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项目，促成了举办“贵州首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的活动。
在一次接风的小型聚会上，陈西提出了成立“绿色文化书院”构想。有人觉得是个人行为；有人津律乐道地展开话题，有人陷入了深思……，这天议定了首先与“国安”机关接触，再和“国保”机关沟通。因为这两个部门一直代表着政府的法律权威，一直关注着我们这些人的一举一动！
从那以后的7、8、9三个月，贵州的民运人士分别多次与上述部门发生接触。首先从“绿色文化”谈起，再谈接受到《中青报》4月份开展全国人权知识竞赛的启发，继述我们将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举办人权主题活动的构想，上述两部门均未明确表示反对。相关文章见：《记贵州民主人士陈西、廖双元与当地国安机关负责人的对话》，《贵州民运人士陈西、廖双元与国保的对话》，《贵州民主人士与国保机关负责人的对话》。上述两部门都希望我们不要违法，我们也希望两部门不要依意识形态执法。在活动的前期准备阶段，就奠定了民运人士这次人权主题活动，极有可能要走向成功！
但是我们朋友之间当时在认识上仍然有着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一直不断地在影响着此次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的朋友就对与国安、国保的交流、沟通提出置疑甚至反对，有些语言不凡尖刻、或蔑视……。确实，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制度，是从来没有认可政治异议人士的正常社会地位的，共和国的执政党，也从来不允许公民自发组织活动。他们一直动用国家很大的财力、物力，长时间对我们进行着严密的监控，并且有的人常常利用朋友间的谈话，作为“情报”出卖给当局，索取昧良心的经济利益。我们的活动是否能保持公开，不搞所谓的秘密？（实际上也秘密不起来）将我们的行为敞亮地展示在阳光下，并不断与情治部门保持沟通，保证我们的承诺怎么说，就怎么做。在对待有些敏感问题上，可以充分协商，避免政府有关部门的怀疑、担心和无端猜测。彻底切断提供“情报”者的经济来源……这是我们公开举办人权活动最初的想法。也是为今后我们合理合法进行抗争，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努力，这样考虑的是利大于弊。
活动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推进着。
10月6 日应一位朋友之约，陈西、曾宁、杜和平、李任科，下午两点钟到达黄燕民家。首先对12月10日举办人权研讨会等事宜从法律角度进入讨论，就活动的方方面面与现行法律及法律精神进行了比照，从每一个人的主观上检查，都没有违法的动机。还分析了有利的形势即：胡耀邦九十寿辰纪念会在我们主题活动前的二十天召开，继后有美国总统布希的访华活动……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我们人权活动的举行，因此决定启动人权活动周的设计、部署。初步内容强调ａ，始终依法行事；ｂ，要对所有朋友的安全负责，不做冒险的尝试也不能对参加活动的人士造成伤害；ｃ，对整个活动的形式、方法、步骤作完美的设计，但是对结果不作预期目标；能够取得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成果，就是有收获。这次活动主要强调的是－－过程精彩！我们还要学会使用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视为违法”这条定律。这次商讨历时近两个小时。
在去应朋友之约的路上，讨论还一直热烈的继续着……这次活动一定要保持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框架之内，利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范围进行合理调整。
这次活动与今年初“贵州民间赵紫阳治丧委员会”的活动，比较起来，有更多的操作难度。那次是突发的事件时间短、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多问题政府机关吃不透中央的意图，始终处于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的两难境地。而这次活动一直处于公开、敞亮地进行，而且时间长，政府机关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对策，或在一些细节上挑出毛病，作为打压藉口，如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具备相当的应对水平：1.设计部署要合理、合法；2.整个活动要做到两个字稳、缓；3.要不断与政府方面加强交流沟通，促使政府方面与公民自发活动产生互动，同时考虑到政府方面的尴尬处境，我们要理性地避免直接冲突。
我们不但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还要善于集中运用大家的智慧，对国内外一切我们应该关心的事务暂时保持低调，全力促进这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这是一次破冰之举，只要“研讨会”举办成功，对今后中国的民主宪政事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10月7日（星期五）是贵州朋友例行聚会的日子。我们就启动人权主题活动的设想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希望朋友们用一周的时间进行思考，再于下周汇总做出共同决定。这一天的交流活动朋友们都表现得很兴奋、活跃。
10月8日陈西、杜和平与我见面。商定未来一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国际国内与人权相关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10月14日朋友们一致同意举办人权主题活动，对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并决定起草活动公示。
10月16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贵州民权人士将于12月10日人权节举办国际人权研讨会的活动告示，并转呈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贵州公民自发的人权主题活动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在发布告示的内容上，最初是有邀请各方朋友共赴贵州参加活动的构想，这一构想让情治部门绷紧了恐惧的神经，更增加了这次人权活动的难度，并且有可能因各地朋友在前往贵州时遭受各种危险、伤害……。对原订于11月初发出邀请函的想法作了调整，改发一份《倡议书》。倡议各地的朋友在人权节这一天同时举行各种人权主题活动，以扩大人权精神在民众中的影响。在这份倡议还未发出之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先生，打来电话，他非常支援和欣赏这次活动，并表达了有意前往贵州参加。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到了国内外很多朋友的信件和电话，有了解情况的，有感叹的，有表示支持的和有前往参加愿望的……
