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政府，甚至可以公开批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世俗总统或牛仔布什会见几个中国人，绝不等同于在中国人们见到心目中的“毛主席”或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而睁圆眼睛、而欣喜若狂，视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份殊荣，并由此担心会引起别人对自己嫉妒。其实，这只是中国人的心态。在美国，人们常有见总统的机会，包括成绩优异的中学生们。孩子们不但同总统见面，也同总统一起合影，并将此视为一生珍贵的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总统既是社会公仆，也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权力为民众所授予，民众随时也可以把它收回去。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被人视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人发红发亮，却使千百万人生命的太阳终生发黑。也没有哪个总统，享有令迷狂的少女投入自己怀抱的尊荣和特权，并使她们竟会一个个因此“幸福得发抖”；更不会有哪位民主国家的元首象专制国家一样，会拥有“满床光屁股”，稍不如意，就一脚蹬下床去。民主国家的总统受制于民间社会、出入于平民之中，本身就是社会群体中普通的一员，而不是高踞于亿万人之上让万民仰视的孤家寡人。
余杰们与布什总统的会晤，就是一个美国人见到了几个中国人，在总统私人会客室，彼此会面一小时，说些切题的话，也难免说些废话，却没有中国人所附加的那么多的阴暗的世俗猜忌，因为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进行。所不同的，只是其中一个碧眼金发，另外几个为黑头发黑眼睛和黄皮肤。可能还应该说，年长的布什更具有美国人的单纯，其中中国的年青人反而更多了点什么中国人特有的心思，比布什想的更多、也更招人眼目或引人非议。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人与人都是血肉之躯，布什与余杰们本无轻重之别；而这个出现在白宫的场境也稍纵即逝，只是瞬间人生的虚妄幻象。一个性灵上拥有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力量者，会看到宇宙生命在另一种时空中的存在，而不仅在精神上浮沉于红尘、驻足于社会人生的功利的层面。人来到世上的意义是如何学会并拥有真爱；一个爱自己的人同时也会爱他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或漫长的生命之旅中，我们可能与不同的人结伴而行，却不会也不该把同伴或朋友中途舍弃和推开。然而，在余杰们会见布什之前，基督徒的余杰们却以上帝的名义排斥了非基督徒的同行者郭飞熊，拒绝他同他们一起共同走向白宫、参与同美国总统的会见。获悉此事时，我正在德国柏林参加2006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感到义愤！我不知道这些“有信仰”者怎么了？信仰理应使人与人彼´此更贴近，而不是让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基督徒是博爱者，理应体现世界的公义与宽容。人活着，应该活得有道义、有必要的担当，能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承担责任；并且不忘时刻警示自已，在世时，你对同类和这个世界投以了多少爱心和关怀？余杰们还年青，横越太平洋仰视西方的上帝的同时，却远离了“神”和生命的内心之“光”。
多年前曾经同摩罗一起出现的余杰
在国内时，我没有见过余杰，他的书我是在美国才读到，是他托日本的燕子带来的，我当时读后很感动。今天当我以锋利的笔触触及另一个余杰或余杰的另一面时，笔头竟是滞涩的，发觉自己心中竟难免不忍，眼眶中有泪水，但此文我却不能不写，为的是给更年轻的一代以直率的观点表达提供参照。余杰是同摩罗一起同时出现的，是中国自由文化的两颗新的星辰。我以为，较之摩罗的沉稳，余杰显得尖锐，这也决定了他日后的精神走向，直到他走进白宫。回过头来，我想应该说，他与布什的会见，是他年青生命中闪光的一页。而他多年前留给我的记忆，却使我至今不忘。我在写有关摩罗的文章时，也曾想写余杰，但我总感觉他还在过程之中，还须时间沉淀，总觉得他还尚欠缺些什么。当时，我曾在余杰的多本书的书页上分别写下了如下不同的文字：
余杰的书含有青春的纯金，又映出未经污染的心灵的透明。他出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质中却没有那里的气候的郁闷和人性中的某种刁钻刻薄的阴影，而是给人一种山岳空气的清纯感。这是一位少年英俊的青年作家，他身上体现出四川历史文化中最好的素质，使人喜欢，也使人亲近。从骨相学角度看，其文中也可以见出其貌，或其貌中也可以见出其人。他是一个人秀文秀或内秀外秀的人，用两个字可以加以概括他的人品和文品：清秀。
余杰因为言行中体现出青年知识分子中少见的独立品质而为官方所不容，至今无工作。这是由来已久的专制恶习。虽然如此，但仅仅从余杰的遭遇也足以见出，这个体制至今没有丝毫改变，它迫害的总是、仍然是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当前余杰就是一个！
