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村。在矿难频传的中国，每年有5000多个矿工死亡。没有统计资料显示有多少人已婚，如以一半来算，也就是每年有2500个新寡。这么庞大的矿工寡妇群，是世界唯一的。去年死亡过百的矿难就不下三个：如广东、黑龙江、唐山的矿难，至少产生了三条新的寡妇村。
艾滋村。本来，艾滋病被戏称为风流富贵病，但它却偏偏发生在中国最穷的地方。无知的农民在当地的血浆经济鼓动下，卖血“致富”，结果不但没富，还被感染上艾滋病毒，在痛苦中死去。在河南就有几条当初被掩盖得严严实实、如今又被当地干部拿来虚报冒领救济金的艾滋村，连海外媒体都经常报道。中国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类似的村庄出现。
孤儿村。艾滋病人去世后的遗孤。他们虽然被当垃圾一样被社会抛弃和歧视，但现在又被干部们当领取救济金的摇钱树。
癌症村。这种村庄在中国遍地开花，速度增长也越来越快。过度的开发、没有环保措施的工业化生产，不仅让开发地受害，还荼毒周边和沿岸居民。一间工厂带出几条癌症村并非少数。去年的维权事件，不少就是跟工业污染有关。浙江东阳画水事件，是一次最大的抗污染、要生存的抗争。黑龙江水污染事件，更造成跨国事件，引起世界公愤。中国官方数字也显示，中国七成河流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有三点六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约二百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包括癌症。另外，近七百座城市中，三分二被生活垃圾山所包围。
上访村。这类村最讽刺的就是出现在天子脚下。访民们在中国各地遭到不公对待后，他们怀着最后的希望到北京讨说法。其结果也是够惨烈的，他们不是被截访，就是无人理睬，长期困在北京，边等待，边拾荒。有的上访者还被抓回当地被劳教，罪名是 “多次上访”、“越级上访”、“扰乱治安”。
迫迁村。这类村的数字随着“开发”而飙升。被开发商看上的“风水宝地”，没有不被收入囊中的。而这些土地交易，往往又伴着血腥和暴力行为，当地政府还出动警察迫迁，如临大敌，使得成片成片的业主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迫迁过程中，火攻、恐吓、断水、停电，绑架，手段毒辣，样样都有。抗迁还属于“违法”行为，都无一例外成为输家。一些法院还被告诫不要受理迫迁案件。
结扎村。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轰轰烈烈展开，全民投入，持续25年了。其野蛮、不合常理、不顾民情的做法，在互联网络发达的今天，已经纸包不住火。临沂野蛮计生事件，应该给那些盲目支持一胎化国策的人一个警醒：据报道，2005年3-7月，仅临沂被结扎的就有7000人之多。发展经济，就可以抓人去引产、堕胎、结扎吗？给孩子一个弟妹，怎么就成了违法行为？要被开除和重罚？发展与生育权、人权与温饱，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成为绝对？而别国不会。一胎化 25年，少生3亿，上学反而贵了，看病贵了，住房也贵了，吃的也贵了，就业机会却少了……请问，这是发展之道吗？这是一胎化所要的成果吗？无视了自己的基本人权，最终也就失去本来应有的福利。
维权村。主要是指声势较大的集体维权村。如太石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官、查核土地交易账本，这么高水平准的村民民主运动，对政府其实并不是件坏事，村民就算不能给你查出几个贪官，能够把事实查个水落石出，以正视听，也是件合情合理的好事。可当地政府就能在上级共同体的支持下动用警力、流氓，对村民和声援的律师们大打出手。不单是“我是政府我怕谁”，还“我是流氓我怕谁”，把良好的民主自治给封杀了。太石村事件后，马上就出个更大的东洲村事件。东洲村村民抗议政府任意侵占土地，政府竟悍然出动坦克镇压，制造多人死伤惨剧。一波接一波的抗议和冲突，显示中国民众的维权水平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而当政者对付抗议却停留在六四阶段。中共“提高执政能力”的号召，看来没有执政者响应。这些执政者都是指派，只要贪得不太过分，不要堵住别的官发财，个个都官运亨通，有上没下，根本不需要什么执政能力。这些官不改弦更张，难保下一条村会出更严重的事情。
二奶村。这条村本来不应跟以上的村归类，但它也牵涉到官场、商场的腐败，“名声”在外，所以就顺便提一提。腐败往往就是贫穷的孪生子，有穷奢极侈，也就有极度的贫困。有二奶村，就必然有寡妇村。贪官们饱暖思淫欲，妻妾成群，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据报道，国内的二奶现在还兴越洋，连在美国加州也有条中国二奶村。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八旗子弟村”也很快出现了。
中共前阵子对留学生作调查，发现留学70万，海归18万，于是对留学生不归原因进行分析。其实不必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贪官送子女留学的榜样，就是让很多留学生宁愿在外落地生根的原因。这几条原因是不会被写到分析报告里的。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