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也想就此谈些看法与甘阳商榷。笔者甘阳太不了解大陆的情况，毛泽东“农民政权”严格讲只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王朝”的继续，中国大陆的历代王朝都是建立在 “农民暴动”的基础上，每当一个旧的王朝其官僚主义政治腐败到了极点，便爆发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暴动”，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中国这样的政治循环了几千年。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会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多少年来，当中国民众再次处在最困难时期，站出来为民众“打抱不平”者都是一些抱着“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他们打着“救星”、“救世主”的旗帜，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自己寻找了一个坐“天下”的机会。广大的民众送走了一个“旧皇帝”又迎来了一个“新皇帝”。
中国历史产生的“农民王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等级森严，官僚腐败”的封建官僚主义政治。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的政治的腐败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宦官弄权，官僚腐败。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冗之患”做了描写，摘要如下：
“古代中国封建专制皇权，有一个基本的支撑点，就是由官僚体制组成的监控网。这是导致官冗之患产生的主要原因。
为了构建这个监控网，官员的委任逾制超额，官署的设置叠床架屋。从汉代开始，设有县令、长、丞、尉、公卿、大夫、均为正式官衔，称为“长吏”或“大吏”。以下是胥吏，或“吏胥”“小吏”，虽不是正式官员，却人员庞杂，职称繁多。……先秦时代虽有号称“百官”，杨雄所记，不过二十五种。隋唐之后，“百官”之说便名副其实了。到了宋朝，本来是为官择人的，竟变成了为人设官。推行官在员多，不在得人政策。按照洪亮，游百川等人的估计，十八世纪的中国，一个县的胥吏在二百至一千人之间，到了十九世纪就增至三、四百到二、三千人之间。这情况，竟连咸丰帝也感到惊讶。他在一八五一年的一个批注中写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
关于官吏腐败问题，何博传写道：“治吏问题似乎从未解决过，历代官吏之腐败是最好的证明。官吏腐败之事，历代成灾。帝王猜疑寡恩，小人紊乱朝纲，妒贤忌能，官僚宗派门户纷争， 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从乡官到宰相，绝大多数人行为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他们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假公济私、尔虞我诈、搜刮民财、吹牛拍马、卖官卖法、偷国库、扣军饷、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侵田霸地、明抢暗夺、蚕食国家、鱼肉百姓。可谓有法皆枉、无处不贪，几与盗贼无异。官场中的“打点”，“规礼”，“照应”以及种种杂派，杂费，不可胜数。明代有本《虞谐志》；所例公差杂费就有：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吏房销名钱、粮房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例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不下几十种。《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记东汉权臣梁冀身败后抄家产“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因减天下税租之半”；清代军机大臣和坤被嘉庆赐死后，抄出财产不下白银八亿两，几乎相当于清朝二十年的财政收入，二十五年的财政支出，六十多年的财政盈余。时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之说。《魏书》卷一九有北魏吏部尚书修义传提到：“及在铨衡，唯事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史书中所记的这些例子，千不及一。王亚南曾愤然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贪污史。”
何博传所揭露的古代社会官场腐败如此，而现代社会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其官场的腐败不仅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而且在许多方面大超过了以往的封建王朝朝。毛泽东在“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传统“农民领袖”的意识下，通过“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的途径，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新的“红色王朝”，毛泽东是这个王朝的“帝王”和“皇帝”，在毛泽东的权力之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阶层，这个权力阶层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力，最高权力之下有与毛泽东一起“打天下者”的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他们都是权力的瓜分者和受益者。当毛泽东处在无权的地位之时，毛泽东也曾打出一些“打富济贫”的口号，摆出“救世主”、“大救星”的样子。但是毛泽东一旦夺取了政权，这时的“大救星”、“救世主”，已经变成了“暴君”、 “强盗”，他们原形毕露，他们早已忘记了曾与他们一起打天下的众多的民众，他们开始变整个国家权力为“私有”。他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在广大民众贫困上又建立起他们的王朝。