余杰的“精神的挣扎”一文写得极好，他虽然写的是俄罗斯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但却能见出他的思想感悟的独特和新颖。我很喜欢别尔嘉耶夫，不仅是在于我同他的思想上的共鸣；更在于我和他的命运的相似……
终生怀念俄罗斯却客死异乡。
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精神挣扎。哲学应走出书斋和书本。其所有的观点都与我吻合，而更主要的是反对以“革命”或“集体”的名义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劫持！一个反对“革命”的和“反动”的终生反对派。其精神挣扎是生命本真状志。他的思想因孤独而独具价值。这位“俄罗斯老人”是“俄罗斯思想”的精神之源……
是基督教实用主义还是精神真信仰
基督教对余杰是现实的使用价值还是真正的心灵信仰，我以为对余杰来说似乎更偏重于前者。真的，我更愿意相信余杰年青而至诚的妻子刘敏对基督一份真信、一份心灵的寄托。也许，信教问题对余杰只是一个想立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以借此争取精神表达的自由空间。或者余杰只需要“用”基督而非偏重“信”基督。大“用”就是主张以基督教人文精神改变中国并开拓中国未来前景；小“用”就是投西方之所好并由此巧妙铺设通向白宫的秘径。他把此次美国之行视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破冰之约”，有“代表中国”出访的自我期许，超出了一个普通基督徒的身份，也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谦卑。但这种期望或信心也无可非议，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于余杰们来说，却更多的应该想到这次机会绝非偶然，它绝不是谁能以一己之力终破中美关系的坚冰，而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人为人权而持续不懈抗争的结果。促成这一结果的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的多重合力，其中有被余杰们非议的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和打压的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坚守者、近年来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和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信仰者群体。当这个机会落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的时候，余杰们却撑不起台面，让人们很失望！余杰们在面对美国政府和总统的前后人们关注着，看他们会说些什么？结果人们看到的却是，与布什会见前余杰们措词巧妙地排挤同伴；而当他们与布什面对面地会晤时，余杰们“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向西方也许同时也包括向中国大陆表示，他们相异于民运人士并与之划清界线，因为那些人是“无信仰者”。在中国为自由和人权而进行有效的抗争的只有象余杰们这样的基督徒，也许还应该说象他们这样的“独立”于民运和法轮功却不独立于极权体制的“独立作家”。余杰们把“家庭教会”同整个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孤立起来，同时也把自己同所有反极权体制的和平抗争者拉开了距离、自我孤立起来。中国人权运动仅仅是遭受迫害的“家庭教会”和基督教信仰者的问题吗？难道在专制社会的条件下，中国民运和法轮功信仰者群体不正是中国两大维护公民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维权群体吗？！
对于余杰来说，中国真是太自由了、甚至比美国更自由。有谁能象你这样幸运，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社会，可以一本一本地出书；在别人因言论自由而被判刑坐牢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海关、满世界飞来飞去？可以在海内外表达“异议”却不受到“法律”指控，并且每次出国身后的门都不会关上并留有退路。人们绝不会无端指你余杰有什么特殊背景、受什么特殊操控，相信余杰仍然还是同一个“少年英俊”的余杰，但会怀疑你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沉淀“成熟”了，而失去了什么或学会了什么，诸如“默契”什么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不超越底线、维护的却是体制性的利益？！你的姿态和言行的出发点绝不仅仅是一个有别于民运和法轮功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你所自觉和不自觉扮演的角色，正象《中国时报》一位记者亲自对我说的，余杰们自觉同共产党严酷打击的民运和法轮功分清界线和保持距离、难道仅仅是限于个人立场和信仰吗，是否共产党也有意放他们一码呢？！
