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凌叔华的秘密恋情:八宝箱事件真相


作者:高恒文 桑农着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与陆小曼结合,以及迷恋林徽因,这些即使在当时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徐志摩与凌叔华的一段隐情,只有很少几位知情者能朦胧地感觉到点影子,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发现徐志摩情感世界里还有这第四位女性在。徐志摩突然去世后,为他留下的八宝箱闹得满城风雨,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凌叔华与徐志摩的关系,不可等闲视之。

  凌叔华1931年12月10日致胡适信中第一次提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在这三个字后面的括号内注明为“文字因缘箱”。这是徐志摩盛放日记、书信以及其它手稿的小箱子。

  那个时代的名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对写信也十分慎重,多半是珍惜自己的名声,要给历史一个清楚的交待。徐志摩记日记、写信,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情感方面的需要,他还是有使之流传的想法的。他往往把这些日常写作当成文学创作,投以极大的热情,他明显地意识到,这些日记与信将会与他的诗和散文一起流传后世。作品发表了,出版了,一般就不大可能失传,而日记和书信,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很可能会散失。于是,徐志摩把他自己手边的日记和书信存放在一个小箱子里,并把这只小箱子称作“八宝箱”。

  通常的情况下,八宝箱是随身携带的,遇到特殊情况,如出国旅行,就不方便了,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代为保存。徐志摩托付的人便是凌叔华,这自然体现了徐志摩对凌叔华非同寻常的信任。

  关于这只八宝箱,凌叔华1931年致胡适信,1982年致陈从周信,以及1983年致赵家璧、陈从周的两封信,都有过具体的说明,只是凌叔华信中有许多费解和矛盾的地方,再与1931年胡适致凌叔华的信合在一起看,真是让人越看越不明白。对此感兴趣的人,有称“八宝箱之谜”的,有称“扑朔迷离的八宝箱” 的,更有人干脆地说:“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

  所幸的是最新公开的林徽因1932年致胡适的几封信以及胡适1932年 1月22日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围绕八宝箱的一些故事和八宝箱中文稿的基本去向。鉴于其间错综复杂,饶有趣味,且牵涉到徐志摩周围许多重要人物,下面我们将详细交待事件的全部经过。

八宝箱历经周转

  先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及之后的情况。

  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是1925年旅欧时,当时徐志摩正为与陆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欧洲也是要暂时离开一下,避风头,冷静下来。他身边的八宝箱总不能带着满欧洲地跑,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后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说:“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那么,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志摩从欧洲平安归来了,但他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并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没有拿去。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接下来写道:“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赵家璧于八十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八宝箱交与卞之琳是不可能的,这不必去问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凌叔华去武昌是1928年随陈西滢到武汉大学的,在她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委托可信赖的人转交,而此时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呢!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学就读的,他认识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课之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沈从文发表了。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凌叔华何以在1928年就认识卞之琳,且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根本还没见过徐志摩的人?

  不是卞之琳,那会是谁呢?凌叔华的信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根据原件排印的,这错误要么是原信中出现笔误,要么是排印者认读的问题。信中有“徽□” 字样,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认,才用这个符号代替。之琳的琳字,笔划多,不大可能认错,之字就很难说了。校阅者要辨认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这样排印了。我以为这个字很可能是丽字,丽的草写再简化一点,很容易被认作之字。

  我说的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这个名字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出现过多次。与徐志摩及凌叔华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么琳的,只有此人。有两个旁证对我的这一猜测是有利的。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后给陆小曼写的信:“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买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林徽因他们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是最好的人选。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门就可交托了;徐志摩若来京,一定会到凌家找老金和丽琳;还有丽琳是美国人,应该知道尊重别人隐私,交予她是最保险的。果然,从以上所引的那封信里可知,徐志摩一到北京,就被老金、丽琳从车站接到凌家。

  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便和我的另一个旁证联系上了。这个旁证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林徽因写信给胡适交待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 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林徽因对凌叔华不满,说了许多对她不利的内容,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有几处应该是事实: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而当时在场的有丽琳及林徽因夫妇。

  事情很明显,凌叔华信中提到的“之琳”正是“丽琳”之误,卞之琳被扯了进来,是很荒唐的。

  不管怎样,徐志摩曾经取回过八宝箱是必定无疑的。那八宝箱后来放在哪儿呢?随身带着?还是寄往某处?反正徐志摩去世后,这箱子到了胡适手中,胡适又将它交给了林徽因。那么,在胡适那里之前呢?

