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台北的街道上，因为大家的肤色、文化和语言都相同，就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叫《回到未来》。也许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后的成都大街上。
你在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群众演员不一样，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没关系。但在这里，我在捷运（地铁）的火车上，我的相貌和周围的台北人差不多，我可以完全混迹于一个民主社会当中让人认不出来，因为我的脸上并没有写着我来自共产党中国。
我甚至很害怕遇见一个小偷，把我的通行证暴露出来，让所有人都扭头看我，发现我原来和他们不同。这是种奇妙的感觉，使我开始从生理上产生对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民主的台湾被一个共产党的大陆统一呢。
当我真正来到台湾，和台湾的朋友们见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辆列车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发现在“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民主逻辑之外，我真的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种政治逻辑。因为其他的逻辑都伴随着暴力和蛮横。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种需要依靠暴力来保驾护航的逻辑，我就会想起地铁上那些台北人的脸。想起他们的脸就是一种背叛。
就像以前有一个自称非常仇日的朋友，讲了一大通理论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的日本朋友？他说一个都没有。我说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应该更恨火星人，因为我们连一个火星人都不认识。我们可以尽情的恨他，不怕得罪人，也绝对没有道德的负担。
台湾人的斯文以前尽管见识过，但这一次铺天盖地，还是有些让我震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伯，他说话时的文雅、温柔和真诚，我对一个台湾朋友说，他身上真的有一种在绝大多数大陆教授身上都已经“扫地”了的斯文。台北有全世界最高的101大楼，我倒不怎么看重。但台湾的诚品书店是真的让我瞠目结舌，进去了就不想出来。我无法想像台湾人的文化气质和阅读习惯可以浓缩到这样的地步，足以养得起这么优雅而奢侈的书店。
从诚品的旗舰店出来后，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仅仅是为了这一家书店，我将在任何情况下誓死反对一个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政权。仅仅从审美的角度看，那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焚琴煮鹤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个我必须活在其统治之下的政权，我只能选择成为它的敌人。为了诚品书店而背叛一个政权，就像温莎公爵为了情人而放弃江山，活着还有更富有人性尊严的选择吗？
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有一个情结。就是希望看到台湾的知识界、媒体、政府和民众，能够更加关心大陆的政治命运，希望台湾有足够的自信心而不是鸵鸟的心态，成为华人世界当中民主自由价值的宣扬者和捍卫者。因此也对台湾目前各种“去中国化”的现实，对台湾把一种独立的理想，仅仅放在台湾岛内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下去观照，感到不太理解。
台湾人要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只可能是在整个华人世界中，在与大陆民主化的互动中，甚至在全球化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一个幸福的结果。没有这样一种宽广的视野，台湾的民主就会永远被蓝和绿这一对概念所绑架。
说到底就是被对岸的共产党绑架。说得不客气一点，台湾虽然比共产党小几十倍，但总比王怡大两千万倍吧。台湾的自由民主，在共产党面前显示出的骨气和勇气，如果连一个大陆公民王怡都不如，那还说什么说，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过来，这次访台又让我感觉羞愧。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迄今为止，又基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台湾问题有过什么发言呢？大陆的异议作家几乎什么话都敢说了，就是台湾问题不怎么敢说话。为什么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过了怕得罪共产党。怕自己被群众抛弃，怕自己雪上加霜，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主义。
《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我们很少有人鲜明的表达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很少有人坚定的说，我反对这部法律，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对武。尽管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自由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期望就很虚伪了。共产党对台政策的问题是分不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权利。这是一种小孩子的状态，小孩子的逻辑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有权要什么。
那么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台湾人站出来捍卫大陆的民主，铸一座自由女神像送过来。我们今天就必须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甚至不惜为此与自己的政权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着一匹马哭喊说我的兄弟啊，这么大个台湾，这么大个大陆，我们有力气去抱吗？
转自《北京之春》06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