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不是一个异议诗人或作家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专制极权社会政治迫害和精神高压下的无奈。确实，流亡者在美国或西方别的国家呆下来，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活，也极少有条件或机会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留下来，等同于“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上不存在，或者等同于精神自杀或慢性死亡；若重返专制暴虐的社会体制下生活，面对的是新一轮的政治迫害、监禁乃至死亡。本质上，一个诗人和作家离开了他的母语、离开了他可能拥有的文化环境和读者群，无异于精神自杀。这不仅是一种现实生存的困境，更是精神生命生存的绝境。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也罕见拥有虚幻的光环，头顶上也没有一般人“想当然”的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的桂冠。一般来说，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悲剧。少有人获得命运的回报，更少有人像上世纪极权国家流亡者一样最终受到人们的认可和世界的宠幸！我这里说的是“少有”，却不是指这种情况在绝对意义上不可能。但是一般来说，流亡者在两种不同时空条件下、即专制与自由的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却有可能对人生同样的绝望。即使如此，也只能独自面对：或隐忍！或承担！甚至有可能在生存压力和濒临精神窒息的双重困厄中，最后无奈走上绝路！
这就是流亡或“政治流亡”，其中隐匿着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的漂泊与流亡！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极其矛盾的浮生现象的一面。另一面，流亡却无疑是一种“解脱”，精神高压下的解脱。你在异国它乡的民主国家得到了“身体的自由”，也同时获得了“写作的自由”。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就是从一片充满血腥和狰狞的历史记忆的“红色的大陆”来到了精神色彩同往昔截然不同的“蓝色的星球上”。
我说过，面对流亡，一个诗人和作家有可能使其写作日趋枯竭或中止，也有可能使其写作比以往倍加丰富和旺盛。面对新的陌生的生存和文化环境，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其结果因个人诸多不同条件而异。中国作家和诗人，在另一种语言环境的流亡状态中一般很难坚持正常写作；即使写作也只能在异国的环境中使用母语、也即与生俱来习惯和熟练使用的中文。这种情况下纵使享有了“写作自由”，却未必同样能享有“出版自由”。过去是意识形态限制、主要是出于政治高压；现在这种“高压”也已经渗透到了海外和西方社会。某些媒体和出版社或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或受到共产党的操控，直接和间接拒绝发表和出版中国异议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自由世界配合中国专制者封杀这些人的声音！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社会是十分反常的，却至今无人向公众戳穿并引起自由世界的警觉和普遍关注！同时，中国流亡作家和诗人，还要面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西方商品社会的压力，在国外出版中文，不但出版条件诸多受限、中文读者也极有限。若翻译成西方的主要语种英语，面对的是汉学家和西方出版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运气受到别人的认同和道义支持，也不是每一个“汉学家”都有不怕共产党和敢于翻译“异议者”作品的勇气和胆识。这些所谓“汉学家”少有独立人格者，却多有趋炎附势之徒，他们在某些宦海沉浮的文人的导向下，竟在文化品味上与远在中国大陆的“党”高度保持一致。即使有人愿意翻译你的作品，也不是每一个“出版商”都慧眼独具，他们对一部作品的取舍，更多地服从于种种世俗规则和功利制约，少有人出于纯粹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含量考虑。在人文意义上独具大眼光和高境界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个彻底世俗功利化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需要自己灵魂的“知音”，首先是出版商，然后是读者，所有时代都是这样。
但是，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真正的精神探索者和创造者其思想都是超前的，也必然是孤独的。他们是那种对人类生存中的任何黑暗状态都构成威胁的人，却不是自觉和不自觉、直接和间接依附社会黑暗并与黑暗融为一体的人。我相信这些人生前活着的时候，一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碰上共同守护“生命之光”并加入“播火”行列者；更多的情况下是被人协同暴虐将其精神的微光吹熄，如当代中国大陆的那类与权贵沆瀣一气的犬儒知识份子一样。
*避难城：流亡者失而复得的家园
