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蛋蛋在父母的万般呵护中慢慢长大，夫妻二人虽辛苦却也无限欣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打破了这个普通家庭的美梦，小蛋蛋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1995年5月19日，出生刚３个多月的小蛋蛋在母亲的怀里哭闹不止。赵美兰发现，孩子的肚子开始发胀肿大，呼吸越来越急促，眼睛直望上翻。心急如焚的母亲抱上孩子就赶到了上蔡县人民医院，经检查，孩子得的是肠折叠，这可吓坏了赵美兰朱春意夫妇。主治医生范XX告诉他们，孩子需要马上动手术，并且需要输血。朱春意提出输自己的血，但医院配型后却发现不适合，而母亲赵美兰与小蛋蛋蛋的血型同为A型。医院从赵美兰身上抽出250CC的血液，因为蛋蛋年纪太小，输血至100CC时，孩子的头皮已经通红，剩余的一大半血液便被丢弃了。
孩子手术后第4天，也就是5月23日，医院又从赵美兰身上抽取了250CC血液，输给了孩子，此时蛋蛋的病情已基本稳定。第３次输血的时候，主治医生建议用医院库存的血浆。赵美兰有点不乐意：“母亲的血输给孩子不好吗？为什么要用医院的血浆呢？”可医生告诉她，血浆是从血液里提取出来的最有营养的东西，比鲜血要好的多。赵美兰夫妇不懂这些，救子心切的他们最终采纳了医生的建议，交了100元钱买了两袋50CC的血浆。血浆顺着输液管输入孩子的身体，很快地，流遍了孩子体内的每一根血管……
就是从这一刻起，小蛋蛋的命运被彻底地改变了……赵美兰一家万万没有想到的，医院输给孩子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两个多月前刚刚颁布法案，禁止销售和使用的血浆，而这些，赵美兰夫妇是事后在法庭审理此案时才逐步了解到的。这些被怀疑携带着艾滋病毒的血浆，本该严加封存，却在此刻输入了一个刚出世３个月的幼小生命的体内。
由于手术做得比较“成功”，6月12日医生通知赵美兰夫妇，孩子可以出院了。在医院治疗的20天里，虽然花去了近两千元的费用，赵美兰夫妇还是深感宽慰，毕竟孩子已经“完全的康复”了。孩子就他们的一切啊！
转眼到了2000年，小蛋蛋已经六岁了。细心的赵美兰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发育得不好，平时生的一些小病也特别难治。但她安慰自己：也许因为蛋蛋在很小的时候动过手术，伤了元气，长大了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所以她特别注重孩子的营养，再贵的营养品，自己省吃减用也要给孩子添上。一家人的生活都来源于朱春意一人的工作，每个月仅仅几百元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蛋蛋身上。日子过得是极清贫的，但看到活泼可爱的孩子，夫妻俩总是乐在其中。
那年朱春意因工作需要，到芦岗乡大吴村委下乡住村。当时上蔡县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已经泛滥成灾，而朱春意所住的村就临近艾滋病问题最早曝光的文楼村。
每当从丈夫那里听到有关艾滋病大流行和感染者接二连三死亡的消息，赵美兰心里就发毛。莫名的，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想到蛋蛋也曾在医院输过100CC的血浆，想到平日里儿子经常感冒发烧，想到他吃什么营养品都不见长的身体，她开始有些担心、害怕了，她甚至不敢再往下想。“蛋蛋”－－她唯一的孩子，在她的心里，孩子就是她的一切，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唯一！
她把自己的惶恐告诉了丈夫，她不知道丈夫是在劝慰她还是真的不在意：“大家都知道卖血的会感染艾滋病，哪听说过输血也感染艾滋病的？咱的孩子不会有事的！你取点好、积点德吧，不要再诅咒自己的孩子了。”
丈夫的开导，赵美兰并没有听进去。她说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自己和孩子息息相通，她能感觉孩子的身体出了问题。
2000年6月13日，赵美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天。那是他们一家噩梦的开始……
那天，丈夫上班走了，整天为孩子的身体惴惴不安的赵美兰下了决心，她要带孩子去做体检。怀着无法释怀的忐忑和难以调解的矛盾，她作了决定。
推出自行车，她把身体瘦小的孩子放在坐椅上，自己却没有骑上车。是不想更是不敢，她怕去医院的路程太短，她想就这样带着孩子一直走下去，无限走下去，永远不到终点……
医院终于还是到了，赵美兰大口喘着气，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心慌……就这样喘着，伴着心脏“咚…咚………”的协奏。六月的天气已经闷热，她却控制不住地打着寒颤，眼睛里并没有泪花，却似乎很难看清楚东西，耳朵里莫名传来奇怪的声音，她感到头重脚轻，像是快要晕倒了……
……
诊室里，抱着孱弱的儿子，她断断续续述说了来意。医生告诉赵美兰，如果检查的结果是阴性，医院将收取７０元检测费；若是阳性就会再查一遍，如果两次结果都是阳性，医院就不收费用了。赵美兰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她太想花那７０元钱了。
