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不了解真正的中国

法国自诩为自由与人权的祖国。崇尚自由与人权的法国怎么会与中共专制政权结盟？鸡年刚过，这个多年来困扰观察家们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法国著名专业作家居伊．索尔芒（Guy SORMAN）于丙戌狗年正月出版的新书《鸡年》，以他在两岸三地取得的第一手材料，向法国公众展示了在法国报刊上往往看不到的中国现实。这本书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的政客与商人，如何被中共和它所谓的成就迷惑，宁愿与之结盟，也不去支援中国的民主人士，并指出，这种目光短浅的危险性在于，它不仅“看不见中国的真正的现实，而且也凌辱了中国的未来”。

索尔芒不是坐而论道的学者。一九六九年毕业于国立行政学院后，他一度曾在政治学院任教， 尔后，专门从事写作并创办出版社。他也是国际反对饥饿人道主义组织主席。有感于资讯渠道的阻塞，索尔芒零五年一月至零六年一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亲赴中国大陆等地，专门访问了一大批法国报刊不大报道的中国民主人士，解析了真正的中国的现实。他把《鸡年》这本书献给了“天安门死难者母亲丁子霖和政治犯师涛”。

为法轮功受迫害仗义执言

索尔芒开卷写道：“在西方，我们把民主人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这是一种缩水的提法。他们并不是边缘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从中国被共产党控制后，这些民主使者们一代又一代接力前进。共产党巨大的音箱竭力要盖住他们的声音，我们则建议人们听一听他们的声音。我们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也许就是中国的未来。”

索尔芒为此专访了反抗共产党的斗士，被斥为毒草的知识份子，追求信仰的人群以及在开放改革中受侮辱，被剥削的人们。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千百万人被打成邪教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实乃异曲同工，也是中共变本加厉继续暴力治国的写照。与被中共调教得乖而又乖或被中共吓破了胆的文人墨客相反，索尔芒没有回避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这个巨大的现实。他写道：“在中国，法轮功遭受迫害。它的成员被监禁，刑讯，在狱中‘意外’死亡，而他们的罪过不过是加入了一个宗教，相信他们的导师，如今在美国避难的李洪志。法轮功并不想推翻共产党，但对于共产党来说，他们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一群了，因而也就是反党的了。”

索尔芒指出：“法轮功之所以构成威胁，是因为它所活动的领域正是共产党驾驭不住的信仰与良心领域。”他补充写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多少个王朝都是被会道门造反推翻的......历史并不必然重复，不过，在北京的和流亡海外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们已经不再掩饰他们把法轮功视为他们的客观的盟友。”

“有人认为法轮功没有合理的内涵。但是，为民主战斗就要求我们支援有所不同的权利，即使我们觉得他们近似热狂。重要的是要弄明白为什么如今在中国，法轮功被看成是中共政权的头号敌人，而为什么它又在数百万中国人中引发出那么高涨的热情。”

除了法轮功外，索尔芒在对其他许多被监控，歧视，虐待的个人或群体访问后，直率地写道：“九成五的中国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然而，在一个极权国家，人们对党的不满，反对，乃至仇恨是无法度量的。调查很费劲，但不是无法完成的；别的人也在调查，记者，学者，经济专家，大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中国人不喜欢共产党。绝大多数中国人寄希望于另外一种少一点腐败，多些公正的政权。”

法国汉学家三次编造中国

在“党的末日”一章中，索尔芒把笔锋转向法中关系指出，法国“是中共朋友最多的地方”。法国为什么热衷于专制政权呢？原因就在于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编造出来的中国”。首先是三百多年前的法国耶稣会修士第一次编造中国，尔后是汉学家们在上个世纪第二次编造中国。如今，则是政客和商人第三次编造中国了。他披露：“及至前几年，法国大学大部分学术研究的题目，仍然是孔子的哲学，宫廷的掌故；很少研究当代中国......如果说第一次编造是保守的，一九七○年代起的第二次编造号称是进步的，但仍然与真正的现实不着边......一位在法国，意大利均被称为学术权威的人竟然写道：‘三年混乱之后，文化革命将开启千年的幸福’。另外两位新潮派哲学家把毛泽东看成是‘耶稣再生’，而小红书则是‘圣经再版’了......如今的政客或商人代表团与昔日耶稣会修士一样，只与朝廷和朝廷的官员们打交道。”

