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西方惊愕“中国发疯”（China Went Mad）之际，文革却对西方社会发生了多样性的冲击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文革期间正值西方学生展开炽热的反越战运动，他们（尤其是法国学生）从红卫兵身上学到了串联和破坏的激烈手段。他们对文革产生了浪漫的情怀，他们认为红卫兵和他们都是献身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主义青年，都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抱负。他们仿效红卫兵挑战权威的斗志，和政府对抗。法国学生几乎扳倒了一向强势的戴高乐政府，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使詹森和尼克森政府穷于应付，并逼迫福特政府加速脱身越南。
西方青年在动乱的六十年代对文革的憧憬、对红卫兵的罗曼蒂克联想，可说是时代的必然。毛泽东以统治者的身分亲自发动打破体制、扫除传统的大革命，激进的西方学生赞佩无比，他们在毛的身上找到了“革命的父亲意象”，并得到了走上街头的暴力灵感。
文革的时间（一九六六至七六）几乎和越战（一九六五至七五）相平行。一批西方保守派反共学者提出了“孤立中国”、“把中国摒除于文明世界”的反革言论，他们表示疯狂的文革正好证明了毛泽东所统治的中国是个“没有理性的怪兽”，全人类应制裁这只怪兽。但有些具有远见的自由派学者则认为西方为了本身的战略利益，应该协助中国脱离孤立，使其加入国际社会。
费正清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纽约时报〉时论广场发表一篇掷地有声的文章，他说中国有文革的“内忧”，美国则有越战的“外患”，两个国家应该尝试互相帮助解除对方的困境。巧合的是，曾被称许多“反共斗士”的尼克森，以在野之身于一九六七年的〈外交本务〉季刊上公开表示“中国不应永远活在愤怒的孤立中”。尼克森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寻求不同途径打开中国之门。
美中关系解冻当然与“防苏”有密切关系，但毛泽东和尼克森能够在身陷“内忧”和“外患”的逆境中，双双站在战略高度，消解两国之间二十多年的洽战僵局，可谓六十年代“天下大乱”期间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大突破。
文革对西方的冲击不止于政治、外交和社会层面，美欧许多高等学府强化当代中国研究（或称中共研究），他们获得巨额补助，提高研究水准、加强师资；他们探讨文革的源起和中共高层的权斗；他们倾力研究〈毛泽东思想〉，西方大学里的〈中共研究〉变成显学，独领区域研究的风骚。
不少在八十年代开始名扬学界的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几乎都是受到文革与越战的影响而投身于当代中国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佛中国政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于一九四八年生于上海（曾祖为黑船事件的培理准将，父母为大学教授），成长于日本，回美国读大学，热中反战运动，她说她未能亲睹文革，就跑到邻近的台湾学中文，一九七八年获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题目是《华北的造反派和革命分子，一八四五至一九四五》。裴宜理曾做过哈佛费正清中心主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暴动研究，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明年将出任〈亚洲学会〉会长。
十年文革在中国大陆造成了空前浩劫，但在海外却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影响。距离产生美感，“橘化为枳”，远离历史现场的西方世界因文革之祸而得文化与外交之福，这是中西互动过程中的历史意外。
新闻来源：中时电子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