 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没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陈从周、赵家璧的信中,明确地说是志摩去世后,胡适从她那儿要去的。如果是事实的话,徐志摩又是何时再次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的呢?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有这样一节:“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这里的话说得很拗口,但意思还很明白,即沈从文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小说,徐志摩便把八宝箱里的东西带给沈从文看。这是没问题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时,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沈从文是否见到八宝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有:“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凌叔华信开头有:“十余天前从文有信来。”后面又写道:“现在从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测,沈从文写信给凌叔华正是为了这八宝箱的事。可能当时徐志摩只是给沈从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后重又寄放在凌叔华处,并告诉凌箱内藏的什么。这样才会有“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后,沈从文记起这件事,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胡适又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会出些问题,便写信给胡适,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

  这样看来,凌叔华交与胡适的箱子,虽然还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给她的那只,里面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尽相同了。因为徐志摩取走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也可能放进一些新的东西。箱中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和林徽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一定不会错。而这两册初恋日记,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离京之前放进去的。据《小曼日记》第一篇可知,陆小曼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以前从没写过,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

  凌叔华晚年的信中称,八宝箱是胡适、林徽因他们逼她交出的。可从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适的日记和信看,他们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即康桥日记的一部分,其中内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识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得到八宝箱时费过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适处取走箱子,并没觉得这箱子有什么特别,后来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处见到的那只。

  现在,有些重要的情节是十分确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国前曾将一只箱子交给凌叔华。其二,这只箱子于1928年凌叔华去武汉时留在北京,并由友人转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将这箱子给凌叔华看过,可能又在她那放过一段时间。其四,徐志摩死后,箱子到了胡适手中,并由他交给林徽因。

  故事发展到这一阶段,尚未出现什么波折,各方之间也无冲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内遗稿时,得到一个消息:凌叔华处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其中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时的一些事。于是风波陡起,故事进入了高潮。 

胡适偏向林徽因

  下面我们来谈谈林徽因得到八宝箱之后发生的事情。

  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八宝箱是1931年11月28日星期六晨。胡适为什么把这箱子给林徽因呢,因为志摩刚死不久,林徽因就跟他谈到过“康桥日记”,说徐志摩曾有意将那个时期的日记给她收藏。据林徽因致胡适信中说,徐志摩还对她说过有“雪池时代日记”,被陆小曼烧了。徐志摩初识林徽因,正是在康桥时期,当时徐志摩对林徽因颇为有意,并与张幼仪离婚。“康桥日记”记录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事。林徽因回国后与父亲住在雪池,并开始与梁思成交往。徐志摩回国,也常常到雪池去找林徽因。“雪池日记”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情感。这两份日记都是与林徽因有关的,也就是凌叔华所谓“不宜给小曼看的”。徐志摩从凌家取回八宝箱,可能带到上海家中过。陆小曼读到“雪池日记”十分生气,将之烧掉,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才有徐志摩又把箱子带到北京,因为放在自己家中并不安全。

  林徽因先开口要“康桥日记”,胡适则把整个箱子都给她了,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林徽因拿着箱子回家后,便一一做了清点:“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 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次本从Dec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箱内的东西比较杂乱,以至于林徽因觉得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胡适将信件捡出后,胡乱聚成这一箱的。这种怀疑是不对的,凌叔华说过:“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又说过:“那个‘八宝箱’中不止是日记,还有不少寄与晨报的文稿。”这与林徽因的记载大体吻合。可见,徐志摩的八宝箱中原本就是这些东西。

  林徽因拿到箱子后三四日,从张奚若处得知,凌叔华那里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于是林徽因有些放心不下,因为她手头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只有徐志摩在康桥的后半部分时间,而徐志摩结识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这一时段的日记正好没有。

