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骏终于见到了近一年没有谋面的母亲
助养人谭姐
“现代三毛”林家骏去年12月21日出现在《信息时报》的头版封面上。12岁的他命运坎坷，生父去世，母亲改嫁，并“失踪”数月。于是，他靠着拣垃圾睡马路养了自己4年。身世见报后，他被人收留，并如愿进入课堂。但是半年后，他找到了妈妈，却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学校，被送回老家，在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当学徒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者陪着家骏找到了婆婆家，老人家还是那番老话：“家骏，不要再想着找你妈了。她要是真挂着你，怎么也要来我这，问一句你去哪里了。从来就没打听过。她跟着那个捡垃圾的，也不好好过日子，成天不干活，人家还嫌她呢。你还是老老实实跟着番禺的老板，读书也好，找工也好。总强过捡垃圾睡路边啊。”
流浪性格，难适应学校
今年开春，林家骏被番禺的谭女士收留后，搬到一个岛上，在番禺石基镇大刀沙村小学读一年级。
一个月后，学校开始让他厌倦。每天7点钟要起床,他一放松,就做不到了；拼音学不会，语文显得越来越难。一次小测验，他只答对了一道题：照字练习，最后他拿了27分，这一度让林家骏把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而且，他觉得班上的学生和自己玩不到一块儿，只有四五年级的人才能交朋友。下午放学，经常要留堂，到了4月份，他甚至罢课了。直到第三天校长亲自上门来找他做思想工作。他才回到了学校。
正常生活习惯也让他难受——天天洗澡已经坚持不下来了，换洗的外套泡在桶里10多天，浸得一塌糊涂。白球鞋在泥地里打滚，脏得不行，他扔在屋外的石头上暴晒，硬梆梆地成了土疙瘩。
村民的特别关注也成为了林家骏的负担。班上有个小姑娘爱找他玩，有大人就说他们有点太密了。林家骏委屈而气愤：“到哪都有人盯着。我又不是做贼的！”
找到妈妈，一心想回家
有一天，家骏的婆婆在电话里无意中提及，有人看到家骏的妈妈回来了，跟着一个捡垃圾的河南人住。从这一刻起，林家骏的心就飞了，恨不得马上就跟着回到广州去。至于“找到她，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没有书读，怎么办？”林家骏根本没仔细考虑过：“我去看看，要是她不吸毒了，我捡垃圾养她。”
见林家骏心意已决，大家决定圆了林家骏这个梦。今年3月31日，谭姐把林家骏从岛上接到了番禺大石的工厂，次日派了一名工人送林家骏到海珠区昌岗路和记者会合，随身带了一包换洗衣服。
回到家，家骏的婆婆却认为，家骏继续读书才是出路。于是，家骏又改变了不读书的决定，他对谭姐说：“阿姨，我见了我妈以后就回番禺，保证好好听话读书。”谭姐没有表示反对，她私下里和记者商议，她希望不和家骏的母亲接触，委托第三方签署一份公证书，证明谭姐无偿助养林家骏，提供教育吃住等基本所需，但不对其人身安全负有监护人责任。
母亲冷漠，三毛再流浪
但当天晚上发生了波折。晚上8点多，林家骏终于见到了近一年没有谋面的母亲。匆匆吃了个晚饭后，妈妈并没有强烈挽留他过夜的表示，而是在昌岗路送他上了一辆公交车，让他自己回番禺，直到深夜11点，林家骏仍然没有消息。谭姐重新作出决定：不再助养林家骏：“林家骏母亲对儿子的态度，很不符合一个正常父母的心理。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觉得很为难。”
那天晚上接近子夜时分，迷了路的林家骏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妈妈的住处，打地铺。从第二天开始，他又重新开始流浪生涯：捡矿泉水瓶，睡马路边。记者再次找到他时，他在世纪联华的一家清仓皮具店帮人卖东西，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清颜色。然而，林家骏没有住在妈妈家，他觉得不如睡在商场里自在。