……
殷红的鲜血从孩子的指间涌出，即刻充盈了针管。因为是初筛，等待结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对赵美兰来说，这段时间是那么的漫长，心在等待中煎熬，她拖着不住颤抖的双腿，抱着孩子在医院的走廊里一遍遍的来回走着，仿佛脚下铺设的不是平坦的水泥路面，而是滚烫的碳火，锋锐的刀刃……
“赵美兰，”是在叫她，声音并不大，她却听到了。转过身去，带着死灰的脸色，她走进诊室。 “HIV初筛，呈……阳性”。“阳性！”……像只巨型的铁拳，那声音重重地捶在她的心上。本来抱着孩子的她，一下子坐到医院的地板上。她瞪大了眼睛，想要看清些什么，但眼前一片模糊；医生似乎说了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有听清。只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耳际回荡：“……阳性！……”，这声音不断扩大，越来越响，直震得她耳目眩晕、四肢瘫软……
不知过了多久，她恍惚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是蛋蛋，她一下子清醒了。孩子还在她的怀里，她的手依然环着，只是更紧了，孩子也许是被勒疼了，或是吓坏了，哭声一声大过一声。身边围着一些医生护士和看病的家属，她已记不清自己是怎样从医院的地板上爬起来，又是怎样坐到凳子上的了。然而孩子稚嫩的童音她却清楚地记得：
“妈妈，你怎么了？ 抽我的血，你又不疼，你哭啥了？我还不怕疼呢！”蛋蛋搂住妈妈的脖子，凑上湿湿的小脸……
看赵美兰已经没有了走动的力气，医生安慰她说：“别怕啊，这不是板上钉钉的，这叫初筛，不一定准，我们再给孩子检查一次。” 赵美兰下意识地点点头。
二次结果出来的时候，朱春意也来了，医生告诉他们说，第一次检查错了，再次检查的结果是阴性，不是阳性。但他们离开的时候，医院没收费用。随后，他们从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处得知，两次的检测结果都是阳性，孩子已经感染了HIV病毒。至于医院为什么要向他们隐瞒真相，据说是为了让他们一家顺利地走出医院……
赵美兰和丈夫被突如其来的打击给击懵了。朱春意无心上班，两个人躺倒在床上，生活失去了目的。赵美兰默默地把孩子搂在怀里，紧紧地，像是要留住掌心急速消融的冰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像是要在眼底定格稍纵既逝的流星……她褪去熟睡的孩子的衣服，孩子瘦小的身躯露了出来。就是这个孱弱的小生命吗？寄予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像呵护幼苗般的悉心照料，他本该快乐健康地长大，然而……赵美兰轻轻抚摸着、亲吻着儿子清丽而略显瘦弱的脸庞，这张小小的面庞曾经多么欢愉地笑着，绽放着冬日暖阳的温馨，清溪流水般的笑声仿佛就在耳畔……夹带着泪水，赵美兰把孩子搂得更紧了……
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星期的赵美兰夫妇，终于在亲友的劝说下，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们来到县人民医院要问个究竟，毕竟他们的孩子是在医院输的血。他们托熟人在医院里找到了孩子当时住院的病历，并咨询了相关的医生。但医生告诉他们，因为输血时也采用了母亲的血液，所以首先要验证母亲的血液是否健康。医生建议他们都做个检测。
2000年6月17日，赵美兰夫妇的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都是阴性。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排除父母将病毒传染给孩子的可能。
但赵美兰夫妇还是不踏实，他们决定到河南省防疫站做个确认鉴定，这样也可以为下一步诉诸法律留个证据。
2000年6月23日，赵美兰夫妇带着孩子来到了河南省防疫站。得到的检测结果和县医院完全吻合：夫妻两人HIV的检测结果都为阴性反应，而孩子的却是阳性，也就是说，父母都是健康的，孩子却是HIV病毒携带者。至于孩子身上的HIV病毒从何而来，夫妻两人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拿到化验的结果，赵美兰朱春意心情沉重，他们决定用法律手段为孩子的生命讨回公道。尽管当时他们并不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颁布了有关强制关闭和坚决取缔单采血浆的通知，而他们的孩子正是在这条法令颁布后不久，由医院做主使用了已经封存起来的血浆。
2000年6月26日，他们聘请了律师，到河南省驻马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将上蔡县人民医院送上了被告席。
那天，赵美兰夫妇的心情像天气一样阴沉。带着瘦弱的儿子，他们起程了，然而途中天气突变，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上天似乎也在为他们不公的命运呐喊，却又像是在考验他们上诉之心的坚韧……