中国文化或文学在西方，我以为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或过程。早期的中国人来到西方、主要是美国，其中多为偷渡者，而且多为生存或寻求“黄金梦”的实现。这些人一般都打餐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又从受雇打工者变为老板、自己开餐馆，这一时期我称之为“推销中国饮食文化”。继而出于排遣人生苦闷和生活无聊，有限度地参与所在地区的社区生活，或拉一把中国二胡或弹一把琵琶以期引起几个美国人的兴趣和好奇。在早期移民中，这种情况本质上纯属混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乐在美国终登大雅之堂，最后发展成颇受欢迎的舞台上的正式演出，这一时期我把它称之为“引进或传播”中国民间的“民乐文化”。第三个阶段我以为还刚刚开始，这一阶段为弘扬东方现代文化或中国“自由文化”。这一阶段对我而言，既是个置身流亡中如何“面对流亡”的问题，也是个如何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有效促进中国文化同美国文化沟通和交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流亡者”在异国它乡是绝对孤独的、无人关注的。也不认为“故乡”仅仅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和埋葬祖先的土地，“故国家园”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扩大了精神和心理内涵的全新的概念。如我现所在的美国匹兹堡市，我就将它视为我的“诗歌和艺术”的家园。对今天的我而言，这个精神和心灵的家园也同时是整个世界、即我们全人类活着生存其上的这个美丽的星球上。
我以为，我在美国受到政治庇护，这就是自由世界对人权的关注、特别是对作为一个异议诗人和作家的关注。而我应邀来到北美避难城联盟 (The North American Network of Cities of Asylum)匹兹堡避难城(City of Asylum/Pittsburgh)，这就是这个富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城市对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中国诗人和作家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来到这个城市的日子，匹兹堡市长发表公告将其命名为“黄翔日”，这使我这个一生中曾一次又一次因诗歌和梦想受到监禁和践踏的囚徒感动莫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从我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中，我认为这种经由作家避难城对流亡作家的道义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破先例的，它既是人类人道和良知的体现，也是对人类文化和精神创造的深层意义的呵护。我来到匹兹堡市以后，匹兹堡作家避难城组织不但帮助我在社区和远近许多大学联系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而且还尽力为我寻找适合的翻译，翻译我的作品。这一计划早已经开始，继数年前我的第一部大型英译诗选《走出共产中国》(A Bilingual Edition of Poetry Out of Communist China)出版后，现在我的另一部新的英译诗集在匹兹堡避难城这一基层组织的具体关心下已经完成，可望在年内出版并面对西方读者。前者的翻译为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先生家族的子孙安德鲁．爱默生(Andrew G. Emerson)；后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教授、著名诗歌研究和翻译者奚密(Michelle Yeh)。避难城还计划帮助我翻译我的百万字左右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和我在匹兹堡新写作的以表现中美文化交流为内容的新书《匹兹堡梦巢随笔》，并在美国的大报之一《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上用了近两个版面向美国公众介绍。
在避难城和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等多个系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下，我也应邀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英语系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以三千年的中国诗歌为历史背景，教授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诗歌和我自己的诗歌和诗学，他们并为此为我配备了中英文兼具者做我的助教。我的学生有一般的大学生，也有诗人、研究生甚至从别的系来听课的老师。出乎邀请者和我自己的意外，他们不但对我的课表示认同，而且十分投入并热情欢迎。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和美国的两种不同思维和两种诗歌文化的交流，也使我在中国大陆长达四十余年禁止出版和受到封杀的作品在美国的课堂上得以传播。
同样是在避难城的支持下，我的住宅被命名为“梦巢”，上面以中国书法写满了我的诗，被称为“房子诗歌”。它成了匹兹堡艺术博物馆的永久性“现代装置艺术”，也成了一处“立体诗歌”的人文景点。已经有许多人来参观，他们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外，艺术博物馆和避难城并为远道来访的参观者长期准备和提供英译诗歌的彩色图片。
*诗歌：“立体写作”与“立体艺术”
