。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冀生就指出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之间存在三点差别：首先，世界500强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或是家族企业，而中国的大企业大多数都是国有、甚至是国有独资；其次，世界500强所在的行业大都是汽车等竞争性行业，而中国企业大多数处在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第三，从规模上看，2004年中国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量以及利润分别只占世界500强的5.3%、5.61%和5.22%。
事实上，中国的大企业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它们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做大做强，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强行整合。其生存与发展往往依赖强大的国家机器做为靠山；第二，这些企业不是以独特的技术优势、服务优势、产权优势、价格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是依靠政府赐予的垄断优势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国有企业这两大特征，才会明白中国企业经过“包装”在美国上市后，为什么会沦为无人问津的垃圾股。
一个普遍的误解：国有经济的衰败与私营经济的兴旺
中国这27年经济改革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经历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私有化运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人们忽视了一点：1990年代末期，在朱金容基任总理期间，他为中国国有企业制定的“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策略，最后成为中国经济寡头形成的基础。“抓大放小”策略有两大主要内容：一方面，所谓“放小”，就是通过破产兼并拍卖转让，使中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各级政府藉此甩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蔚为风潮的“改制”运动──这场国有企业改制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至今在道德上还受到严重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抓大”，即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一部份垄断国有企业（主要是那些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国有企业）集中。
简略地说，“抓大”使得资源向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迅速聚集。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凭藉政府扶持与垄断之利，中国一些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由少数国有大企业寡头垄断的经济格局。而私营经济则只能在国有企业退出的高度竞争性行业里开花、结果。
中国政府要“抓大”（即培植大型国有企业），有其政治需要。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共的一党专制一直面临合法性危机。一些政府智囊早就建议政府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党产”，为共产党建立名义上仅属于党的庞大资产。有了巨额党产，即使将来面临政治变局，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中国共产党仍可在竞选中胜券在握。出于这种未雨绸缪的担忧，中共决策层一直致力于“抓少数与国民经济命脉有关”且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为自己在未来的政治变局中保留经济控制力。
如果将来要回顾这一段中国国有企业濒死而后生的经历，共产党必须要感谢朱金容基。正是由于这位醉心于计划经济的“经济沙皇”最后几年的苦心努力，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寡头”。
中央企业垄断了中国经济
近几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在以每年4,000户至5,000户的速度递减，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也由两年前的196户减少到现在的169户，但这些企业集中的资源却在不断增大，利润总额也在节节上升。官方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从的 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而所实现的利润则从529亿元增加到3,784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增加到5,311.9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42.5％。而这一年全国工业实现利润最多的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1,777.3亿元、钢铁1,038.9亿元、化工856.3亿元、电子通信821.9亿元、交通运输设备771.9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的46.4%。而分析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构成就会清楚地发现一个事实：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上市公司所实现利润共占中央企业总利润的78%。众所周知的是，通信、能源、电力和交通等行业是国有企业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由此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的高增长无疑是行业高度垄断的结果。
上述事实证明，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工业与垄断性质的服务业的销售额和利润正向极少数中央企业集中。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目前这种寡头经济形成的垄断格局，使中国政府深受其益，所以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再次表示：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要培养80至100家能够走向世界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政府促成寡头经济
许多外部观察家一致认为，从1992年到现在，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宣布国有企业将全面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一事实使观察家根本没注意到激烈竞争现象的背后，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种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资源的高度垄断。正是这个潜隐于市场竞争表象之下的基础架构，为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埋下了伏笔。
从经济史来看，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即企业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的市场垄断，这点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二是政府赐予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个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管制，以改善效率。这种企业形态主要出现在一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当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从消费者利益考虑，通过行政形成的垄断远比通过市场形成的垄断恶劣。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寡头的成长轨迹。概而言之，中国的寡头经济主要是通过对要素资源的政治性配置，辅之以各种市场化手段催生出来的。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国股市，这一历史图像会更为清晰。比如深圳股市最初发行股票的五家企业都是非国有企业，而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开始逐渐沦为各类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解困场所，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则进一步成为特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融资场所。最后这种融资的触角延伸到香港与美国，中国概念股先后风行于香港与美国，就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
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凭藉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准入制度，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受益者。在短短的十多年中，中国资本市场清晰的呈现出了一条“为边缘性企业服务－－再到为国有企业服务－－再到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垄断企业）服务”的演进路线。这种格局，并非是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资本市场不断适应于政治需要的一个逻辑后果。
政治垄断需要寡头经济支持
最后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扶持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这完全是现实政治需要。
中国现在正由后极权时代的威权政治向新极权政治过渡。观察者看到了中国当局加强社会控制的各种举措，以及政府对民间力政治力量的高压，但却未看到中国目前正面临由威权统治向新极权统治嬗变的危险。
极权统治既需要加强思想控制，更需要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系统控制社会，而这两者都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毛泽东统治时期对民众那种无所不至的控制力，不仅依赖于政治暴力与意识形态构成的文化暴力，更重要的还依赖于经济控制。当时的中国人离开中共控制的经济与文化实体，无法获得任何生存资源。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哀叹：想做归隐的陶渊明，都无处可遁，因为中国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包括任何一棵树、一片石头都属于共产党控制的“国有资产”。
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府越来越醉心于全面控制社会，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只是一个手段，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加强经济控制。但全面回覆到毛时代的全面经济控制显然无异于梦呓，所以只能对与国民经济命脉有关的行业的实施控制，比如石油企业与能源企业，还有关乎到信息流通的电讯企业。中国石油企业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在世界各国共布有60多个子公司。这固然与中国政府的国际能源战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石油这一现代经济血液的控制，就可达成对国内经济的控制。今年中国发生的油荒，已经让中国人见识了中石油垄断控制的厉害。
分析这些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扶持壮大起来的国有企业，可以有三套标准。一套纯粹从企业绩效评价，那就是美国股市的评价；一套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从维持政治垄断的需要出发评价。但笔者认为，投资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还应该有另一套人道标准：即支持还是反对中国的新极权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