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余杰，人们希望你仍然尖锐、始终“少年英俊”，切不可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的人文摆设、而起到共产党现阶段的一只“新型政治花瓶”的作用！
不应相互排斥而应多元兼容
维权活动也好、民运或人权运动也好，各有不同运作方式；民运、法轮功、维权和基督教信仰者不应相互排斥。宗教信仰多元兼容，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信仰、更不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民主、人权运动中至始至终的唯一的主导力量。
在一个极权社会中，自由高于一切宗教信仰！也就是说，首先要强调的是生命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专制社会中人们最大的信仰和最高的信仰！绝不能仅持基督教立场，指选择不同的人生信仰者为“无信仰”。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妨可以这样说，信仰也只是人类理念的强加，无信仰正是最大的信仰！但在人类社会群体中，不宜在人与人之间推崇虚无人生观，而由此引发社会道德的普遍沉沦和人类精神的总体崩溃！所以，相对于无信仰来说，信仰是必要的，它使我们同终极黑暗拉开距离和逃离存在之绝望！
在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之外，我以为还有超越各种宗教及其各别的教义、仪式制约之外的更浩瀚的精神追求，我把它称之为“生命宇宙宗教”！中国人可以信基督教，美国人可以信禅宗和瑜珈。人们的信仰各自相异，却不意味着谁高于谁。在纯粹精神层面上，我更认同东方佛教经典中所包含的智慧及其对宇宙人生的深邃透视和包孕，虽然我对东西方宗教人文精神持兼容态度。但不管怎样说、也不管你持何宗教信仰，在人权问题上，绝不可荒诞到把受到迫害的中国家庭教会问题等同于整个中国的人权问题，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关注的只是中国局部的人权现状、只是中国地下家庭教会中基督徒的人权，而不是中国专制社会持续恶劣的人权现状、中国人从政治诉求、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公民基本权利等诸多方面受到侵犯和践踏的全部现实！在这里，如果我们只强调局部问题，那只是指一个社会的不完善和尚存在着某种缺憾，可以说无涉社会总体的本质；而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制度性问题，这个问题从共产党执政起就一直存在，它是个总体性问题，它所触及的是社会体制本身的性质！
世界是多元的，信仰也是多元的，绝没有一种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唯一的信仰。东方人可以信仰基督教或兼容基督教，但我们反对任何信仰意味上的“精神俯伏”或精神殖民，象我们昔日膜拜“毛泽东思想”和仰视“共产主义基督教”一样！任何宗教既是一种人生信仰，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它永远处于流变之中。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具有终极性，终极就意味着静止或死亡；鲜活的“信仰”永远是运动和生命。一个俯首匍匐的人因为把“人”富于生命尊严的头颅垂得太低，他很可能就看不见别的信仰，也不能兼容别的精神选择。这样的人绝不会懂得，在“人”的大信仰中，有“神”的位置，也有“人”的位置，两者绝非对立或截然分开。所以，“每个人都是佛陀”！“每个人都是基督”！所以，一个普通人与一位世俗总统面对面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平民，也是一个常人。人都有对不同信仰追求的自由，却没有任何一种信仰绝对完美。可以说，完美只是我们的理念的强加，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而这种选择和价值判断却无关乎是与非。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完美信仰的趋向和可能，而任何一种信仰对我们每个人都同样不完美。
这里，我只是本着一颗平常心，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供余杰们作为一种参照，如何取舍却由他们自行抉择，也就是说，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但切不可轻率地对别人妄加判断，如指中国民主运动“无信仰”；指民主墙运动的性质属“幕僚模式”，这样说轻则不负责任，重则属蓄意歪曲，不小心则同共产党异曲同工，使本质上处于受害、弱势却不甘“顺从”者受到伤害！极权社会过去和今天对这些人从来是没有公正可言的，而这些人追求的正是社会公正、公道和公义。他们不是特权利益的分享者或沾边者，却是什么都丧失了的“赤贫”的绝大多数！