对我而言，文学不是孤立的。它在精神内含上兼容现代社会政治、我的“宇宙情绪哲学”和“人体宇宙宗教”；而在形式上却与别的艺术表现形式息息相通并互为综合。所以，我的诗歌不仅是文本，当然它也不排斥对它的“文本”性阅读；但同时它也是“行为书写”和“身体书写”意义上的“生命本文”，后者也许对一个现代人更为重要。匹兹堡作家避难城给了我一次新的诗歌理念实践的机会，我把我的诗歌和作为东方线条艺术的书法以及朗诵、音乐、绘画、舞蹈等在不同场合交相混和，使诗歌成为一种“立体写作”或“立体艺术”。让它从日趋边缘化重返生命，重新回覆它日渐失落的生活和人群。也就是说，让诗歌走出书斋、走出小圈子和小沙龙，也走出纯属沉思默想的心灵庙宇和大学与世隔绝的封闭的课堂。走向“大街、广场和人群”，走向城市“高楼丛林”的“荒野”，并让高等学府的“课堂”以全方位开放的方式敞开于天地之间。
我在流亡异国它乡的文化交流和诗歌理念实验中，不仅有综合诗歌、书法的装置艺术形式的“房子诗歌”，也有“爵士乐诗歌”、“摇滚乐诗歌”和“行走的诗歌”，后者为用中国草书将我的诗句书写在T恤衫上并配合以英文。人走到哪里，身体移动到哪里，诗歌也行走到哪里。它也可以参加“示威”性的游行抗议的队伍或出现于盛大“庆典”的场面或行列。让诗歌既是一种书写，也是一种行为表演方式和流动展览艺术，从而更大地拓宽诗歌艺术表现的自由。我还希望完成诗歌的“霹雳舞”、诗歌的艺术“雕塑”。我希望我的“雕塑的诗歌”像美国四位总统的头像似的出现在山头或岩壁。我也梦想以旋转式的现代装置艺术形式向观众展出我的“诗歌万里长城”的诗歌与书法的长卷。我以为“重返生命和生活”的诗歌，也应以“立体”的方式装饰我们的城市、以碑石、廊柱、壁挂、诗书横轴和立轴以及中国古典屏风等不同形式进入私人的庭园和居室……
让混浊的现代世界重返大自然的清澈、成为诗歌巨大的“梦巢”；让物欲横流的人类生活成为净化心灵的“诗化人生”。
我在“非文本”意义上的诗歌表现和尝试，也得到了匹兹堡避难城(City of Asylum/ Pittsburgh)亨瑞和黛安夫妇（Mr. Ralph Reese and Ms. Diane Samuel）的支持。他们联合匹兹堡艺术博物馆，在大街上搭起舞台，请来美国著名的爵士乐音乐家奥利勿(Oliver Lake)与我同台配合进行“爵士乐诗歌”表演。这种混合艺术表演盛况空前，在社区街道从未有过，整条街巷都坐满了人，受到公众普遍欢迎。
在这一方面的实践，不仅在美国匹兹堡，在意大利威尼斯也曾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学中文的学生高达一千多人，为全球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热”之最，来参加我的中意双语朗诵会的听众挤满了空旷的大厅。我穿着我的“行走的诗歌”T恤衫表演，最后我和我夫人身上的“行走的诗歌”衣衫被热情的意大利男女大学生剥去了穿在他们自己身上。
我在匹兹堡大学教诗歌和在别的许多大学朗诵时，也为学生们在大银幕上放映相关我的电影和电视专题记录片，以此作为现场教学内容或背景画面。同时在以中英文双语朗诵时也将我的诗歌英译投放在银幕上，让听众既阅读原文也倾听朗诵，参与者一目了然、反应热烈，效果非常理想。
而诗歌朗诵对我而言，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立体书写”方式。它不仅是不动声色地“念”和“读”，而是综合声音、表情和肢体语言，发出“肉身的喧嚣”或“生命的啸声”。所以，有的听众说，你的诗歌朗诵不用翻译也能懂，我们能感觉到你要说的是什么。
*请同受害者和弱势者站在一起
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后，我的幸存的几百万字各类形式的作品，已分别在台湾、香港和美国出版。这些作品共二十部左右，主要为中文，翻译得很少，由于政治原因，不准许进入中国大陆中文市场。作家因作品而存在，而失去读者作家也就等同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避难城不仅为作家提供身体安全与自由的居所，也包括了对作家的精神生命的抢救。翻译流亡作家的作品是最主要的，这个问题理应受到包括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等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我在中国长达四十多年作品受到专制制度封杀、至今禁止出版；如果在西方世界也得不到翻译出版，就等同于另一种意义上失去“言论自由”、受到二度禁毁和封杀。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一个人、也不仅是中国流亡作家和诗人，而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因自由写作而受到迫害的流亡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我向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世界各地避难城、所有的出版者和整个自由世界发出呼吁，请关注和帮助翻译和出版流亡作家的作品，并把这件事提到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一个自由作家和诗人因迫害而发不出声音和因“流亡”而发不出声音在本质上是同样一回事、同样的湮灭！这种情况等同于变相自杀！它也是一个作家和诗人精神生命最大的绝望！
同时，我也向西方的某些媒体、汉学家和大学的东亚系发出呼吁，请始终坚守道义和人类伟大的良知，并站在受害者和弱势者的一边！每一个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向专制国家的独裁者表示害怕、妥胁和让步！绝不能在人类良心的天秤上向暴虐者一方倾斜，请帮助因受到政治迫害而流亡的自由作家和诗人，协同流亡者将其精神成果浮出水面，让世人能够见到也能够读到。不要出于对共产党示好，只翻译、介绍官方认可的作家的作品，而对受共产党压制的作家保持距离、持冷漠态度！不管是任何媒体、任何一个所谓“汉学家”、任何一个以介绍东方人文为主体的“东亚系”，这样做都会使自己良心不安、使自已蒙受耻辱，因为其性质无异于与专制暴政同谋，在弱者和受害者身上加重压力！在其精神伤口上撒盐！
