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报导，去年不少媒体报导这家人的遭遇，但至今将近一年，李家的户口仍没有着落。
一谈到失去户口的沧桑往事，六十三岁的李殿洲捏紧的拳头不停捶打手掌，干瘦的脸皮抽搐着，像牙痛一样吸着气，嘴巴大张，但没说出话，只是眼角慢慢噙满泪水。
李殿洲原籍在黑龙江双城县，家里原本有户口，但在一九七零年代初，李家搬到附近的“生产大队”，由于与干部“关系没搞好”，未缴交回扣，在一九七四年中国“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下，李家遭停掉口粮，户口迁移证失效，成为非法户口。
当时，中国民众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依户口名簿的人头供应，没户口就等于断绝生活来源。“我们一家啥都没有，生活全靠借，到现在还都欠着哪！我整个人都垮了，净是病。”
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二年，李家八口两度前往北京“上访”，希望平反冤屈。
不过，他们连续拜会中国公安部、国务院信访局、省政府官员，被遣送回原籍时，却因李殿洲身体状况不佳，家里又有六、七张嘴嗷嗷待哺，当地“生产大队”不愿收容，遭各级政府互踢皮球。
李家不仅须靠捡垃圾维生，二儿子又被汽车压断腿，李殿洲妻子李秀珍还莫名其妙地被送进监狱，关了一百一十天。
一九八二年，无可奈何的李殿洲一家只好到北京谋生；他们住过桥底下、水泥管线里，也曾在永定河边搭塑胶棚落脚，在肥料袋里塞草絮充当被褥。
当时，李秀珍为人钩杯套、织毛衣，几个孩子就帮忙捡破烂贴补家用，李殿洲两个女儿李云、李月每天走好几十公里路，捡票根卖给到北京出差的人带回去报销用。
一九九五年，李云与北京男子付胜虎相识；因为李云没有户口，两人同居六、七年，也没领到结婚证书。李云怀孕后，付胜虎希望工作的机关协助，让李云生下孩子。
付胜虎说，“你猜我们头儿怎么说：你要生下这孩子，就得把工作辞喽！让我二选一。非要我把这孩子打掉，不交流产证明不许上班。”
李云到医院堕胎时，孩子一直下不来。付胜虎说，“我妈就唠叨：孩子呵，不是我们家不要你，实在是没办法呵，你下来吧，下回再来呵！后来孩子下来了，是个男孩。要是留着，现在应该满地跑了。”
家里几个孩子长大后，李殿洲夫妇一度将希望寄托在三儿子李贵才身上。李贵才与朋友从事室内装修，当时签下一笔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的合约，包下某政府机关家属的住宅装修工程。
他自豪地告诉父母：“以后，你俩别再上访了，生气上火不说，也不解决问题。你跟我妈老实在家待着，等我挣到这笔钱，给咱全家买上户口，再买处房，存俩儿钱，你和我妈就安心在家养老吧！”
开工第三天，李贵才突然失踪；又过了几天，在一处河沟里找到李贵才的尸体，他被自己雇用的人所杀害。听到恶耗，李秀珍立即瘫倒在地，后来再也没复原，瘫在床上直到去世。
去年八月，李秀珍过世。送到医院时，医生表示，没有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有死亡证明，不准火化。
李云说，“上访把我家害了，也耽误了。访到这，推到那，老是一句话：回去等着！等等等，这都等多少年了。要不，你就干脆说不能办，解决不了，让我家趁早死了心，想别的法儿，该干嘛干嘛去，老不解决，搁谁身上也受不了呵，愣把我妈耗没了。”
她表示：“三十年前，她（李秀珍）抱着那么大的希望来北京，谁能想到，到死，她也没落下户口，连一张身份证也没有呵！”
今年清明节，李云、李月姐妹为母亲上坟，附近卖纸的小贩知道李家的事，帮她们制作一套假身份证、假户口名簿、假存摺，让姐妹俩带上坟；到了墓地，姐妹两人边哭，边将假证件烧给母亲。
李月说：“现在，甭管是哪块儿，给我们家一个户口就成。说到底，我们也是堂堂中国人，在中国生，中国长呵！给我一个户口，我是中国人。”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