谁都知道，我们国内政治异议人士的电话是长期被有关部门监听着的，这些电话的频繁交流，立即引起了国保、国安机关的重视，他们于10月24日，通知陈西到国保大队。陈西立即将此情况通报给我和其他朋友。
陈西回来后，将国保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国保在我们举办人权活动的态度上是反感的，但又苦于没有法律依据，一再声称不代表政府的意见，只好用个人的名誉劝阻，当陈西问到公民自发举办类似活动的行为行与不行？国保的定义是“没有先例”，并提出“安全、交通、经费来源”等等置疑，总的意思是：严格防范，不许将这样的活动推向社会。
为了回应国保的置疑，经大家共同讨论，决定发出第二份公示。并改我们过去两周聚会一次的时间为一周一次，必要时增加为一周二天。
从11 月初，我们就开始按策划逐步调整，增加、完成人权主题活动内容，一切都在较平静的状态下进行着。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情绪逐步地高涨，其间又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与建议，如增加民意调查，发放人权知识相关资料等等。同时加强与各地朋友的联络交流，广泛征求建议和意见，三个联系人承担国内外朋友联系并将所有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提交每周活动时供大家讨论。好在所有朋友在这段时期能够同心协力，一直没有出现内讧和扯皮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次活动主题明确、目标一致，那就是普及人权思想，宣传人权精神，探讨人权理论。
在与外埠朋友和本地朋友的接触中，我们明显地发现，有关人权被侵犯被践踏的具体个案很多，都有强烈的希望我们这次活动能给予讨论和关注。确实这些案例都是活生生的，了解这些案例会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身处的社会制度下人权状况糟糕、恶劣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如要对这些个案进行讨论关注，在活动中的几十天时间完成起来是有相当的难度的，而且具体个案的文稿还源源不断的发来。可以说信手拈来比比皆是。我们只好从个人的角度，一一给予解释：谁能救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我们将会把收集到的这方面材料整理后另行发布，望这些朋友们能够谅解。
由此看来，我们这次活动是有影响和成效的。很快就引起了网路员警的注意，他们立即封锁了我们的联络信箱。
在11月20日，陈西、曾宁、李任科、全林志，护送一个朋友离开贵阳后，确定了人权主题活动的名称－－“贵州首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特别强调公民活动有别于官方的活动，并且于当天发出了公民活动的紧急告示，同时另外提供了4个雅虎信箱。
按预先的构想，希望通过民众自发活动的形式，达到与政府互动沟通的目的。我们虽然进行过种种的努力，还曾到市政府在人民广场举行的现场办公地点，希望能有机会与政府的首脑进行面谈。由于人民广场政府办公的现场次序混乱不堪，政府的领导无一出面，这种沟通的愿望，在政府“现场办公”草草收场的情况下，又一次化成了泡影。于是，我们还是只好选择通过与公安机关的交流，也许能找到与政府沟通的途径。
11月21日，公民刘小涛、陈西、李任科到国保机关通报我们近期的活动情况，并请他们对“人权知识调查表”和“人权知识宣传资料”提出意见。国保的有关人员明言：就目前情况不能说你们违法，但我们不是只看你们的形式，我们要看结果。有关人员多次举例说明：你陈西在家打老婆孩子可以，但是出了你的家门就不行！宣读了公民在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必须遵守的有关法律条文。并把这次公民自发的活动牵强附会地与“魏京生人权斗士奖”联系在一起。这次情况通报，国保机关更多的关心是活动地点，外地是否人参加，在会场是否要悬挂条幅和标语……最后他们对“贵州首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的名称提出质疑，说这是一个非法组织。这个名称一定要经民政局批准，则将严密的关注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力辩“人权研讨会”只是公民自发的活动内容与形式，这个名称随活动结束而结束，完全不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组织，更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有注册。
这次主动与国保机关的交流结果增强了许多朋友的信心，同时也使一些朋友在思考上出现了多种选择。在信心倍增的朋友们看来，各种思考选择是极权统治长期的影响结果，属正常范畴。我们还用了整整一次聚会的时间，对前期的活动过程重新梳理总结，我们的整个活动是否有违法的故意（主观）？或已经不自觉的违法（客观）？经大家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共识，主观和客观上都没有违法，活动继续进行！就是通过了这次讨论有些一直远离活动的人，也表示要参加研讨会的发言，我们当然表示欢迎。与此同时，我们确知了北京的维权斗士赵昕先生，是专程为参加这次活动而借道成都被跟踪毒打的消息，大家都对这种恶劣卑鄙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寄语赵昕先生关切的问候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因此，我们必须婉言谢绝各地朋友前往贵州参加会议的行动，以避免造成更多的伤害和损失。