一切被践踏并长久被湮灭于时间的尘土中的自由的文学作品，理应是全人类的财富，应由全世界给予爱护和共同发掘，而不应任其继续受到冷落和漠视！
面对专制国家对异议作家的迫害和对自由写作的扼杀，每一个出版商都应该伸出援手。而地球上所有热爱自由精神和人类文化的城市，都是被迫“流亡”的诗歌和艺术的家园，都是蒙受政治迫害者的避难城！
*呼吁关注日趋恶劣的中国人权
最后，我提醒整个西方世界注意，中国是全球最后残存的主要共产极权国家，这是一个远离人类诗歌和音乐、自由和梦想的国度。这个国家的性质是“警察国家”性质，长期以警察、公安和“国家安全”人员、监狱和劳教、劳改场所来对付全体人民、包括所有持政治异议者、维护公民权益的律师、坚守新闻自由的记者和行使言论自由的独立作家。全社会长期笼罩在精神的邪恶、暴虐和黑暗之中！为此，请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及其现状！
毛泽东时期，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旨在向人民实施血肉和精神的双重蹂躏，由此而导致一代又一代大量的无辜者的非正常死亡。邓小平时期这个国家镇压“民主墙”运动和“六四”天安门运动。前一运动中，所有主要参与者被投入监狱；后一运动中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来对付学生和市民，公然血洗天安门广场。江泽民时期这个国家的主要镇压对像除了以往的异议人士外，又新增加了血腥镇压法轮功精神信仰者。“执法者”执法犯法，对法轮功信仰者不仅实施监禁、酷刑，竟胆敢以“执法者”的身份强奸和集体轮奸女法轮功信仰者，乃至秘密设立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投进焚尸炉毁尸灭迹！对此，整个国际社会至今保持沉默！而时至今天的胡锦涛仍然一脉相承专制暴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黑社会和流氓手段来镇压今天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维权运动。自由诗人和作家因行使言论自由受到监禁，如郑贻春、师涛、张林和贵州《毕节日报》的记者李元龙等人。依法维护公民权利、勇于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真相的大勇者、律师高智晟，数月来政府竟对他实施日以继夜的“车轮战”、以大批警车和众多警察来“围困”一介平民，对他进行空前未有的监控、围堵、跟踪、骚扰和盯梢。另一个受到打压的英雄律师郭飞熊因挺身而出、协助弱势者依法维权、伸张人间正义，为此曾多次被人殴打头部太阳穴两侧，图谋毁坏他的头脑；其人身也一度被非法受到拘禁。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当今中国，专制极权制度并没有终结，许多异议者、自由作家和维权运动参与者，仍然还在重复着我们那一代人曾经经历的命运！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主墙运动当初，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张贴“致卡特总统”公开信，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并呼吁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由此从卡特总统时代起开始了中国和美国的人权外交。今天，我再次藉此机会向另一个美国总统发出呼吁，中美之交中，美国绝不能把经济贸易利益置于人类神圣的人权之上，在人权问题上绝不能向中国新一轮专制者妥胁、让步乃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朝后倒退，请继续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关注中国人生而应有的权利！关注中国言论自由和公民自发的维权运动！在当前，请促成组建有法轮功代表参与并以其为主体的活体摘取器官真相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并追究这一发生在上世纪末并延续至今的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的、群体绝灭罪行！
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今天，我已经生活在西方，享有了生命自由，但我在美国却仍然受到电话骚扰和恐吓，这使我想起自由、独立与公正的媒体《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受到暴徒殴打、电脑被抢走的预谋的犯罪事件。这类事情竟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布什总统的眼皮底下，说明共产专制已经把恐怖活动的种子撒播到了西方，把威吓、谋害的阴影弥漫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土地上。布什总统和所有善良和单纯的美国人民，面对共产邪灵的挑衅，自由世界是否应引起高度警觉、并对此作出回应？对这一非常事件进行调查和追究、并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以为在这里也值得一提，并引起自由世界的注意。那就是前不久中国大陆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法轮功信仰者团体赴华盛顿抗议，抗议群体中有一名叫王文怡的女士，此人既是法轮功女学员、医学博士、北美《医学生活》主编、同时也是在海内外深得人心并产生广泛认同和影响的独立媒体“大纪元”的记者。这是一位从多方面掌握并了解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及实况的人。