  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那是很美的散文。这话凌叔华一定听到,并提醒了她。因为她自己手上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收集一些,自己来编一本出版。第二天,她到林徽因家,让林拿出志摩的信,由她编辑“志摩信札”之类。林徽因当然不会给她,找些理由推脱了。林徽因又很想要她手上的康桥日记,便将八宝箱拿出来给凌叔华看,说胡适本想将这些东西交给孙大雨,自己不赞成,胡适就将这些全给了她,让她编个目录。然后,林徽因向凌叔华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记。

  林徽因没有拿出信件在先,又借助胡适,以名正言顺的遗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当然不乐意给她。或许,凌叔华是想到日记内容与林徽因相关,日记一到她的手里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见到了。凌叔华当时“神色极不高兴”地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

  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林徽因也考虑到凌叔华的心理平衡,让她带走了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也有为徐志摩写传的想法,陆小曼的日记,当然愿意细读,便不客气地拿起。这才有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凌叔华 12月10日致胡适信中也提到过此事:“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凌叔华知道八宝箱落到林徽因处,正是12月7日在林家看到的,“我就要来看”说明她从林徽因处拿走了小曼日记。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这自然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 1932年1月1日写信给胡适解说原委时,又抄与胡适看。内容大抵是不会错的:“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 (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当然看出这是在有意推脱,当即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读到,望她能体谅。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凌叔华写了那封给胡适的信,一再说八宝箱给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适明显偏向林徽因是不必说的。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手上的日记又给人看过,不拿出来怕是说不过去。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好林不在家,她也留了个字条。

  林徽因得到这本日记,仔细一读,发现与自己手上的衔接不上,中间缺了一段。这本日记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计划得很糟”一句终,“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当时一定气极了,但碍于面子,又不好与凌叔华当面理论。她一定在朋友中说了些什么,有人把她的话传到凌叔华那儿,又有人把凌叔华的话传到她这里。两人的矛盾愈来愈深,传言也就愈来愈利害。林徽因最终又去求助于胡适,这便是胡适12月28日致凌叔华信的由来。

  胡适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接下来胡适列数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胡适写道:“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想到了,不好回绝,且凌叔华也不愿得罪胡适。但她当时并没有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这从胡适后来的日记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在这一次,也可能是在更早几天,凌叔华将从林徽因那里拿来的陆小曼日记交给了胡适,因为1932年1月1日林徽因致胡适信中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说明 1931年12月底小曼日记已回到胡适手里,胡适很快将此事告诉了林徽因。

  胡适可能是从凌叔华那里得到了不同的说法,便向林徽因要求解释,于是,林徽因在1932年1月1日一连写了两封长信。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原委,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当天胡适日记写道:“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适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而不是陆小曼的两本,所以这里的“此中果有文章”,不会像有人说的,是凌叔华所谓“牵涉歆海及你们的闲话”,而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一段故事。这在各种传言中说得挺厉害,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记的原因所在。

  胡适日记中还粘贴的凌叔华的一封信:“适之: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起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有备与未备分别大得狠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的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即日”

  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胡适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话:“我查此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叶,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给林徽因的日记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给胡适时又截去四“叶”,凌叔华的所作所为让胡适也很不满。胡适日记此后则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凌叔华会交出那四“叶”日记吗?胡适将这半册英文日记也交给林徽因了吗?我们无从知晓,一场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便这样没有结局地结束了。

  还需要交待的是,林徽因手中的八宝箱是怎样处理的呢?林徽因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致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事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这里说的很明白,徐志摩的日记不宜出版,也不必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现在要做的“只是收储保存”。由谁来保存呢?赵家璧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卞之琳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随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虽然是口口相传,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那些日记并没有还给胡适,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于最后的下落,卞之琳说得很含蓄,但从“物随人非”一词看,大约是说林徽因死后,林的某位家人由于某种原因,将其销毁。

