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共 “ 以德治国 ” 口号，不仅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恶意歪曲，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 “ 以德治国 ” 与 “ 依法治国 ” 一样，把道德与法律当作一种治国、役民、整人的工具，中共特权统治阶级自身却超然于法律与道德之外。于是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一种怪象：把道德挂在嘴巴上高喊 “ 以德治国 ” 者，恰恰是一个最无道的政权、一群最无德的官僚。
德治思想一直以来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不同程度的歪曲，论歪曲之严重、利用之轻浮，中共是史无前例。为拨乱还正、磨垢磨光，谨将儒家道德的三大特点简介如下。
首先，道德以自治为主。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 “ 尽其在我 ” 的人伦道德。正心诚意克己修身，最重视精神、道德上的自修自律。儒家经典里有大量关于自修的要求，如 “ 慎独 ” 、 “ 自省 ” 、 “ 养吾浩然之气 ” 、 “ 求放心 ” 等，皆指人生的道德自治。如蒋庆所言，儒家讲为仁由已，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讲万物皆备于我，返身而诚，讲尽性立命，讲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内圣开外王，讲三纲领八条目，都是从尽其在我的主观角度来思考问题。儒家 “ 尽其在我 ” 的人伦观，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恕宽敏惠等德目中。
董仲舒对 “ 尽其在我 ” 的人伦观谈得最为深透。他反复强调，仁是用来 “ 安人 ” 而不是 “ 自裕 ” 的，义是用来 “ 正我 ” （匡正自己思想行为）而不是 “ 正人 ” 的。对仁义的这种解释，体现了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董仲舒曰：
“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 ” ， “ 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 ” ， “ 义在正我，不在正人 ” ， “ 义者，谓恒在我者，恒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 ” ， “ 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 ” 。 “ 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 ” ， “ 仁造人，义造我 ” ， “ 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人弗予为义 ” （《春秋繁露--仁义法》）。
我说过，在道德要求上低调，恰恰体现了政治高道德。反过来，大唱道德高调，以道德为治国、役民、整人之具，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甚至强迫民众作出牺牲的政治行为，则是最不道德的政治，也是有违儒家道德观的。如果自己不正，反而 “ 以义正人 ” ，就更加不道德了。
其次，道德以治官为先。按照儒家学说，道德是适用于君臣民众的普遍价值标准，但身分不同，具体的道德要求亦异。道德对君主及官吏而言，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他们必须尽性尽德，以身作则，以起教化的作用。教化是潜移默化，是为政以德，是春风化雨，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去影响示范于他人，而不是单纯运用法律和权力去强制人民。道德乃君主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故君主必须是一国之中最高的道德楷模。
有人向孔子问政，子曰 ： “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论语》） 表达了君王的道德是为政之本的观点。又曰： “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 强调为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才具备治国的条件，才能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 “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 “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 ” ， “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 ， “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 等等圣人之言 ， 道德的 “ 矛头 ” 皆指向统治集团的。
第三、道德以践履为要。 “ 德者，得也 ” 。（《广雅 · 释诂三》），这不是知识上、而是实践上的得。看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识，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践履之。内在的道德要从日常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实践、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路径去体现。
到了宋明理学，尤其强调知行合一的践履功夫。朱熹明确主张修养道德 “ 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 ” 认为 “ 知先行后 ” ， “ 知轻行重 ” ， “ 知行常相须 ” ；王阳明进一步认为知与行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故曰： “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 ” ， “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 ”
综上所述，儒家认为，只有最高领导和各级官员皆能身体力行以德自治之后，才有资格实行德治、以德化人。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倡导德治，并非唯德治论者和道德万能论者。儒家认为：一、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为基，法治可以由重而轻，德治方可由轻而重；三、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意谓善人为邦要百年时间，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时间，才能行仁政王道于天下。
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德以自治，道援天下！这是我为领导人所拟的座右铭，也是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拟口号之三。
在这样一个道崩德溃、法治荡然的乱世讲德治，是毫不切实的迂谈；由这样一个无德无道、腐烂透顶的政权讲德治，是极其荒诞的笑话！中共别说以仁为政还权于民，连公开官员财产这一条都迟迟做不到，却来讲什么道德，就象妓女讲贞洁、恶棍讲仁义，不仅令人恶心，而且是对道德二字的羞辱奸污！
(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