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深知民间和网上对媒体颇多尖锐批评，批评媒体缺乏诚信，尤其批评媒体对重大事情或隐瞒不报，或混淆视听。我同意这些批评，也曾撰文不以遗力地揭露过媒体的欺骗。但我仍然相信在凄冷黑暗的铁屋里，总会有点亮火柴的女孩；面对无冕之皇的华丽新装，总会有说了真话的男孩。尽管火光微小，尽管人微言轻，但他们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希望和真实，而这是最有生命的。我也曾写过一首诗，最后几句是：“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我也坚信：总有一朵花是香的，总有一片情是真的，总有一滴血是热的，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和痴情，所以我对感动我的人物毫不掩饰我的泪水，任它夺眶而出。况且我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物，比如陈健，很多年前我就在黑龙江逊克县双河见过他，早就闻知他为金训华守墓之事，此事在当时和现在都争议甚大。另一位是这次的颁奖嘉宾徐本禹，他同时也是《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我曾想对他和他支教的小学有所表示，但他婉拒了，他发来的短信至今还很珍惜地保留在我的手机里。他当初和现在都感动过我，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真实性。
虽然举国上下的污秽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仍然有很多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灵魂。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河北一老人白芳礼，在生命的最后19年，即从他74岁开始，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陆续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他自己的生活如同乞丐，一日三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水。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捐款。学校要派车接他，他说不用，可以省下汽油钱给贫困学生买书，自个儿就蹬三轮到了学校了。在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事一说，台下一片哭声。许多贫困生上台从老人手里接过资助款时，双手都在发抖。去年9月老人去世了，终年93岁。
四川农村一患白血病的女孩佘艳，原是被一农民捡来的奄奄一息的弃婴，长大后非常聪明乖巧，很小就会洗衣烧饭，学习也很刻苦努力，不幸于2005你们5月患上急性白血病，因家境贫寒以及她的十分懂事，她决心不再给养父增加无力承担的重负，便放弃治疗，小小年纪就自己安排自己的后事，在病床上偷偷写下遗书，嘱咐后人将世界各地捐赠她的57万救命钱，分成7份，转赠给其他无钱治病的白血病小患者。一群署名“全世界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佘艳之墓”的墓碑上镌刻着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来过，我很乖……”她死时只有8岁。
真是感天动地！此时此刻，我在转述以上这一个特别老、一个特别少的两个人的特别感人事迹时，仍然热泪盈眶。我相信他们感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虽然他们不是“年度”人物，但他们是超年度的，至少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被我感动的大都是极为平凡的人：民工、农民、教师、学生、一般的公务员、普通的老百姓。有些入选《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我并不那么感动。比如有些官员之所以入选，只是因为在现今的官员队伍中像他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他的那些“美德”也实在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应尽的义务。至于体育冠军的入选，则是把追星当作了“感动”，何况他们的“拼搏”和“贡献”早已得到“荣誉”和“金钱”的巨大补偿。他们入选的更主要原因是政治的需要，是政府的作秀，而入选标准当然也不会离开意识形态的一定之规。这也是历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始终没有知识分子的缘故。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袁隆平、黄伯云等那些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人中之杰，值得尊敬。我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有自己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还能担当道义，介入公共事务，捍卫自由民主，揭露权力黑暗，成为社会良心。这类知识分子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感人吗？
2004年一家媒体就曾评选过“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推出50人的候选名单，但立即遭到另一家有背景的媒体的打压，于是这一活动就不了了之，销声匿迹。50人的名单中，是否所有的人都可称之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可商榷，但其中也确实有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如顾准、张思之、江平、邵燕祥、袁伟时、龙应台、刘军宁、高耀洁、丁东……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过中国，也令人感动。当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绝不止其数，如医生蒋和学者李，前者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揭示真相，震动高层，使之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拯救生灵。后者在耗费巨资举办的政治狂欢节中，写下宏文《风雨仓皇五十年》，襟怀坦白，大智大勇，真的是感动中国，令人泪下！最近以来还有以高、浦为代表的律师，以李、卢为榜样的报人，以及始终未放弃责任、未放弃抗争的作家刘、余等等，都是影响深广、感人至深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可以感动中国，但权势者惧怕这样的感动，并且阻止这样的感动，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感动会给自己脸上抹黑，而他们所操办的感动则能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最近阅读董健先生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再次证实知识分子的令人感动。董健先生在书中忧愤于腐败的教育和失魂的大学，主张“立人”为大学之本，开拓精神为崇高使命。这精神为：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因此他敢于揭露校园内黑幕，敢于在教育大臣面前指陈教育弊端。须知董健先生本人便是大学副校长，他如此放胆直言，乃是自暴家丑，自揭内囊，这是置既得利益于不顾的牺牲，是不惜遭到上司和同僚压力的勇气。董健先生在和《世相偶揭》和《招戏剧之魂》等几辑中，还把批判的矛头伸向校园之外，他透视某贪官的心理，揭露金大侠的虚伪，他忧虑流行文化对公民意识的颠覆，呼吁将人类文化精神注入当代文学和当代戏剧中……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出他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心怀感动。虽然我不敢断定董健先生的这本书，能否感动整个中国，但我敢断言，它定能在知识界、在校园内引起共鸣。
董健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跬步斋”，跬步，乃半步之谓。我理解这不是董健先生的谦逊，而是他的诚实，就如他在书中诚实地承认他在大学时于“红”“白”之间的彷徨，诚实地自责他不把以前错误荒谬的文章收入集子中的不坦然。取名“跬步”也是诚实承认他在追求中国进步的道路上只是迈出了半步，还未能大步前进。与那些犹豫彷徨、裹足不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董健先生的这种老实态度也令我感动。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我深信董健先生老而弥坚，志在千里，定会大步向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像董健先生一样在政治民主的大道上迈出“跬步”，那会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力量！
前几天，董健从南京打来电话，说起最近媒体的一件大事，还说起龙应台为这一事件所写的文章。他说，事情发生在大陆，质疑和抗议的声音却来自台湾，怎么大陆就无声息呢？董健先生说，他为此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失语、为自己的缺位感到耻辱。我听后，默然良久，也感到耻辱。我之所以说起此事，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董健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的书能不感人吗？
2006、2、18晚于上海善作剧楼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