“由于档案封存，照片稀少，影片没有，共产党二十世纪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仍然是看不见的事情。因此，法国对中国的热忱，稍事摩登，便可一如既往了。法国历届政府，迈过天安门的外交门槛之后，把昔日对皇帝的赞赏转移到了共产党身上。中国今日的太平，崭新的繁荣都被记在共产党的账上；至于这种秩序是否是警察国家强加于社会的，人们是否害怕内战再起，这些对于法国领导人来说都无关紧要。前司法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一九九五年就说过：治理中国那么一个大国，只能用铁腕。他想像不出如今大部分民主人士都在考虑着的中华联邦。前总统德斯坦常常以他的汉学自鸣得意。到二○○五年他还说：‘中国太大了，不能组织选举。中国人是多神论者，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什么是民主。’”行文至此，索尔芒按奈不住地驳斥诘问：“照这位前总统的话说，是否要禁止加拿大人和巴西人在他们那些太大的国家里投票呢？是否要禁止印度人实践民主，因为他们与中国人一样信仰多神论？”

法国外交的戴高乐传统：不管人权

右翼领导人如此，左翼呢？索尔芒写道：“在并不热衷人权的法国，左翼前社会党政府外交部长韦德林担心的是，选举会把把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推上台，而这个政党对于世界秩序来说，比共产党更危险。言下之意是共产党不危险。这种看法在社会党人中间相当普遍。”《鸡年》作者随即指出，中共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危险的，对它的邻居也是危险的。

他进一步分析：“更一般地说， 法国的外交还乞灵与尊重文化差异原则，因而认为，中国人与我们不一样，不能把人权强加给他们！这种文化相对论，亦即对中国的热忱，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态度，更是取自于法国的汉学；三百多年来，法国的汉学不断分泌着关于一个声名远扬的永恒的中国的种种思考。”

在清算了古典汉学之后，索尔芒指出密切接触中国现实的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已然脱颖而出，但是他们在政界还不大为人接受，他们的影响还远远不如前述的佩雷菲特。

因此，“总地来说，法国的外交酷似古典汉学，而自得其所。法国的官员们喜欢有中国官员陪同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法国的外交政策都乞灵于戴高乐传统，喜欢国家与国家打交道，管它什么人权不人权。文化多样性的高谈阔论酿造了中国有别之蜜，而把捍卫普世民主人权的道义责任拱手让给了粗鲁的美国人。”

关于中国的未来，索尔芒在《鸡年》最后一章提到从爆发革命到维持威权现状四种脚本。然而，他访问过的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维持威权现状是可能的，但也是无法承受的。因为，“中共的合法性首先是靠那个对它顶礼膜拜的外部世界来维持的，而外部世界往往忘记了中共并不就是中国！”

索尔芒向法国政界商界人士进言，呼吁他们像当年支持苏联民主人士那样听取中国民主人士的意见，“否则，就请不要再说是人道价值准则的化身了”。

促使○八奥运变成八八汉城奥运

索尔芒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他写道，二○○八年奥运在即，中共政权对它在西方的形象很敏感；外部世界应在人权问题上向它施压，以使北京奥运成为开创韩国民主纪元的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而不是养虎遗患的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

过去十年间，官方法国的确为中共效尽了犬马之劳，在日内瓦埋葬中国人权提案的同时，连续向两任中共驻巴黎大使颁发位阶相当高的共和国荣誉骑士勋章；两千年时，为迎接中共红朝新贵，不惜冒干涉内政之嫌，在爱丽舍宫国宴上训斥台独，同时派出海军在台湾大选前夕，台湾岛门口，与中共海军联手炫耀武力，在光天化日之下，放出鹰犬，对手无寸竹的法轮功学员，施展雅各宾之勇；随之，与中共结拜为“战略伙伴”并敦促欧盟其他成员国跟进，接着又使尽浑身解数要求立即取消欧盟在六四后作出的对中共的武器禁售决定。有消息说，此举如能成就，下一步就是承认中共为市场经济国了。凡此种种颇使人有积重难返之感。不过，无论如何，索尔芒有一点看得不错：“中国的变化定将比法国的中国（中共）迷们快得多。”

二○○六年二月六日

《开放》２００６年３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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