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未几句，关贵敏便痛感于如今的中国社会道德风气的下滑之快，演艺界亦不例外。在国内时，关贵敏属于名流一族，住在北京西城区，算是文化区，虽说物质生活优越与一般人，但他们圈子里的人很多人都有一种不安的心态，活得不踏实，说不定出门遇上了贼，说不定哪天就翻了船。女演员出了名，长得漂亮一些，就不得不在京城里找个靠山，否则到地方演出时，那些书记、局长、大款等都会揩油占便宜，要不然你就无法上电视走红露脸。
风气既然如此，在那样的大染缸下中，如同“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而为枳”，不受污染很难，甚至变得不好了都意识不到。在国内时，是觉得活得郁闷别扭，但并没有感觉太大的不对劲，出来一看，才知道生活在国内便有锦衣玉食，也是非常的悲哀，因为人们的思想完全被禁锢着。
修炼前，关贵敏经常与朋友说“人的思想就如同水，放在什么容器里，就成什么形状，放在桌子里你就是个桌子，放在狗脑袋里你就成了动物，时间长了，谁再把你当人你都不一定高兴。中共的邪恶就在于让你习惯于它灌输的党文化，到一定时候再改变非常之难，甚至让你心甘情愿地为它唱赞歌”。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大诗人王维的这首七绝，是感佩于唐玄宗时琵琶名师雷海青之气节。其时雷海青不愿为叛首安禄山演出，怒摔琵琶而死节。谈到梅兰芳拒绝为当年的侵华日军表演时，关贵敏说自己和梅先生的儿子梅褒玖在一起聊过，能看出那一辈艺术家还是有风骨的，但在中共强梁下，能坚持不低头者寥寥无几。
更可悲的是为贼高歌却不自知。关贵敏说自己出国前全是唱别人写的歌，其中不外乎就是给中共歌功颂德，一个人写了，几个人唱了，无数的人听了，就等于在促进互相毒化、交叉感染的一个恶性循环。
自己圈子里的一些艺术家，关贵敏认为“大部份是很好的人，但在中共从幼儿园开始的洗脑宣传下，人就像石头缝里长出的草，是畸形发展的，思想是被毒化过的，这怪不得他们，只能怪中共太坏了。”
出来后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关贵敏也试图和圈子里的朋友交流，但他发现在那套思维体系下这么多年，有时候像是在两个世界中的人在谈话。曾几何时，看到寺庙里敬香的和尚，关贵敏为他们暗叫可怜；如今时光轮转，方知和尚也许看红尘中人才真正可怜。
修炼了以后，关贵敏自己创作了一些音乐和歌曲，感觉神清气舒，最大的变化是知道该如何做一个人，怎么做人，世上就是有好坏善恶，是择善从之，还是作恶固执，终于有了一个明白的答案。他有朋友说他是给法轮功“洗脑”了，关贵敏则乐听其说，因为法轮功“的确彻底洗去了他脑子里那些肮脏的、不好的烂东西，使他真正知道了做人该怎么做”。
正如他一位名叫顾旺的歌迷所说：“关贵敏先生有着极深的造诣，这体现在音乐上，也体现在对人生的理解和实践上。声如其人，歌如其人。只有道德和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的时候，唱出的歌才会最正最好听。我相信音乐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
很多电台、电视台本来要采访他的，听说是法轮功就不敢了，甚至采访了也不敢报导出来。对此，关贵敏认为根源在于：“中共貌似强大，这些年来黑手到处伸，搞的许多华人出国多年，依然惧怕中共，怕自己的家人受牵连、怕将来回不去、怕国内的生意受影响，他自己的不少朋友甚至都是美国公民了，当问倒他们是怕美国政府还是中共政府时，他们说怕中共政府，美国政府如果你不喜欢，四年可以通过选举“推翻”它一次，而中共容不得人跟它说个‘不’字，从来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面对次类打压与威胁，关贵敏微笑着讲出了两个字：“不怕！”。因为他坚信一点：社会上终归是要邪不压正的，否则天理不容。“你就挺直腰杆，就不怕它，它反倒拿你没有一点办法”。关先生说中共也曾威胁他国内的亲人，与法轮功学员艺术家同台演出后，中领馆也来过威胁电话，但“你到底怕它什么呢，我就堂堂正正。大家都不怕它，它就完了”。
关贵敏说其实人生无常，河东河西，这边的人们也不用怕中领馆的，那些人说白了就是个工具，被利用完后亦是晚场凄凉。他在北京时曾和一些退回国内的外交官聊过天，有的甚至曾是副部级，但不少人处于没人理睬门前冷落的境地。如果他们在驻外任期真做了坏事的话，就是自己不信有神，也得为自己的现世子孙想想，坏事做多了，他们该怎么办，是否要子孙为其承担罪责？
如今的关贵敏，虽如他一次开玩笑时讲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出国以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生活清苦了些，围谋生计也不一定容易，但却感到人生中从来没有的畅意与轻松：“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阴暗和见不得人的事。过去做一些事情时，得关起门不让人看见，现在不同了，即便有什么不足的，也是个人修为中给提高的地方，更不怕人看见，一句话，感到活得是从未有过的光明磊落”。
著名男高音关贵敏和女高音邹小群在新唐人新年晚会上表演合唱
(大纪元记者卫君宇波士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