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纪元记者对高智晟的追访之九得知，山西农民对中共有多恨：
现在的警察只要去农村，老百姓会打得他们头破血流，车子都不让他们进入，烧掉他们车子，前几天警察被一个村的村委领进村还给石头给打出去了。
山西农民秦应泉所在地政法委的人到他们村装模作样“访贫问苦”，老百姓去了一百多用塑料袋蒙面的人，每人左骼臂上扎着白色的羊肚子手巾，拿着棍棒和石头打得他们狼狈不堪，最后叫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半夜把他们接走。
山西吕梁地区去年招待所宾馆的地下室被农民把整个楼房地上放了几十吨炸药，准备在当地中共领导开会的时候引爆。
据说山西离石有一个人振臂一呼就可以动员起几万人暴力反抗中共。
今年山西火灾事故非常多，就是农民在发泄不满，人民在发泄不满……
高智晟告诉记者：在山西凡是他和马文都走过的地方，让中国人抛弃反动的独裁统治，抛弃中共，已经无须任何人去做心理的动员，一开始和人们沟通，人们总是急切的问要“如何、如何抛弃这样的政府”。尽管高智晟一再给他们讲，不能用暴力，而凡他们走过的农村地方，“看到人们所有的心理准备都是准备用暴力来埋葬中共……都是在等机会”。一听到高智晟说“必须结束独裁反动统治，这些人的眼睛闪闪发光”，显露出很危险的“暴力的倾向”。
高智晟由此感觉到“整个中国民族现在真正的就坐在火药桶上”，人们渴望“用暴力来埋葬中共”，不惜用生命为代价来“结束共产党的狗命”。
高智晟在极度的忧患之中，对这个“火药桶”的概述未必准确，但说农民对中共的残暴统治已经“水火不相容”，这种感觉应该是对的。让我看，未必整个中华民族都坐在火药桶上，但说中共正坐在北方农民的火药桶上，大体上没错。
二、难舍自我，文化市民成为农民火药桶的盖子。
现在的问题是，得让中华大陆各地城市的市民知道这个危机，站出来化解。
中共当然早就知道它所面临的危机和最终结局。但它的邪灵•邪魔凶兽本质注定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善解这一危机。共产党在正式成立之前半个世纪，在还是思想幽灵的时候，就敌视道德－－反一切家庭、社会的文明。较之苏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更强化领导权和生存权的合二为一，更是以善为敌－－反所有家庭、社会的和谐，以党性反人性，以阶级斗争贬抑善性。所以才有江泽民时代在老人党们都炼法轮功的情况下，在亡党亡国的恫吓下强行启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拒绝放弃对中国人进行邪恶的斗争、革命、专政等思想教化，自己封堵了它转型为中国国民党、美国共和党之类的政党，坚持将以“斗争、革命、专政”为核心的邪教进行到底。如此中共所造罪孽比苏共、东共更严重，惟有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把人类变异人性、佛性而生的兽性、魔性推到极致，故而竟然能制造出以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为代表的、注定要遭天杀的36个人间地狱•魔窟。
如此中共邪灵如此罪孽邪教绝不可能像苏共、东共那样消融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和国家里，必定要在天界彻底销毁、在人间彻底清算，这不是以愚善的中共奴民、弱善的识字精英的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在中共公然挑战天地和人类之共享的真、善、忍大法并被揭露邪灵本质、邪教本性、邪魔真象、流氓特性之后还企图亲共、救共、容共之人，神和人都不可能答应的。即使这样的人看起来还很好，却在法轮功替中华民族承受了类似罗马时代基督徒背负了十字架苦难之后，对这些修炼者不畏邪恶魔难、坚守做好人的圣洁情怀没有敬意，对这些圣徒们主观上为救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市民）、客观上却为中共邪灵被销毁、组织被解体之后出现的公民社会、自由人权、民主政治开拓了道路的“传九退三”活动，不予响应、甚至莫名地敌视，客观上成为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共谋，成为36个人间地狱•魔窟解剖修炼人的活体器官和焚尸毁迹等深重罪孽的默许者。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市民，是读书人是识字分子或所谓精英，他们拥有电脑、手机，甚至有突破网络封锁去海外网站获取法轮功详尽的受迫害真相的工具或能力，他们是最早得到传九揭邪、促三救人的资讯的人，甚至可以比唐子更早好几个月加入这个争人权•反迫害和解体中共•复兴中华的活动，但他们或旁观或嘲讽，没有参与更没推广。人人皆有的魔性－－自私自利、欺软怕硬、忌妒心、显示心等－－在这个好与坏、善与恶、正与邪的对决的时候违背自己内在的佛性强烈地表现出来。他们放不下中共强行灌输给他们心智里的无神论、进化论观念学说，放不下自己认识的那一套没有宗教文化或道德信仰支持的思想成见，放不下在法轮功面前由于对气功的态度而形成的傲慢和偏见。这三个心中的放不下，加上身体上放不下的比农民好的物质利益和现实生活，他们有意无意地跟乡村农民对立起来－－引领注定永远失败的试图改造中共邪教为政党的非暴力合作运动，农民对前途无望滋生出对中共制度的暴力仇恨心理－－成为农民火药桶的盖子。