继父难容，回老家修车
林家骏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记者再三约见，终于见到了他的妈妈陈女士。
得知谭姐不愿意再供养家骏后，她很失望，反复希望记者帮她再求求对方：“哪有不疼子女的父母呢，可是我有心无力啊。我命苦，家骏本应姓李的，亲生父亲出车祸死了。孤儿寡母的，我跟着姓林的这个男人来广州，谁知道他对我和家骏根本就不好，他吸毒，我也死心了，要吸大家一起吸，这就上瘾了。他死了以后，我和家骏就被赶出了家门。”
当记者提醒她，早在第二任丈夫去世之前，家骏就流浪了。陈女士又解释：“我嫁的男人没本事，养不了我们。家骏捡垃圾总能挣口饭吃。”问她是否担心过儿子会误入歧途，她答到：“应该不会吧。他自己会照顾自己，不怎么用我操心。”讲到动情处，陈女士眼圈红了，家骏的表情却很冷淡。
说话间，家俊的现任继父“石头”回来了。小小的出租屋显得更加局促，5平方米的地方铺着两张床，用帘子隔开，住着石头的大嫂、石头和陈女士。“石头”讲话很实在，他表示自己无法接受家骏做儿子，更没有能力供养这对母子。
陈女士讲了自己最后的打算：“等筹够车费，我会把家骏送回高州老家，让他和外公住在一起。书是没得读了，吃饭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林家骏表示愿意接受，答应说不会随便跑。
从出租屋出来，记者拨通了谭姐的电话，让家骏给她道个谢。谭姐嘱咐家骏听话，有什么事打电话找她，还会尽量帮他的忙，只是不再说让家骏回去念书的话了。家骏也没有再提，挂了线，他喃喃自语：“番禺那边还有些课本呢。”
三天后，家骏的妈妈找了个亲戚，送儿子回了高州。记者昨天再次给陈女士打电话，她说林家骏在老家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当学徒。
助养人谭姐担心事情越来越复杂
很遗憾，家骏现在的生活确实离美好的愿望有差距。为什么热心的助养人没能改变他的命运呢？
助养家骏原有长远计划
家骏的助养人谭姐，是一个很稳重、有主见、家庭观念很强的广州女人，善良低调，又非常能干，头脑冷静。助养林家骏这样一个流浪多年的少年，谭姐很早就做了思想准备：让他养成正常生活习惯不容易，安心读书更难，她愿意尽全力尝试帮助他。
按照谭姐的计划，家骏如果能有所起色，她打算假期全家带上家骏去大夫山森林公园游玩，暑假带他坐飞机去旅游；更长远的打算，是接他住到谭小姐的公婆家中，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等到家骏年满18岁后，想办法送他去当兵，经过社会和部队的锤炼，做一个自立的人。
谭姐不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她自己打理一家工厂。刚领家骏到番禺，谭姐安排他住在工厂里，白天在办公室有人教写字，晚上让工人看着他，希望家骏能适应有规律的生活，为上学做准备。
在工厂的一个月，林家骏就出现了偷懒、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但出于对谭姐的敬畏，林家骏努力在她面前表现得好一点。春节放假的日子，是林家骏几年来最幸福的时光。谭姐带着他出席家族里的各种聚餐，全身簇新的林家骏还收了300多元压岁钱，谭姐用来给交学费，买了一部单车。
要求太严？还是野性难驯？
在选择学校时，谭姐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如果在闹市区大石镇读书，家骏很容易和调皮的大孩子打成一片，在一年级难免会受歧视。最终，她联系了和外界联系甚少的大刀沙小学，那里民风纯朴，环境单纯，对家骏安心读书有好处。送家骏上岛后，谭姐靠电话了解他的近况，平均每周见他一次。林家骏读书的疲态很快就上来了。谭姐不想纵容他，始终强调林家骏一定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谭姐的要求太严格吗？是和林家骏的沟通不足够吗？还是流浪的少年心里的“瘤”太难根除呢？谭姐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她也很无奈：“我不得不要考虑个人的情况，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和家骏的母亲有关系，我担心以后事情会越来越复杂，超出我个人能力范围，我无力承担。”
