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之前为帮助银行脱离困境，中国已花费了相当于GDP的25%到30%。
这表明，半心半意的改革只是针对中国金融脆弱的症状。不良贷款被归咎于糟糕的商业行为，但真正的源头是政治。只要执政的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银行来维持指令经济的核心内容，而不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银行将产生更多坏账。
在中国，制度性经济浪费、银行放贷惯例、政治恩惠和一党制政体的生存，都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党无法再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来确保其7000万党员的忠诚，而只能通过物质刺激、安排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近30年经济改革后，政府仍拥有56%的固定资本存量的原因。未改革的经济核心是政治恩惠的基础。
政府数据显示，2003年，530万党的官员在国企担任高管职务。党任命了约80%的国企首席执行官和56%的公司高管。最近的公司治理改革理论上是西方式的改革，但实质上不是，结果没取得什么效果。大中型国有企业中，70%表面上通过重组成为了西方式的公司，在这些企业中，党委成员被任命进入董事会。痛苦的重组似乎未曾波及这批精英分子。 90年代末以来，中国裁减了逾3000万工业就业岗位，但极少有党的官员失业。
维持这种恩惠制度的经济代价，并不局限于对党员个人的刺激。这些党员为了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必须做出（或表面上做出）经济成果。这就需要党提供筹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即便这些官员从事不可行的项目。
结果就是制度性的浪费。特别是，因为中国的中层官员背负着压力，要快速达到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市长的平均任期是3年左右），他们偏爱可能粉饰短期政绩的项目，即便这些项目的长远价值可疑。
这种乱投资的比例相当大。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在90年代，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固定投资被浪费掉了。中国央行报告，2000至2001年，政府指令的贷款占不良贷款的60%。这种漠视经济效率的行为，在中国的银行里孕育了不负责任和无问责制度的文化。在2002年一份对3500位银行雇员的调查报告中，20%的雇员报告说，当经理人的错误导致不良贷款时，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处分；另外46%则说，银行没有任何发现坏账的措施。逾80%的雇员说，分行的腐败行为要么“很普遍”，要么“经常” 发生。
近年的银行改革没能解决这些缺陷。改革的5项措施──注销坏账、注资、在香港上市、西方战略投资者持有少数股权，以及总部改善公司治理，都不改变中国资本配置制度的根本特征。几乎所有银行高管都由党任命，党在金融体系内部维持了广泛的组织网络。这就是为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改革改善了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信贷分配。
但这些失望一点也不让人惊奇──北京准许这些权宜应急措施，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会在政治上造成痛苦。除非政府着手废除恩惠制度，否则低效率的资本利用（体现在大量且与日俱增的不良贷款上）将拖累经济增长。
作者是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员，《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哈佛出版社，2006）一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