毛泽东的“红色王朝”的等级制度，以及其“宦官弄权 官僚腐败”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农民王朝”和“封建王朝”。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官僚不仅变整个国家权力为已有，而且变整个民众为“奴隶”，他们成了骑在民众头上的新的“老爷”、“少爷”、“小姐”、“太太”，他们开始在广大民众头上从新作威作福。无论从权力的拥有，从腐败的程度，从对民众的欺压等，共产党的“王朝”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下面仅举例说明：
１、从权力的拥有
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以来，二千多年来中国的权力一直都集中在“皇帝” 手里，皇帝成了中国权力有象征，广大的民众一直处于无权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现代“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毛泽东是现代的“秦始皇”。但是在权力的集中程度上毛泽东超过了秦始皇，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统一的结果，而毛泽东的中央集权则是中国大陆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秦始皇在当时只不过是拥有的势力在当时是最强大的，而毛泽东则是表现为对国家对民众的统治上则是最强大的。毛泽东通过“国有化”、“集体化”的办法不仅集中全国所有民众的财富和财产，而且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了所有人的思想，从精神和财产都控制和集中了中国民众。秦始皇在当时只能调动几十万民众修个 “万里长城”，给自己修个“陵墓”而已，而毛泽东则可以让整个中国围绕他个人运转，他一句话可以让整个中国数亿民众不生产，不劳动进行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他一句话可以调动全国所有的人力，财力与“帝、修、反”抗衡；他一句话可以让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民众“黑”的变“白”，“白”的变“黑”。中国历史没有一个封建帝王可以与毛泽东的权力相比。
２、从腐败的程度
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腐败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农民出身。但这些农民出身的“领袖”，当得到了权力便摇身一变，毛泽东成了紫禁城的新“皇帝”，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一个个成了新“王公”、“贵族”。这些新的“皇帝”、“王公”、“贵族”等其好处不仅仅只是拥有以往的权力，而在于可以从享以往的“福贵”。尽管毛泽东没有给支持他的广大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却给与他自己一起“打天山者”带来了无以比拟的好处。这些共产党的高官们可以任意的挥霍和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公费的住房、电话、交通、吃喝”等等。共产党高官最大的好处还在于以权谋“势”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共产党控制的部门和地方，那些利用职权，安插亲信，抢夺职位，任人惟亲。在共产党统治的部门如果想升官提拔，不知道拍马逢迎，或者没有亲属以及亲信的关系，想坐共产党的“官”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整个“官僚体制”就是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之上。
３、从对民众的欺压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口号就是“人人皆兄弟”。但实际上毛泽东建立并不是一个“人人皆兄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高官处在权力的最高层，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众都处在权力的最低层，他们包括广大的普通党员，和所有的工人，农民，以教师，绝大多数的干部。在这个最低层中尽管共产党的政权是依靠农民夺取的，但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农民又被共产党排在最低层的低层，在中国大陆的农民共产党通过所谓城市与农村的划分，农民被人为地成了低于“城市人”的人。共产党内部更是等级森严，上到共产党主席，下至共产党基层领导，从地方到中央都处在一种权力的统治下，连“退休”的干部也有科级、处级、地级、省级、国家级的区别。更为奇怪的是共产党不仅活人分等级，甚至连死人都分等级，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死都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但是都进“八宝山”也要分等级的，一九五零年七月，公墓工程破土动工，至一九六五年四月，共建有四个墓区，依次为中央领导墓区，省军级干部墓区，地师级干部墓区和县团级干部墓区。中共刚建国死的最大的官是任弼时，中共不仅把他安葬在“八宝山”，还迅速派一个班到八宝山为任弼时守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区、骨灰堂就是严格按照这样的级别分类的。在三个墓区中，第一墓区的政治规格最高，多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包括任弼时、彭真、姚依林、陈云、李先念等，然后再往下第二级台阶下是“四副两高”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国家元首副职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墓，另有一个说是自然形成的格局，这个墓区的东侧主要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西侧则有一些级别相当的高级民主人士，曾是开国初期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张澜也安葬在这里。