结合省内外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是没有将我们这次的公民自发的人权主题活动，如实向上级通报。造成各地政府在对待“贵州首届公民人权研讨会”的态度和行为上可以自行其事，想打就往死里打，想抓就可以不顾及法条地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和恶劣的执政倾向。各地政府自行其事的做法，是要将胡锦涛先生执政的中国政府逼向与国家公民对立的境地。各地方领导可以大言不惭地声言，这种打压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是为了制止颠覆国家政权……从全国各地区的不断出现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的事件中，一个公民自发宣传、普及、研讨人权精神、知识和理论的主题活动，却能造成各地方政府的忧心忡忡和巨大恐惧，各种指责和喝斥都向我们迎面扑来，充分暴露了各地政府的各自为政倾向，他们在行为上极有可能破坏“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训条，企图摆脱或孤立胡锦涛的领导，恣意造成在法律上不可解释的恶性违法事件，最后的残局还得由国家政府主席来收拾，这是我们公民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共和国的国情，长期以来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兼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决定的。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与后退都与主席的认知和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世界的潮流是自由、民主、和平、人类共同发展。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面对国际公众的种种表示都是赞成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接轨的。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脑，或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出于别有用心、千方百计地拦截各地民众与共和国政府的正常沟通，这样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下情不能上达，这是共和国的公民最为反感最为怨恨的民情。为了制止地方政府越演越烈的地方割据势力，我们决定在互联网上发表致国家主席的公开信，将我的意愿直截了当和国家主席交流沟通。贵州公民的人权主题活动是在维护共和国在国际环境中的正面形象，无可厚非！如果中国政府这时感到尴尬，愿意和民众沟通由政府出面组织相关的人权活动，我们一定表示极大的热忱支援甚至主动放弃我们的自发活动。公民行为不会与共和国积极向前的任何决定发生冲突。
对于公民来说，善良的愿望仅仅只是愿望而已。
从12月3日起，贵州首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活动就受到了各方面的阻挠。公安机关先对参加活动人士的家庭成员施加压力，再到当面对活动人士声色俱厉的警告，所有这些都旨在公民权利岌岌可危！我们也为此作了必要的解释和抗争。（具体内容见“贵州民权人士告急”一文）
从12 月5日起进入国际人权活动周，我们几乎每天都有人权相关的活动。在12月7日，从互联网上获知广东汕尾军警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屠杀的消息。8日上午，国保机关就通知我们三个联系人下午必须准时到达公安局，毫无法律依据地宣布了公安机关的三条“决定”，强行制止人权活动周的其他活动。我们被迫于12月8日晚在杜和平家，讨论不与政府机关的“决定”发生正面冲突，拍照留影后宣布结束。好在我们这次人权活动的各种主要内容在活动启动之日起就逐步完成，从活动开始到被迫宣布结束，我们已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也是我们公民积极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长期互动的结果。至少在12月10日，我们举行的和平抗议三点 “决定”的全过程中，所有对我们实行监控、监视的军警明白，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节，在这一天里，不能贸然做出让整个共和国丢脸的践踏人权事件。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极权的压力对政府相关部门有之，对参加活动的公民更加巨大，这些可以从国保机关于12月12---13日，对有关活动人士的盘查，记录上证实。在有些具体问题上如：“主动上缴”、“强行收缴”有关人权“研讨会”布标和照片的提法，显然法律是不与支持的。
结语：
人权，是在任何被专政的国家进行宣传最好的主题，虽然目前我们形成的公民社会范围还极其有限，但我们应该看到，社会公民的自主意识在逐渐的扩大……。纵观对世界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中国佛、道、禅等等，宣扬的也是基本人权精神－－人的权利，不可以被人剥夺。这是当今民主社会制度形成的基本思想来源，其历史的深厚远远超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浅薄。
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倡建立公民社会，加快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步伐，让更多甚至所有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公民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个人权利与政党的领袖人物是同等的不差分毫！任何政党和个人不能剥夺我们的天赋人权，强加政党意识形态为我们的理想！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是我们在极权国家必须争取到的目标。只有让社会制度或国家法律切切实实地保护保障基本人权，完全的公民社会体制才算改革完成。
在这次公民自发的人权主题公益活动中，我们曾为加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大量的有益努力，收到国内外提交“研讨会”的文章20余篇次，先期发表在网路上的相关文章还未计算（这里特别道歉的是加拿大朋友杜智富的文章，经多次发来都是乱码。）和若干朋友表示支持和关注的通信，我们将尽快整理，隆重推出。这些有益努力取到的成功是动员影响了许多朋友积极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贵州朋友的通力合作，台前幕后都恪尽职守，一鼓作气，冲击了极权制度下的“没有先例”，使政府与公民互动取得双赢的结果。在活动的全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理念，起到了可以推广和借鉴的局部经验，为加速推进中国民主事业发展创建宪政制度的完成，寻求一条可取途径做出了初步的尝试。这也是贵州所有的民运人士献给2006年的新年礼物。
最后，要特别感谢成都“草堂读书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节举行的座谈会，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用行动呼应，给予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
李任科
2005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