与谭姐一样助养过流浪儿的广州梁先生深有感触——“苗子长坏了，很难扶得正”
谭姐助养“现代三毛”的故事，在广州还有一个很相近的版本，那就是梁先生和刘小亮。因为这段缘分，谭姐和梁先生交上了朋友。
河南人李永庆在天桥附近擦皮鞋，四年内见过太多被毁掉前途无法回头的孩子：“见得最多的就是爸爸坐牢，老妈跑了，孩子10岁出头跟人来了广州。在火车站一带，会有人专门养这样的孩子，供吃供喝，养不下去了，两三百块再卖给第二个，等到十三四岁了，就逼着他们去偷去抢。干到十八九岁，他又开始带第二代。”
梁先生和他助养的刘小亮，是颇为出名的羊城新闻人物。刘小亮跟着老乡从四川一路流浪到广州，捡垃圾维生，在梁先生的货运公司露天住了两年。梁先生好心收留了他，让他在公司里免费吃饭，睡办公室。
贫穷家庭
拒绝流浪儿回家
问清楚他的身世后，梁先生想办法找到了刘小亮的家里人。在两地媒体的见证下，去年12月，梁先生千里迢迢送刘小亮回到四川达县。没想到，刘小亮的爷爷在见面半小时后，就将孙子亲手“还”给了他：“还是让小亮跟着广州的老板吧，家里太穷了，养不了他。”无奈之下，由当地公安部门见证，梁先生和小亮的家里人签署了一份“临时委托书”——“算是证明了，他家里人主动自愿把孩子交给我养。但是意外事件我不承担责任。”
梁先生资助过的流浪儿不止刘小亮一个。和刘小亮一起捡垃圾的还有个18岁的男孩，梁先生给他在货运场安排了一个工作。但3个月之后，他先是嫌工资不多，炒了梁先生鱿鱼。找不到饭吃又回头，梁先生答应他重回岗位，却发现他不住在公司宿舍，单个搬去和以前的一些并不太正经的朋友租房子，后来四处借钱。梁先生当机立断，结束了和他的联系。
经历过江湖风雨的梁先生总结了一句：“有的苗子长坏了，很难扶得正。10来岁这段时间对人的一生很关键。”
犯罪集团
瞄准流浪群体
刘小亮无疑是流浪儿中较为幸运的。试想，那些被人逼着走上偷抢之路的孩子……广州有多少？
河南人李永庆对一个安徽的男孩子印象很深，十二三岁到广州，被一个吸白粉的“收”了做小弟，开始是让他讨钱，然后是偷手机、抢链子抢包，被警察抓到过，过了几个月又出现。李永庆说：“这样的小孩，到了这个年纪，真的没什么法子能让他走正路。要是刚出来的时候就能送回父母身边，那才有用。”
助养人
权益谁来保障
流浪街头的孩子，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命运格外坎坷。怪他们的父母吗？梁先生摇摇头表示不完全赞同：“人穷志短，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同时，助养人在做善事之时，不是没有苦衷。谭姐和梁先生都有过相似的担心：“孩子交给我来助养，万一丢了，如果出了事，自己伤着碰着，助养人怎么也脱不了关系。要是有一天，孩子的父母找上门来，甚至可能做出过激行为，助养人的权益又有谁来保护?”
-专家观点
失职父母应定“遗弃罪”
中山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鲁英，常年从事妇女、儿童的维权工作，对于流浪儿童的权益保障，她从道德和法律等层面进行分析。
鲁英认为，对于不尽义务的父母，应该有公诉单位以“遗弃罪”提出起诉，不能“不告不理”。对于确认了不具备监护能力、未尽到监护职责的父母，国家执法机关要依法切断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对未成年人进行国家收养。国家应鼓励开办民间福利院，一定程度解决这批未成年人的出路。
鲁英建议，《收养法》要重视收养人的权益，法律保护收养人的人身安全、财产、个人权益不因收养受侵害，当被收养人的家人对收养人构成骚扰时，执法机关要提供禁止令、拘留、司法救济等解决方法。对于助养关系，鲁英觉得完全可以通过协议方式进行确认。一旦违反协议，提供助养者有权单方面解除、中止助养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