骨灰堂坐落在公墓院内中央，是一所二千四百平方米的套院，内分西、东两院，西院的正一室、附一室、附二室和东院的东一室外，其他二十个室寄存的都是处级到司局级干部盼骨灰盒。正一室、附一室、附二室和东一室是安放副部级以上干部骨灰盒的地方，四个室正面的木制格架上，是属于正部级以上干部的，两侧的格架，是留给副部级干部骨灰盒的。当然共产党的普通党员只能和其他老百姓死后是无法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的骨灰堂共有二十八间骨灰安放室，规格最高的是居中第一室，从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富春、许光达、陈赓、徐海东、林伯渠等到“末代皇帝”溥仪、李宗仁、傅作义、张治中等，也是秩序俨然。另有九间存放的是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的骨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中，“正部级要放置正面位置，副部级放在两侧。”整个骨灰堂的骨灰摆放都是按照生前的级别定的，所以有些夫妻因为级别不同而不能合葬，比如陈毅夫人张茜的骨灰就因级别不够，而不能进入中一室，甚至连属于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的骨灰也被分别安排在两处。这就是等级、身份的厉害，死后与生前一样，龙是龙，虎是虎，猫是猫，鼠是鼠，丝毫也马虎不得，也不容许马虎，一切都有“组织”安排，有着难以动摇的规则、规矩、规定，这是人间权势向另一维度的空间延伸。即使退一万步讲，人与人生前不平等，死后本该是万事俱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乃至化成灰烬。八宝山墓穴和骨灰堂的安排显示出一种凌驾在万物之上的异化力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倡导共产党员遗体火化，旨在“死不占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邓小平等先后在倡议书上签名。这一点他们大部分人都做到了，八宝山公墓为此专门设立了占地二千四百平方米的骨灰堂。毛泽东作为中国 “红色王朝”“开国帝王”，在他活的时候，拥有的权力和享有的富贵，人们的对他的歌功颂德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帝王”，而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厚葬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帝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不仅当政期间享尽荣华富贵，死了还指望把把这种荣华富贵带进“阴间”。从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开始，代代延续，而在近代社会里国民党为孙中山曾大修陵墓，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为毛泽东修建的陵墓超过了历史上的封建帝王。
毛泽东作为中国“红色王朝”的“开国帝王”，在他活的时候，拥有的权力和享有的富贵，人们的对他的歌功颂德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帝王”，而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厚葬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帝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不仅当政期间享尽荣华富贵，死了还指望把把这种荣华富贵带进“阴间”。从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开始，代代延续，而在近代社会里国民党为孙中山曾大修陵墓，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为毛泽东修建的陵墓超过了历史上的封建帝王。
毛泽东死后不久，共产党也开始为毛泽东大修陵堂，这个陵堂选在北京天安门南侧，他高三十三点六米，占地五点七二公顷，是一座宫殿式的陵堂。当时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有十几美元，全国大多数民众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处是饥饿和逃难的民众，仅在一些大中城市，每天乞讨的人群都以万千计算。共产党动员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建筑力量和最好的材料，一些单位还把共产党修建“陵堂”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据共产党自己报刊介绍，有记载的参加义务劳动的各界人员有七十七万八千多人，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贡献的物品有：福建南安的花岗石，云南的绿色大理石，用北京房山汉白玉雕刻的坐像，用台湾花莲蛇纹大理石制成的花盆；有大兴安岭送来最好木材，有天山雪莲花籽，还有湘潭的水泥，珠穆朗玛峰的岩石标本等。
仅以毛泽东制作的水晶棺来看，毛泽东逝世后，纪念堂里要陈放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解决用何种棺木方能保存遗体的问题。有关部门参考了国内外资料，决定采用水晶棺材。共产党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组织力量研制世界一流的水晶棺，水晶棺所用的特质优质天然水晶。然而，水晶原料为贵重稀有矿产，一个水晶棺材，起码要用十吨一级熔炼水晶冶炼。全部都是出自我国黄海之滨的江苏东海县，东海县发动全民人员来为毛泽东的水晶棺找矿，任务下达到海南岛一个水晶矿，该矿每月生产能力为三点五吨，一级品仅占百分之八九，即使加上库存原料，正常情况下完成任务起码要九十天。可现在规定必须在四十天内完成，怎么办？该矿决定：停止采掘，选矿车间连轴转，科室、后勤人员等，全部加入选矿行列。