他们向法官递交了诉讼书，那血与泪熔铸的文字似乎打动了法院的法官，他们表示会秉公办案。
同年6月29号，中级人民法院的4位法官来到了上蔡县人民医院，提走了当时的病历。
等待法院开庭审理的日子是漫长的，那段时间里蛋蛋也像以往一样经常发烧感冒，赵美兰常却无法正常地吃饭和睡觉，她的内心满是恐惧：艾滋病一旦病发，生命是无可救药的。孩子那脆弱的生命能维持到法院宣判的那一天吗？为了延续孩子的生命，夫妻二人东奔西走、寻医问药。得知一种叫“干扰素”的药物能增强免疫力，夫妻二人拿出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打这样的一支针，需要20元钱，偶尔一支也许不算什么，可这“救命针”须得每天一支，对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再加上其他营养品的开销，家中几乎一穷二白。然而，“只要能让孩子活下来，就是扒房子卖地我们也再所不惜。”为了家里的命根子，赵美兰夫妇决心已定。
2000年8月30号，赵美兰终于接到了法院开庭的通知。怀着希望的曙光，他们一家又踏上了前往驻马店的的行程。
肃穆的法庭上，法官宣读了原告赵美兰的申诉状，被告方上蔡县人民医院的代理人是该医院的副院长聂省。
法庭辩论中，被告方代理人提交给法院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紧急通知作为证据，并申辩：该院已根据1995年3月国家卫生部发布的有关法令，关闭了单采血并销毁了所有单采血浆，血库中已无血浆可以提供给病人输用。同时指出：原告之子所用血浆并非医院提供，而是由孩子的家长在非法卖血点自行采集。被告坚持：血浆是由原告家属自己带进医院的。当法官问及被告是否有确实证据时，原告答曰，没有。作为受害人的原告赵美兰情绪激动，她质问被告：“有谁见过病人自己带着药物去医院？如果我们能自己治疗，还到医院干什么？”被告人没有法律依据的空想同样遭到了主审法官的否定，原告律师更是义正辞严：“如果卫生部门已经下达了有关血浆的规定，为什么医院还有封存的血浆？明知道这些血浆存在着危险，为什么还要卖给病人输用？如果血浆不是由医院提供的，为什么病历上还有主治医生的签名记录？……”
法院没有当场判决。中场休庭的时候，被告方律师找到赵美兰，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说，“对你家庭的遭遇我很同情，因为我的孩子和你的一样大，我体谅做父母的心情，这点钱不多，是我自己的，你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吧。”赵美兰流着眼泪，没有接他的钱，但他执意要赵美兰留下，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令赵美兰一家没有想到的是，法院的审理就此中断。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地区领导下达通知，涉及艾滋病的任何官司都不得审理。
寻求公正的希望成了泡影，赵美兰一家再次遭受无情的打击。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他们已倾家荡产，无力再去支付儿子的医药费；如今官司不了了之，他们希望通过赔偿来维系孩子生命的这根细线也就此断了。
看着孩子的生命像秋风中的黄叶般一天天枯萎，赵美兰朱春意焦急万分。他们真想找人去拼命，可找谁？怎样拼命？两人的心中一片茫然……作为一对普通的农村夫妇，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赵美兰放下自尊，找到县人民医院的领导，幻想着能用哀求和婉言博得他们的同情与怜悯。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啊，做父母的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健康的成长？现在无法奢求健康了，哪怕是微薄的资助或是点滴的照顾，让孩子能尽可能舒适地度过所剩不多的日子，她也心满意足了。
然而，医院给出的答复是冷漠的甚至是残酷的：“只要法院判决，判我们赔偿多少我们就付多少，现在我们没法答复你。”
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啊！都说医者父母心，可如今这所谓的白衣天使们怎么就这般铁石心肠？孩子的惨剧可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啊！愤怒之下，憨厚老实的朱春意想到了上访，他们要到北京去找大领导！
为了儿子生命的一线希望，为了讨回本该属于他们的公道，一家人西拼八凑了路费，一路颠簸来到了北京。
都市的繁华他们无心理会，对赵美兰朱春意来说，儿子就是全部，就是他们的繁华、他们的未来。
赵美兰和丈夫找到了北京上访接待处，一个负责河南区域名叫王玉红的女士接待了他们。听完赵美兰一家的遭遇后，王女士深表同情也表示会给予重视，并交给朱春意一个联系方式，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找她解决。但前提是带着孩子先回河南老家，因为事情的处理需要一个过程。