三、放下自我，文化市民与乡村农民合作争人权。
高智晟亲密接触陕西榆林民营石油业主和山西离石农民之后，对暴力让仇恨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忧虑：“人们所有的心理准备都是准备用暴力来埋葬中共”，“我觉得暴力几乎是许许多多人血液当中的东西，是深入骨髓的东西……是一种很成熟文化的东西。”高智晟大智大勇地超越大陆维（奴）权的非暴力合作，苦口婆心地劝这些一想暴力反抗中共就“眼睛闪闪发光”农民进行非暴力抗争（不合作运动的设想可能还在老高的思想里孕育，但系统化和理论化并非其擅长）。
相比高智晟，刘晓波先生在中华自由主义运动史上无疑具有更久的资历，也的确具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然而其人本主义的自由思想或曰人本型自由抗争策略，对中共揭暴政避邪恶。近日里刘先生在其《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侧重论证了“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以谋取“自由中国”的思想。谈的是争人权，却沿用了民间用惯了的维奴权概念，故而基本上属于学人争自由人权的“知行合一”思想阐述，对于真正走进了民间争人权运动的高智晟以及追随他的市民和农民基本上没有指导性。高智晟放下了自我，刘晓波未能放下，敲锣的没有鼓。
所以当高智晟跟马文都谈及他的“人神分工”的思想时，我体会到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望神的谦卑和先行者的孤独的无奈的两种感受的混合。我更担心一旦非暴力抗争由于市民被中共邪灵之恶迫、魔惑所制而总体缺席时，农民的火药桶真的炸了。那时候中共肯定是被炸没了，但暴力的冲突中农民和市民可能都会死人惨重，也许陕西刘伯温碑载所测“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之惨景就会出现。这是中国人今天一定要洞见并尽人事而提前预防的啊。当然还要神助。
其实刘晓波的“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以谋取“自由中国”的思想，真的可以指导高智晟律师的倡导的绝食接力活动和目前在外地的讲真相活动，却需要众多学子型市民（包括老刘）放下自我，走出书斋和熟路，去和民间真正融合。
四、言论自由，从全民使用人民币灭党钞以去除恐共心理开始。
言论自由在中共国的取得，离开揭邪弃党的讲真相和离邪教的行动，再100年也别想。当然，中共也不可能再统治中国100年了，就是再统治5年，那等待中华和世界的都必定是军刀现代化计划执行的结果－－中华没了，世界原始。然而，神的确也做了他的事，那就是点化中国人民制、传人民币灭党（救人）钞。
言论自由在中共国已不是一个理论阐述和学者启蒙的问题，仅仅就是一个去掉恐共心理的实践问题。各人都全凭各自的生存智慧在对中共俯首称臣（奴）之前提下取得一些不能全民共享的“自由”特权，中国人还是没有自由。中华大陆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全民去掉恐共心理的简单可行的共同行动。制、传人民币灭党钞，就可以达成如此功效，不需要统一思想，只须去用特制的人民币就可以了。
关于人民币灭党钞可以迅速瓦解中共网络和媒体封锁使传九评、促三退的活动公开化，我在《如果袁宝璟用5亿张人民币传九促三……》文章里已有阐述。本文不再细说人民币灭党钞的具体制作和可能起到的历史作用。我只想指出：如果所有打算从经济上支持高智晟的市民，请把你打算捐赠的钱制成印有传九揭邪•促三弃教的灭党钞，通过各种方式或者经由法轮功学员或乡村农民使用出去，市民和农民便有了简单且统一的非暴力解体中共的行动。农民由于可以看见中共被抛弃的希望便不再企图用暴力泄愤，市民由于敢于公开谈论和参与“传九促三”活动便去掉了恐共心理并真切地有了全民争得的、共享的言论自由的开始。刘晓波关于“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以谋取“自由中国”的思想才有真切的起步。
结语：争取共享的言论自由，全民非暴力地抛弃中共。
这便需要市民与农民有合作弃共的态度－－全民与中共的非暴力不合作。
尽管如此，依然还会有相当多的人由于被中共从小到大灌输的邪恶的文化教育的毒害，对共产党的怨爱式幻想、对法轮功莫名的忌恨、对安稳的奴民生活的恋恋不舍，迈不出三退兴中华的脚步，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依然免不了，还可能有相当多的人糊里糊涂的死去。但由于传九退三人人知道，所有人都有了公平抉择的机会。这对乡村的农民和城市非电脑一族的市民也比较公正，使他们不至于成为城市里识字精英私心和怕心坚守不能被共享的“骂共”特权的牺牲品。
农民的火药桶将因为文化市民的盖子被抛开，中共雷管被除掉，也就避免了因中共邪恶而与市民同归于尽的灾祸，进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灭绝得以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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