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历史犹如日本侵略中国，发动血腥屠杀等事件一样，本应在建立正常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秩序后，彻底清算，从根本上杜绝制度、体制之漏洞，以把消极、有害的影响因素，从中清除出去。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些“和平”的系统、理性、有序的手段清除它们，它们残留在体内，毒性将发生质的变化，慢慢发作，把社会腐蚀掉，一旦“癌变”，就只有“暴力”手段来清除了。
“暴力”手段比不了“和平”手段，又是由于前者我们已经一次次试过了，两千年来，通过“暴力”手段确立起来的政权，无一不是皇权专制，贻害无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其政权性质无论口面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实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和平”的手段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渐进地把社会导入真正民主、自由的体制中去。这就是有识之士常常说到的“你不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了。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希望哪一天“变天”，不得不进行“暴力演变”。因此，我们要学习更新型的文明、社会样式，尤其是借鉴、移植它们－－首先是美国人的政治、组织制度和体制，避免把整个社会带到独裁、专制的路上，避免无谓的“牺牲”。
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失去机会。整个社会仍在不断付出高昂的代价。其性质因着它的顽固性，而很难有所改变与推动。
最好的机会当然是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至２９日，中共举办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它曾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实际上的当家人则是邓小平一个。在他的授意下，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未来几十年内，评价在“文革”、“大跃进”等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犯了滔天罪行的毛泽东及其历史问题的基调。
按照邓的授意，《决议》明确了两个中心问题：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光明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社会并非“漆黑一团”。这确实为当时缺失民心的中共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建立了不可缺的依据。但也丧失了机会，埋下了祸根、病因。
邓也许是想把这些推给历史，眼下只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可以的，不过他的“推”又非顺其自然，而是用了“打压”的方式。一次次的“反自由化”是最明显的例子。它一次次打掉了知识人的良心、良能，又人为设立、并渐渐强化了无数的“研究”、报道、宣传的禁区。到今天，随着当年干下诸多恶行劣迹、出身“红卫兵”“造反派”等势力的壮大，掌握、控制了社会各行各业的权力、资源，“文革”、“大跃进”、“反右”等灾难性事件，越来越被严格控制，口径统一了。专制社会所特有的“逆向淘汰”机制，决定了在往昔的残酷年代里，靠着告密、镇压起家的势力只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得势。有良知的人再想清算清算或者哪怕只是研究研究，也就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受到这些人的反清算了。
历史性灾难事件不得公开、透明，总结不出教训、经验，就清除不了体制、制度上的“肿瘤”，制造灾难的因素势必还在，还是要酝酿新的灾难。社会灾难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就越是需要高压统治手段来镇压、打击、控制从各个角落纷纷冒起的反抗。
贫民的反抗是最不得已的。一个政权不是努力反思自己的罪过，良性反馈，以利不断改进政权体制形式，而是拒绝和平的“改变”，顽固地以高度的、而且是越来越高度专制的方式打压贫民，盘剥良民，那么这样的社会离着“暴力革命”的日子就不远了。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曾让我们“不搞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极其短视的认识。因为你的问题、症结都搞不清楚，恶性“肿瘤”不去，瞎碰瞎闯－－更多的时候是打着“碰”“闯”的旗号，“摸石头过河”，找不到石头，也过不了河，惟有一次又一次“缴学费”，实际上无不是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把国有资产，济进、化进了自家腰包。
这样的“争取”、“改革”……难道是要得的？
多少次，读着当代史，我仰望星空，泫然泪下。只因为我们在一次次错失良机，社会离着全面崩溃的时日越来越近，越来越像要“暴力”演变，而毫无和平“演变”的迹象。
(观察/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