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杰的书，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十六年前的六四之夜，在川西平原的一个小镇，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彻夜守候在收音机旁，倾听着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和哭喊声，热泪滚滚而下，稚气未脱的脸上显现出无比的悲愤与刚毅。他从心底发出一个伟大的誓言──为自由而战！
余杰今年三十二岁，十六年前的一场六四事件，使十六岁的余杰“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余杰说：“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靠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余杰写道：“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十六年过去了，余杰以三百多万字的文章，实践了他十六岁时的伟大誓言。
余杰是六四之子。是六四使余杰成为今日的余杰。然而六四并非私人事件。六四是公共事件。由于发生在信息时代，六四还是全球性的公共事件。通过报纸，通过电视，通过收音机，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地经历了六四。该有多少人在同一时刻感受到同样的震撼，同样的悲痛，同样的愤怒。有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事件而同仇敌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纵非绝后，也是空前。
然而，在六四过去十六年后，那些当初有过相同经历和相同感受且一度携手并肩的人们却呈现出巨大的分化。
一位电视台记者在今年六四前夕，花了几乎整整一夜的工夫，把自己保存的有关六四的录像带重新播放了一遍。事后他对我说起他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熟面孔：某某手持抗议信带头冲进领事馆，某某在学自联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誓言要和邓李杨杀人政权血战到底，某某在抗议集会上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等等等等。如今呢？某某成了美国某名校教授，多次发表论文高度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就；某某成了著名的海归，担任金盾工程的技术指导；至于某某则下落不明，在这十六年的任何纪念六四的集会上都见不到她的踪影……。这位记者朋友和我都十分感慨：真不知如今的他们怎样面对当年的自己。
读余杰的文章，你能强烈地感到青春的血性。血性当然并不只属于青春，但青春尤其属于血性。说来也是，青春难道还能没有血性？青春如果没有血性，那还叫什么青春？但遗憾的是，在余杰这一代人中，血性竟然是稀有元素。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之前，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爆满；六四之后，他在课堂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他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实际了。”“不，”我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犬儒了。”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可是，和前几代年轻人相比，余杰这一代年轻人难道不是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多样的个性？和余杰相比，他们欠缺的是什么？依我看，他们欠缺的就是青春的血性。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提到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常去看望他，这位警察朋友劝廖亦武就一句话－－“别那么热血。”真是一语破的。这年月，你知道的事情谁不知道呢？在私底下有几个人真的和你看法不一样呢？区别在于：他们能对那些事背过脸去，保持沉默，而你却不能。区别在于：你的血比他们热。
在今日中国，一种很流行的理论是，把人的行为解释为欲望与理性的组合。欲望让人追求自己所欠缺的事物，理性或算计则告诉人获得它们的最佳方法。简言之，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这种观点，连自由民主的建立也无非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们相互之间多次博奕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暴政之下有人不是调整自己以适应暴政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而是甘冒风险，宁可失去物质利益乃至人身的安全，选择对暴政的顽强抗争。必须看到，人除了有欲望和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按照伯拉图，这种东西叫做“气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血性”。在很大意义上，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你明知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很可能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正如福山所说：一个只有欲望和理性的人，注定了只会生活在“体制”之内。但一个具有气魄或曰血性的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同胞的尊严，投入反抗压迫的伟大斗争。
最后，录梁启超诗一首，与余杰共勉：
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2005年10月27日于纽约
(转载：《人与人权》杂志 12月号 www.tr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