毛泽东的水晶棺的熔制是由北京六零二厂，上海新沪玻璃厂和锦州一五八厂分别承担。为了运到北京，还数次动用飞机和火车专车，从东海县直接调动到北京的优质天然水晶二十五点二吨，运到上海五吨，运到锦州五吨，东海先后采集了三十五点二吨优质天然水晶。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四十天的任务终于提前一天完成了。这批价值数十万元、国内外少有的优质一级熔炼水晶，被专人护送到机场，护送到冶炼厂。一九七七年八月二九日，安放着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放入毛主席纪念堂。
对于毛泽东的尸体，为了使其不朽，共产党还运用了全国最高级和优秀的防腐专家和防腐材料。
为了对毛泽东的尸体防腐做到万无一失，据曾最近出版的徐景贤写的《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录》一书回忆，
“有一天，刘湘屏通知我，说是需要上海我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老人家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上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这可是一个难题，而且时间限得很紧迫，哪里去我无主的新鲜尸体呢？我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找到马天水、王秀珍商量了一下，我们三个市委书记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威虎两人我来，布置了这项绝密任务。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它，所以准备与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我表示同意。他们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押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常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个死刑犯就这样提前做了毛泽东的殉葬品。
再据共产党后来出版的书介绍：
“毛泽东同志遗体被保存下来，在世界上是继苏联的列宁、越南的胡志明之后的第三例。
毛泽东的遗体解剖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参加过毛泽东遗体卫生保护工作的著名实验病理学专家、古尸研究专家刘雪桐研究员说：在此之前，毛泽东的遗体什么也不准动，连“解剖”这一术语也避讳，只宜说给主席“手术”。
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前一年内，毛泽东遗体的卫生保护是北京的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进行的。当时，负责毛泽东遗体保护工作的除中央领导人外，还有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林均才教授和吴阶平教授，还有一九八二年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当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徐静副博士。他们每人带两个业务人员，八小时轮流值班，一直持续了一年，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共坚持了四年。
毛泽东同志的遗体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刘雪桐研究员说： “毛主席遗体保存采用血管内灌注和浸泡固定的办法来防腐。用的药品器材，要么是高纯度的，要么是最优质的，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和有利于遗体长期保存的设施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密闭系统。该系统恒温，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无氧，以防氧化分解蛋白。平时，遗体存于地下，瞻仰时升到水晶棺内一定的位置。人们瞻仰遗容后，大多数人认为与平常人的遗容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由于光学技术在特定条件下的统筹运用。”
毛泽东遗体的保存系统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毛主席的遗体身长都进行定期精密测量，大量测试资料表明遗体并未缩小，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测量为一点七八米。但个别瞻仰者为什么会有缩小的感觉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对此进行过研究和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视觉是有差别的，从视觉效果看，同样一个人的立姿要显得高大，瞻仰厅空间高大，瞻仰者与遗体之间的距离也会产生视觉上的差异。瞻仰前在室外等候时间较长，匆忙走近遗体也会产生视觉差异，这并不是遗体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参阅《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文化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下卷第一五七至一五八页。）
毛泽东生前拥有超过一切帝王的权力，死后享有超过一切帝王的“待遇”，仅毛泽东纪念堂的工作人员就有二百多人，共产党每年不知要花多少人力和财力为毛泽东这个死人服务，这就是共产党所谓“人民国家”，所谓的“爱人民”和“人民做主”的“没有帝王”的国家。
毛泽东的后继者显然是对火化倡议的嘲弄，也不知道是否违背了毛本人生前的意愿？毛泽东死后共产党集中全国财力、物力、人力和科学技术的精华，耗费巨资，为毛泽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堂”。毛泽东的做法历代君王，就连秦始皇这些大修“陵墓”者也是望尘末及。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打着“天下大同”的口号，但实际上毛泽东和共产党搞的都是最不平等，最不“大同”，连人死了以后都是分等级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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