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之前，毛就定下“决不施仁政”的统治纲领。建政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杀人不断。在红色的恐怖下，人人都噤若寒蝉，特别听话，以求保命。
在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的今天，专制的丑恶与不公也已经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识到，广大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律师界更不存在觉醒的问题，那么按照逻辑就应该会以人的姿态反抗强加于自身的专制，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这有点儿想当然。你看，六四血腥镇压以后，中国着实平静了十几年。中共政权也变得越来越残暴，越来越肆无忌弹，黑社会色彩也越来越浓。其根源依然是国民的怯懦。
认识到专制丑恶、凶残、罪恶的本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但认识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对专制的自动反抗。人还可以继续选择对专制臣服，继续选择对专制顺从，可以继续忍耐专制强加的羞辱和人格摧残，求得活命。如果说我们的祖先认为专制的存在是当然的，是必须接受的，因而不会觉得被专制是一种羞耻的话，那么现在人们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被专制，也知道被专制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但因为怯懦，不敢以身反抗，不去争取自己做人的天赋权利，而是把万般羞辱埋藏心底。这样没有尊严的生活会开心吗？
人性是有多种缺陷的，中共从体制上的细致入微到利益安排上的分层诱惑、从不遗余力的谎言欺骗到野蛮无耻的暴力恐吓，把人性的各种弱点利用到极至。中共正是利用了国人的怯弱维持着它的专制统治。
经过中共几十年的恐怖统治，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整体上趋于犬儒化，或堕落为专制的合作者，或被利益收买成为专制的顺从者，或者被专制的高压恐惧所震慑而装聋作哑忍气吞声苟且偷生，社会知识群体都可以犬儒化，在专制面前可以丧失反抗的勇气，遑论普通民众。知识阶层可以日复一日忍耐专制强加的种种屈辱，整个社会出现道德的贫困就不足为奇了。
广大民众一直承受着专制强加的羞辱，而知识阶层还要再接受自身怯懦所带来的再次羞辱。现在需要的是勇气。当今的时代早已不是处在需要启蒙的时代。如果需要启蒙，那也应该是良心的启蒙，是自由精神、道德担当和反抗勇气的启蒙。
就律师界而言，律师本应是社会正义真理公平的维护者和捍卫者。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律师却仅仅成为一种谋生方式，成为专制顺从者的角色。
2001年11月，洛阳的李苏滨律师状告司法局乱收费，遭到报复后继而状告司法厅，但河南上万名律师，竟然找不到一人愿意担任他的代理人。几次开庭当地竟然没有一位律师敢去参加旁听。后来他被所在事务所开除。
著名青年学者王怡谈到为政治异议人士辩护时说：“全国几十万律师，敢接这种案子的，据我所知绝不会超过20个”。
在中共镇压法轮功民众后，敢于为法轮功民众伸冤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唯恐避之不及。
连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界都普遍怯懦到如此程度，专制还有什么理由不为所欲为呢？。
非常可贵的是现今已经涌出了高智晟、郭国汀、郭飞雄和陈光诚等一批为数不多的不畏强暴为民请命的优秀律师。虽然他们仍然是极少数，但是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勇敢的挺身而出，承受着中共的各种压力和恐怖。面对勒令停业、便衣跟踪、造谣生事、粗暴的骚扰，以及发展到了蓄意谋杀而义无反顾。
我们看到，他们勇敢的抗争捍卫了律师人应有的尊严，而作为向来不可一世的中共则是万分恐惧了。如果中国的律师都像高智晟先生那样仗义执言，广大民众都不畏强暴起来维权，专制还会有存在的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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