纯朴的赵美兰一家回到了河南，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在了无音讯的等待中沉沦……赵美兰几次拨打王女士提供的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人不在办公室。
再上北京是没有路费了，他们又来到省城郑州。找到信访接待处的时候，工作人员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如果法院判决你的官司输了，你觉得冤枉，我们才负责调查，现在地区法院并没有给你们判决，我们是无法立案的”。
夫妻俩哭笑不得，上访看来是没有希望的。更糟糕的，蛋蛋的身体一日比一日更差了，原本就瘦弱的身体，如今更似干枯的芦柴棒。周围家庭几个同病相怜的孩子的相继离开，仿佛也在昭示：他们的蛋蛋归期不远了……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借遍了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欠下的钱尚且没有还清，更从何再找钱来。没有钱，孩子的一切医疗、营养全部中断，只有眼睁睁的等死！
伤心绝望之下，赵美兰只能用上了农村的土办法，她和丈夫找来一张鱼网，跑到离家很远的一个河塘去捉蝌蚪。听村里人说蝌蚪生吃可以清热解毒。在邻居的帮助下，他们抓了一瓷盆的蝌蚪。活生生的蝌蚪，一个8岁的孩子怎么能吞下去呢。“好孩子，吃吧，吃了这些，咱的病就好了。药那么苦，你都能吃了，这些都不是苦的。”赵美兰流着眼泪哄儿子。
听话的孩子，用他干巴枯黄的小手，捧起一把黑油油的蝌蚪放到嘴边时，在场的邻居都落泪了，赵美兰更是失声痛哭。懂事的孩子睁大圆圆的眼睛，安慰母亲：“妈，别哭了，我能吃”，说着，闭上眼睛，把捧在手里的小蝌蚪一下送进嘴里，仰了一下头，把一捧蝌蚪一齐咽进了肚子，眼再睁开的时候，睫毛上已沾着泪花……
接二连三的，孩子已咽下三捧蝌蚪，这才喝了母亲早已经准备好的红糖水，他并没有吐。
母亲把剩余的蝌蚪用东西盖好。
第二天当蛋蛋揭开盖，准备再吃的时候，盆里的蝌蚪已经长出了两条腿，可他还是把这些小东西硬生生吞了下去。
第三天，脸盆里的蝌蚪已经全部变成了小青蛙，无论母亲怎么劝，孩子再也不肯把它们往嘴里送了。蛋蛋告诉妈妈，青蛙是益虫，他在电视上看到过……
有人说牛的苦胆包黑豆可以治疗艾滋病，赵美兰夫妇便四处寻找牛胆；还有人说兔子的苦胆可以治疗艾滋病，他们就到处搜罗兔胆……为了治病，他们上天入地想尽了办法，孩子也吃尽了苦头，可蛋蛋的身体依旧似风中的火烛岌岌可危。
……
赵美兰快疯了：官司没有结果，八千元的诉讼费和一万元的律师费，都象打水漂一样没有了影踪。跑北京、赴郑州，人找了、钱花了，依旧没有结果。打官司的钱漂了，上访的钱花了，治病的钱没了……更让她痛心的，当孩子所在的学校，知道蛋蛋染上艾滋病以后，不但没有给予特殊照顾，反而动员赵美兰将孩子转到乡下去。她彻底地绝望了，而这一切的过错和责任都是医院给造成的，她要去找医院拼命去！
当赵美兰再次找到医院领导的时候，已经不是在向他们哀求了，她已有些歇底斯里，一股脑儿，她将肚子里的激愤全倒了出来：“蛋蛋之所以这样，全是你们害的！你们不承担责任，反过来诬陷我们自己把毒血输给他。你们还是妙手仁心的医者父母吗！我不是要你们赔我孩子的性命啊！我的孩子只要有一线活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可是将来，如果我儿子没得救了，真的死了，我会记得是你们害死了他！我会跟你们拼上性命！反正儿子死了我活着也没多大意思，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
不知道是害怕了，还是良心发现，医院同意给孩子每个月300多元的营养补助。
现在赵美兰的丈夫已经退休，为了挣钱给孩子治病，他在一个单位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而蛋蛋，因无法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只能靠服用南方某医生的免费实验药物，勉强维持生命。
赵美兰一直在为儿子奔走着，但她的希望依旧是遥遥无期……
后记：
此文初稿写于2004年夏天。2005年12月9日，作者再次来到蛋蛋家中，没有任何装饰的墙壁上骄傲地张贴着两张蛋蛋近期所得的奖状，母亲赵美兰依然是那么的坚强，她说法院依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判决，她最但心的依然是儿子的身体，孩子比以前更加清瘦了，而在近期的检测中，孩子身体内的免疫细胞只剩下不到健康人的四分之一。孩子的爸爸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增加营养，辞去了相对比较“轻闲”的在鞋厂清扫垃圾的工作，到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下苦力的活去拼搏。
如果有好心人愿意帮助蛋蛋一家，他们的地址是：
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政府 朱春意 收 邮政编码：463800
电话：0396－693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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