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下称《同歌》）创作于1990年，正是六四血腥屠杀之后。由于歌词充满了诸如鲜花、星光、童年等美好意象，被人质疑有掩盖血腥、粉饰太平的用意。1999年7月后，《同歌》被中共用来作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的一个重要环节。很多受害者指证，他们被强迫“转化”后，还被迫与狱警同唱《同歌》，当时的痛苦是生不如死。
2000年1月，中共中央电视台开办同名音乐节目，把《同歌》作为主题歌，每周在黄金时段播出，进一步扩大这首洗脑歌的影响。
《同歌》的背景被曝光后，引起各界关注。海外知名学者、《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等日前发起征集签名，抗议中共利用《同一首歌》等歌曲作为政治迫害及强制洗脑的工具。
胡平在声明中说：“《同一首歌》给许多法轮功成员带来了深重的心理创伤，不少人就在离开劳教所之后很久，一听到这支歌仍感到不寒而栗。” 声明还指出，中共政权利用歌曲作为迫害工具非自今日始。文化革命时，被关进牛棚的受迫害者就被迫举起双手唱《牛鬼蛇神嚎歌》。六四后很多劳教所或监狱，也常常逼迫政治犯唱所谓革命歌曲，不唱就打。
从杀气腾腾或肉麻吹捧的革命歌，到充满鲜花美梦的抒情小调，共产党的洗脑歌曲“与时俱进”。这不仅使一些文艺界人士甘心被利用，很多国人也难以体察文艺温情背后掩盖的血腥。以下是胡平先生接受大纪元专访，分析中共宣传手法的变化、对文艺的控制 以及暴政导致中国社会道德的不断堕落。
中共宣传手法的变化
胡平说：“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手法有很大的变化，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高喊“斗！斗！斗！杀！杀！杀！”，而是采取“稳定压倒一切”，营造“太平盛世”的假象。现在共产党利用文艺主要起到这个作用，让人忘记或者不知道，就在这个国度、就在身边发生，还有很多骇人听闻的罪恶。
几年前刘晓波就指出共产党对大众文化的利用，共产党想用一种娱乐化的、喜气洋洋、轻歌曼舞的方式来淡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来消解人们因为“六．四”所激发的不满情绪。有位美籍华人在91年去北京，感受到那种气氛，觉得不可思议，当年的泣血哭喊，同仇敌忾哪里去了？
过去共产党要整一个人、禁一本书，首先把这本书的内容公布，然后发动人长篇大论进行批判；现在它发现公开批判等于做反宣传，所以中共根本不提，悄悄地就把你给禁了，还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
几代中国人的悲哀
胡平还说：“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共产党的影响在减弱，但在艺术方面，它还是起很大的控制作用。比如一首歌要流行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要广播、电视里放才能流行。而共产党控制了一切资源，不符合它口味的歌曲，根本就没有流行的机会，所以，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歌曲都是经过共产党过滤的。我不是否定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切艺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八九民运的时候，示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高唱《国际歌》，高唱《血染的风采》，这并不表明他们都赞成这些歌的思想，而是没有其他歌可以唱。现在海外民运人士也是这个情况，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歌，有时搞个聚会，唱唱卡拉OK，多半还是唱那些“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虽然大家也知道里面的思想和内容有问题，但没有其他歌会唱，而生活中是离不开歌声的。民运人士也创作了纪念六四的好歌，但是由于在海外缺少相应的社会环境，这些歌流行不起来。美国剧作家威尔逊说；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歌。我们的悲哀，起码是我自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所以在这方面，几代中国人都是很可悲的。电影也是这样，为什么会拍出《英雄》那样颂扬暴政的片子呢？张艺谋可以对大家说他追求的是艺术，观众欣赏的也是艺术，片子的主题其实无关紧要。但问题是你要拍这种大场面大手笔的电影，你就要得到当局的允许。你要得到它的支持，你就要让片子里有它需要、让它满意的东西。于是你就和当局做了某种交易。
九十年代初期，红太阳颂的歌带很是热卖了一阵。你可以说那只是怀旧，怀念自己的青春时光，并不是歌颂毛。可是，你能想像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苏联人大唱斯大林颂，45年后的德国人大唱希特勒颂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
道德的堕落是暴政的结果
胡平还谈到中国社会道德的堕落就是共产党暴政的结果。他说：“八九六四时，学生在天安门绝食时，全北京的市民都坐不住了，体现了同胞之间的关怀。而六四镇压以后，这种关怀就被打回去了。现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手段之残酷，稍有正常心里的人都会很反感。但共产党就是镇压，于是很多人就为自己的沉默找理由，甚至还为镇压说话。这跟当年六四一样， 本来大家都是怀着同情心支持人们反对暴政的斗争，后来一看暴政势力强大，就不支持了，反过来还要否定。这就是道德堕落的标志。 ”
胡平说，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比十年前要更糟，实际上是不断堕落的过程。他强调，共产党暴政持续的时间越长，将来重建道德的就越困难。
（大纪元记者王珍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