她了解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市主要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数字正急剧上升，作为一个病理医生和参与过移植研究工作、具有这样的特殊背景的记者，这种迫在眉睫的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罪恶，使她心急如焚。因为她明白，这个急剧上升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意味着当前有多少被关押的法轮功信仰者已经或必将将死于非命，他们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生命将活生生地被人“摘取器官”然后秘密焚化、毁尸灭迹！为此，当王文怡作为获准进入华盛顿白宫采访的记者，在布什与胡锦涛会面的现场，亲自目睹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和一个极权国家的专制者握手言欢的场景出现的时刻，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当场迫切发出一个“人”的声音！因为无论对她自己而言还是面对整个世界，这样的时刻，紧急抢救那些即将化为灰烬的生命比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更重要！从人性和人类道义的角度关注所有已经或即将面对活体摘取器官并毁尸灭迹者比在这种场合被动束缚于对有关记者的某种“法律”制约和规定更重要！良心迫使她注定选择毫不犹豫地就在当下面对世界说话。因为此时此刻，唯有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它超越于通常情况下的“法律”规范，也超越于美国总统布什接待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专制者的礼仪之上！于是就这样，她在照耀全人类的太阳之下、在人群聚集的众目睽睽之中，大胆用英语和中文禁不住同时朝向胡锦涛、也朝向布什发出呼喊：“布什总统，阻止他继续杀人！”“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此，她当场被警察带走，当天下午获释放；却将在5月3日到庭听证。
我理解王文怡，所有饱受极权专制迫害的正直的中国人都理解王文怡！她的声音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声音，也是所有因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蒙受迫害者的声音，其中也有我的声音！如果那样的时刻、那样的场合是我、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诗人，我也会同样别无选择地这样做！同样会超越常规地发出深心的呐喊！面对总体上几近全面沉默的西方媒体，这样的叫喊也许只是无奈和几近绝望者的声音，但这一“喊”却在于惊醒和震破这个利欲熏心、日趋沉沦和堕落的世界，也足以喝破整个世界无耻的沉默！与此同时，它也在于警醒西方世界不要自缚于专制谎言的罗网！并且给予胡锦涛最后的机会、警示他不要选择步江泽民其人的后尘而终至无法将自己从罪恶的渊薮中自拔！
王文怡的此举纵使有违有关记者的法律方面的某些规定，但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应免于对一位勇敢道破真相和坚守公义者从“法律”的视角审视其言其行！如果要尊重人类的法律及其普世价值，全世界首先就应该追问并查究当下中国“五百个律师被捕”的社会现实中人类的“法律”何在？！其法律是保护中国人言论、信仰、出版等方面的自由、还是沦为镇压政治异议者、法轮功信仰者群体、维权律师、自由写作者和网络作家的残暴的工具？！
王文怡女士的“叫喊”是所有长达大半个世纪中国大陆饱受政治迫害和精神凌辱至深至极者的精神生命能量的“爆炸”！是人性和人的罕见勇气直面并超越邪恶的瞬间的辉煌！
在布什与胡锦涛会晤的时刻，无畏地冒险表达自由之声并当面向一个专制者发出抗议的王文怡女士是当代巾帼英雄！她像高智晟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在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英雄将会越来越多，大勇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孤独也绝不会再孤独，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有良知的人与他们同在！！！、
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自由不仅是血肉生命的自由，也包括精神生命的自由。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空间，人类生命的独立与尊严不容亵渎！人类信仰自由和精神生命世界神圣不可侵犯！！
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它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言论自由”。只要当代中国人有勇气将自由的理念化为行动、持续冲击极权制度下铜墙铁壁的“言论自由”禁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共产邪恶轴心就经不起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全民猛烈一击！高踞于万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就不复存在、其覆灭的命运就无可扭转！整个被黑暗吞噬的扭曲而危机四伏的一党专政体制随时都可能面临解体、崩溃于一瞬！！！
2006年4月18日深夜初稿 2006年4月26日再次补写
（原文标题为“面对流亡”）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