陆小曼一腔怨气

  在这场所谓的争夺八宝箱的事件中,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对她说过,要将康桥日记给她,与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时写给她的信一起收藏。同时,由于康桥日记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不愿让这份日记落到别人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凌叔华的理由也是徐志摩曾嘱咐让她保管,并且,她也需要这些资料来做传记。由于林徽因得到胡适的支持,凌叔华节节败退,不得已一件一件地交出徐志摩的手稿。在她极不情愿地做这些事时,想到了陆小曼,这位未亡人才是徐志摩遗稿的合法继承人。她向胡适表示,希望将这些日记交给陆小曼。

  凌叔华对陆小曼还是比较关心的,1925年徐志摩出国,她曾到陆小曼那里深谈。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住在上海,她也去看过他们,并给小曼介绍画家为师。在一封约写于1932年的致胡适的信中,她还写道:“你到上海时,我希望你能托一个像王文伯那样聪敏而有决断的人,好好的看看眉。如遇不像样事,打开一切直告她知道。她早不是孩子,又不是笨人,我想不至于辜负这一片好意。最好同时有几个她一向敬畏而不疑惑的朋友都向她警告,叫她醒悟不如此不足以生存才好。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我觉得不是罪恶,乃是习惯与环境。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变成泥猪,那些清雅的号,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能有这样的同情和理解,凌叔华建议把徐志摩的遗稿交与陆小曼就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胡适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倒不是由于陆小曼日记中有涉及他和张歆海等人的闲话,让他很不高兴。早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胡适就劝徐志摩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并有意让徐志摩与陆小曼离婚,他和徐志摩的许多朋友一样,以为徐的颓废与消沉,完全是陆小曼害的。而此后,陆小曼配合赵家璧,编辑《志摩全集》,准备由良友出版;胡适略使手段,便将别人编好的稿子全部夺来,转交给商务。胡适若是动了恻隐之心,最多也只是会让那两本小曼日记物归原主。

  凌叔华在徐志摩生前即见到过小曼日记,后又从林徽因那里取来,再交给胡适。

  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曼日记》的来源,陆小曼却有自己的说法:“其实关于这本日记也有些天意在里边。说也奇怪,这两本日记本来是随时随刻他都带在身旁的,每次出门,都是先把它们放在小提包里带了走,惟有这一次他匆促间把它忘掉了。”这里说的明白,《小曼日记》是徐志摩丢在上海家中的,并非胡适或北方某位友人转交来的。如果陆小曼的话可信,胡适手中的两本《小曼日记》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凌叔华的话可信,陆小曼又有什么理由撒谎呢?这是有关八宝箱中文件来龙去脉的一个疑点。

  陆小曼身在上海,并不清楚北京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继《爱眉小札》之后,又与赵家璧合作,计划编辑《志摩全集》,她向胡适提到了徐志摩留在北京的日记及书信,但那已是1936年的事了。赵家璧回忆说:“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适)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 这次交涉,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取来书信和日记,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将《志摩全集》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十年之后,《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她又凑了些杂稿,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

  陆小曼的这一腔怨气是冲着凌叔华发的,因为赵家璧文中有记:“……他们二人都还各人写过几本,当时小曼曾告诉我,保留在凌叔华手中。她当时曾去信要求借来编入全集,却连一封信也不复。”赵家璧知道北京发生过几本日记的争夺战,是80年代的事,那么陆小曼至死还不知道,那只八宝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如果知道,她更会抱怨不已。她与凌叔华原本还有一段交情,而她对林徽因向来只有嫉恨。

  为了八宝箱一事,凌叔华与胡适也闹出许多不快,不过她很快便试图和解了。 1933年1月31日的信中,在对待有关徐志摩的事上,处处让着胡适,就是她主动讲和的一种姿态。但对于林徽因,她始终耿耿于怀。林徽因占了上风,是胜利者,她是失败者,这件事一直在她心里是个结。直到晚年,凌叔华在信中谈到八宝箱时,还是抑不住对林徽因表现出不满。

  林徽因呢?我们只见到她当时在胡适面前发泄了一通对凌叔华的怒火,事情结束后,未见她旧事重提。1936年,她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似乎是摒弃前嫌了,她选了一篇凌叔华的小说--《无聊》。

出处:《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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