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就树立了一个劳动模范吴满有。他在林伯渠主持的边区苏维埃大会上胸前戴上大红花，自此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延安赫赫有名的大文艺家蔡其矫、艾青、古元、莫艾、钟惦斐、凌子风等都根据吴满有的事迹创作了叙事诗、抒情诗、版画、人物通讯、电影（共产党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就连后来当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还写过一篇《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老军头王震把吴满有纳入麾下，授予二纵民运部副部长之职。不过峣峣者易折。此人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上发表反共讲话，把毛泽东弄了个灰头土脸。
被毛泽东誉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据目击者回忆，她临刑前吓得哇哇大哭，并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她那位能言善道、到处作报告的继母胡文秀更被文周西村的村民们举发为向“阎匪”出卖刘胡兰的叛徒。后经周亲自过问，“真正”告密的“叛徒”、当年的农会会长石五则被枪毙，胡文秀的“污名”得以洗刷。不过村里人都说，石五则是个替死鬼。近来更有人指刘胡兰是毛泽东的一个政治童工。
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另一个典型是张思德。他在一次意外中死亡，毛破例写了一篇祭文《为人民服务》，后来一度成为共产教徒的圣经。但新的资料显示，张思德的死，与他的任务－鸦片生产－有关。
至于后来树立的什么“卖菜大嫂”李素文、“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英雄”黄帅等等杂七杂八的“样板”，招来的不过是世人的耻笑而已。
共产党叫得最响的一个典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全国老百姓，从黄髫小儿到耄耋老翁，从满腹经纶的文人雅士到引车卖浆的凡夫俗子，都饿着肚子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可是毛主席本人却在中南海夜夜笙歌、遍撒龙种。
这说明共产党树立的各种“榜样”都是供普通人去效仿的，他们自己，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从来没有打算身体力行。
树立董存瑞是要更多军人“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扫清前进的道路”，树立黄继光是要更多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树立赵桂兰是要更多老百姓舍身保护国家财产，树立田桂英是要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为革命作贡献，树立孟泰是要更多人“节约闹革命”，树立王进喜是要更多的工人发挥“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树立邢燕子是要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安于农村“战天斗地”。即使是焦裕禄，也不过是提供给基层共党干部学习的。他的事迹很生动，但他绝不是“大干部”学习的榜样。因为那篇家喻户晓的通讯题目就叫《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穆青是个聪明人，他没写成“共产党员的好榜样”。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共产党员”包括了从马夫到中央主席的所有成员。
但笔者认为，恰恰是中共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掌握着党和国家命运的那几个人，才更有必要有一个他们共同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因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的常委们，虽然个个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教训全党全国人民头头是道，但现在流散出来的材料证明，他们的为人品质、道德操守，远不及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他们中有些人的自私、贪婪、伪善、残忍超过了历代统治者；其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更令世人瞠目。
我们只听说邓小平要向毛泽东学习，江泽民要向邓小平学习，胡锦涛要向江泽民学习，他们从来没有表示向人民学习，更不可能向人类学习。这就使中共领导人处于小圈子繁殖状态，一代比一代退化。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现在十三亿人同行，竟然找不到一个“师”，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一件事！
为此，笔者要郑重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推荐一位学习榜样。他就是孙运璇。
此公山东蓬莱人士，哈尔滨工科大学毕业，官拜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应当与各位政治局常委们属同级干部。此人刚刚过世，一生为人，当可盖棺论定，各位常委们学习起来不会发生吴满有那样的尴尬。
向政治局常委们推荐孙运璇，不是要诸公学他临危受命，克服重重困难，在台湾实现百分之八十地区通电的光明使者形象；不是要诸公学他紧追世界科技脚步，创造台湾起飞奇迹的经济推手精神；不是要诸公学他脚踏实地，成功闯过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实干家风格；不是要诸公学他留给后人的村村通公路、中正机场、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中钢、中船、中石化、新竹科技园、工研院、台电等诸多政绩；不是要诸公学他拒斥“泛泛于官事，营营于官位”的务实态度；不是要诸公学他和蔼可亲的平民宰相风范；甚至也不是要诸公学他尽其职权所能，宽待被镇压的美丽岛政治囚徒的宽厚胸襟。
