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顽石城的环保组织“全球呼应”发出紧急呼吁，敦促其分布在92个国家的5千5百名会员向中国总理温家宝写信，希望他采取必要措施寻找、公布胡佳的下落，并通知其家人。胡佳长期从事保护环境、防治艾滋病的公益活动，自2月16日失踪至今。
2. 人权组织指中国当局继续收紧宗教政策
3月8日，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旨在维护信仰自由、推动落实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有关宗教自由的第18款的“论坛18”发文指出，尽管各类宗教在中国成长迅速、对宗教的控制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但当局的控制却逐渐收紧，并有持续的倾向。这篇由彼得森撰写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宗教政策在新法之下有紧无松”文章说，“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去年3月1日施行至今已有一年，虽然很难量化它的成效，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政府对待宗教的强硬政策与日俱增。相对“条例”而言，中国需要一部保护信徒权利的法律。作者表示，宗教对中国政府仍然是一高度敏感的话题，不大可能放松控制，现实中当局却很难控制。文中举例，俄国东正教虽然不在“条例”中5个合法宗教之列，但在黑龙江及新疆都存在，哈尔滨更有一家东正教会在地方政府的许可下已经运作了许多年。另外，国家层面的“条例”自身含糊，而各个地方对“宗教”、“封建迷信”、“宗教场所”等的定义和界限也不一样，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任由地方官员解释，让信徒们无所适从。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对儿童信仰权的侵犯，比如在新疆，当局规定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进入清真寺。该文的结论认为，中国当局是按照自己政治需要来制定宗教政策，而不是依照法律。作者强调，中国民众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获得更大的自由， 这只是时间问题，不幸的是，去年一年的迹象显示，中国当局没有表示任何诚意为宗教自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 “国际笔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李元龙
3月8日，“国际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敦促其成员写信给中国当局，抗议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关押记者李元龙，并要求立即释放李元龙及其他在押的网路作家。李元龙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于去年9月被拘留至今。“国际笔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行使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第19款中表达观点的权力，而中国是这个公约的签字国。原为贵州“毕节日报”记者的李元龙，现被囚禁在当地看书所，据传身体状况极差，家人不允许前往探访。
4. “人权观察”敦促中国人大代表监督政府保障人权
3月10日，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位于香港的办公室发出呼吁，敦促人大代表不要做橡皮图章，应该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确保政府追究那些严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官员的罪责。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将于3月14日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投票。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要求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而且，按照中国法律，人大代表在会议的言辞和投票不受法律追究。“人权观察”的亚洲部主任亚当斯说：政府官员每天都在侵犯人权，立法机构有责任监督行政部门保持承诺。投票是秘密的，并且使用电子投票系统，因此无法追踪个人代表的投票。他表示，行政权力不受节制、官员滥用权力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担忧，“现在是代表们行动和推动有效保护权利的时候了。”“人权观察”认为，在目前人民投诉渠道缺乏、信访困难重重、维权律师面临高压的情况下，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的角色尤显重要。
5. “中国艾滋团结网”呼吁当局立即释放绝食人士
3月10日，“中国艾滋团结网”从美国纽约发出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请愿信，呼吁立即释放参与绝食接力的维权人士。该组织是由多个国际性的防预艾滋病及人权团体组成的联盟，于2002年为营救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人士在纽约创立。这次信上签名的还有一百多位律师、大学教授和中国学者。自2月中旬起，已有10多个维权人士遭到当局拘禁或者失踪，其中包括胡佳。参与签名的团体有“人权观察”、“加拿大艾滋法律网”、“艾滋政策项目”、“泰国艾滋治疗行动组”、“美国人类学协会人权委员会”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墨西哥的卫生与发展组织。个人签名的包括著名教授狄百瑞、法学家科恩、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等。联盟的一位创始人认为，中国政府继续迫害自己最好的艾滋病防治专家、最好的律师，关押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这不应该是一个想寻求稳定、成为世界领导的国家的长期战略。
6. 艾滋病患请愿者遭软禁消音
3月11日，“人权观察”发布消息，指中国当局在人大期间，正采取软禁的方式，阻止河南的艾滋病患者上访。据20多家中国民间组织报道，为阻止这些上访者前往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人大请愿，当局将他们羁押在家里，由警察看守。“人权观察”的亚洲部主任亚当斯表示，因政府医院过失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长期以来得不到治疗和赔偿，现在甚至不能向可以帮他们的决策者递交述状。1990年代，河南省当局鼓励人们捐血，当地许多低收入的农民卖血时因医院使用不洁针头，大量的人因此感染艾滋病。亚当斯指出，中国政府一直请求国际社会更开放地处理艾滋病事务，但他们自己的行为却是另外一套，那些最能有效防治艾滋病的人就是病患，而当局正在压制他们。
（本期编辑 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