笔者向政治局常委们推荐的是孙运璇一生不曾离开的一个字：穷。
孙先生一生发展顺遂，一出校门从工程师做起，很快被擢拔为工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赴台任台电处长、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经理。在尼日利亚担任电力公司执行长三年后回国，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后担任经济部长，直至行政院长。据说要不是患了中风，他可能是继任蒋经国总统大位的第一人选。他做的官不可谓不大，手里的权不可谓不重。可他一生与寒酸相伴，与羞涩相随，并以此为乐，为荣，为幸，为傲。
有些故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从做台电总经理到做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因供养家庭和为老母医病，家计虽然未到“揭不开锅”程度，却常常出现难以为继的窘况，以至部长夫人多年来竟是进出当铺和委托行的常客。而孙先生卸任行政院长的1984年，台湾的人均国民所得已接近3000美元。反观中国现状，不要说政治局常委级，就连那些七品县官，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富甲一方！
孙先生的表妹刘冰琦女士到台湾后长期与这位表哥一家同住，对他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她的一番回忆也颇令人感慨。她说：“我们都骂他铁公鸡、一毛不拔！”孙先生担任经济部长时，她们几个姊妹起哄，激孙先生说：“你从来没有请过我们吃东西，我们今天就去吃好吃的。”孙先生直说：“家里有东西吃，干嘛出去花钱？”但姊妹们不依。本想大哥这次要请她们吃什么好吃的，没想到，孙先生竟然提议去吃金瓯女中附近卖烧饼油条的路边摊，气得妹妹们直骂他小气。既然大哥那么小气，妹妹们就再拗他坐计程车去。一行五个人，孙先生舍不得叫两部计程车，决定妹妹们搭车，他自己从济南路宿舍走过去。一到小吃摊，孙先生第一句话就问：“老板，什么最便宜？”老板说：“烧饼油条最便宜。”妹妹们抢着问老板：“什么最贵？”老板说：“咸豆浆最贵！”“那就每个人来一碗咸豆浆外加一颗蛋！”妹妹们抢着答。“他的脸色真的变了，赶快看看口袋够不够钱。”现在想到当时表哥的脸色，刘女士还是觉得很好笑。
在中国大陆，领导人的生活都列为国家机密，国人无从了解。但人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与爱滋病患者握手，和农民坐炕头包饺子的特写镜头。不过观众总觉得他们的演技不如古月、唐国强、卢奇那么到位。
孙运璇有一段在非洲工作的经历，他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指名点的将。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找他谈话的情形也相当令人感叹。陈诚虽是浙江人，但还是投客人所好，以两碗山东水饺招待这位台电总经理。陈诚提及世银代表有意向政府借调他去尼日利亚兴建电厂时，孙先生立即表示同意。当陈诚 问他为什么愿意到非洲时，他没有共产党人通常的那种豪言壮语，也没有“为国争光”、“帮助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思想境界”。他只是说：“老实讲，我太穷，我受不了，我家人太多，薪水不够，母亲生病，我没有办法再养她。” 陈诚听了孙运璇的话表示，既如此，可以为孙加薪，他不必去非洲。孙运璇却说：“院长，你不能为我加薪，我一人加薪，那我的同事怎么办？”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为了养家糊口，竟至于愿意到非洲去工作，老百姓还需要对他的廉洁作考核吗？
这位宰相在位时严禁子女经商。他们成年后，不是在国内教书，就是出国谋生。他不论是在职还是退位，都一直租住公家的宿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过得悠哉游哉。他走了，没留下房产，没留下汽车。这使每年帮他填写向监察院申报财产报表的表妹刘女士感到轻松。她说，那么多栏目，她只需写“以下空白”就完成了。
“空白”二字，是灰暗的影子，许多人奋斗一生也摆脱不了；它又是圣洁的高峰，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份子们，多半为实现“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进”了一步。可惜就此也就无缘享受“空白”二字带来的如孙运璇那般的轻松、快乐、超然和自信。
全国人民“低标准，瓜菜代”的时候，拥有私人游泳池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存款，固然是一庄幸事，但是躺在水晶棺里听孀妻与二奶为争遗产而对骂，恐怕灵魂就不如乱葬岗里的野鬼那么安宁了。
依仗权势，怂恿儿子办官倒公司，以慈善事业做幌子，利用双轨制大发横财，固然得意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被世人唾骂。就算用坦克、机关枪暂时封住了人们的嘴，最终绝对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龙生龙，凤生凤：老子戴上三只表，儿子一出校门就可以当副院长、副总指挥，同时掌管26亿美金的大公司。共产党不是三令五申，不准党政干部和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吗？
家族垄断：自己做了龙头老大，就把自己的子女这里安个董事长，那里安个总经理，从投资到运营，实行全国性的家族垄断。台电总经理孙运璇的4个子女可是没有一个沾“电”字边的。
老婆打头阵：依仗封疆大吏的权势勾结走私犯，让老婆以公司名义暗通款曲，虽说有主子“罩着”，焉知不会有一天受到人民的清算！
劫贫济富：有钱就是主子，哪怕你是卖馄饨的出身Ｄ阈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