余杰们此次白宫之行是一次机会。我以为，如果他们在面对美国政府时不仅提出中国家庭教会问题，并且敢闯“民运”和“法轮功”两大禁区，提出这些人的人权问题、包括无奈流亡者回国的权利，那么，举世就会见到他们的心灵是水晶塑成的，不为权势和世俗利害得失所支配、所污染。那么，他们就成了另一个高智晟、另一个敢于“大声喝破”的王文怡，他们就有真精神、人格因此而高贵。他们的脸上就不会有隐形的蜘蛛网、形象就会因此而鲜明而不是混沌，就会象高智晟、王文怡一样受人尊敬、得到更多的人、包括沉默却心知肚明的人的深心认同。在那样的时刻，有如试金石，一个人怕不怕共产党、敢不敢破共产党的天条，立即就见分晓。同样是那样的时刻，对于大智大勇者，一个瞬间就能完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瞬间自觉的道义担当足以爆发巨大的精神能量，而这样的能量长久不会消失，可超过一个人一生鸡零狗碎算计汇聚的总和。但他们失去了这次机会，人们对这次“白宫事件”的评估更偏重地认为是一种损失、一次负面效应。余杰们应总结这次教训，大气一些，不要无容人之心却不乏鸡肠狗肚。一个容不下人的人也容不下世界，一个人是什么视野和胸襟绝不决定于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多眼睛盯着你，任何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别人都心中有数。不要固执己见，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导致日后人生全程的扭曲和真正“独立”于专制者的精神形象的崩溃！
从白宫事件，我以为可见出余杰们的宗教信仰是非精神的；他们的人权观念也是偏重于实用功利价值而非对人权理念所具有的普世价值本身的精神认同，所以必然难逃狭隘和偏颇。他们所关心的似乎只是某一社会信仰者的群体，或许这种“关心”也只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意欲也许并不排除试图经由这一“关心”如何将某一群体的局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即利用这次与美国总统会晤的机会凸显个人的形象和强化个人的国际影响。既见容于中国大陆，也得宠于西方。在这个意义上余杰们已经不是个单纯的基督徒，而是多了一份世俗功利的谋算和心机。同时，在聚光灯之外的黑暗中，我所看见的是更多至今蹲在监狱中哑口无言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基督徒、是否因宗教活动受害者，他们都渴望从余杰们的声音中感受到自己的心声！
独立作家和笔会应“独立”于官方
中国的平民百姓都很清楚，什么可以碰、什么碰不得。饭碗和酒瓶里有了、再加上性压抑放松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触及“党”，自已将自己逼上绝路。监狱里早已人满为患，关押在那里的不少人都是政治上“越界”的“反体制”的人。余杰们就是这样的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言行都有自我约束，他们总是宣称自己“不搞政治”或凡事遵循“非政治化”原则，这几乎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口头禅、成为许多人认同并相互推销的行为准则，余杰们就是这样一类的知识菁英。
余杰们所在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向国际笔会发出呼吁、向包括美国民主基金会等在内的西方世界申请资金时，为余杰们所不认同并“划清界线”的民运人士如王炳章、杨建利、张林、郑贻春等几十个人，全都可以划为受到迫害的“异议作家”。而有民运背景的人申请加入独立笔会时，却受到多方阻挠，这类情况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余杰们掌控笔会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公开提出过。独立笔会非官方“作家协会”，它是民间性质的组织，非准官方组织、更非利益小集团，一切由余杰们或与其心性相投者操控，是否操控者背后直接、间接还有更大的操控？而这个幕后的隐而不显的操控者是谁？此人是否同官方早已达成不可告人的某种默契？！相信不等共产党档案解密的一天，人们就会见出其“庐山真面目”！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要将有“民运背景”者拒之于笔会门外？仅贵州地区就有十余人曾向我提出请我向独立笔会转达他们希望加入笔会的要求，但此事杳无音信，据说笔会某些人原则上不赞成，理由是会给国内的人带来危险。究竟是会给国内一般会员带来危险，还是会因此危及“独立作家”新贵们在国内外同时享有的利益和特权？！贵州地区的这十余人中有的人写有数十万字的无从发表的文稿，如陈西；有民主墙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者，如芦勇祥；有原“启蒙社”成员、极早从事地下文学创作却至今湮灭无闻者，如方家华、莫建刚等人。值得提到的还有曾宁、李任科、廖双元、黄燕明等人和新近入狱的李元龙，后者作为一个记者，无论是网络写作和个人奉献，都有资格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我现在公开面对全世界，为这些维护言论自由者再次向独立笔会提出入会要求，并请公开给予答覆。在一个平面书写和网络写作并行的时代，他们的写作实绩是否比已加入独立笔会的人更差？谁也无从主观断定。但我了解这些人，他们不仅长期坚持自由写作，也长期坚持为人权而抗争，其中一些人并拥有和积累了大量文字成果。他们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正在于对自由写作的坚守、对人权的执着追求和维护，而有别于那种变色龙似的、投机钻营的所谓“独立”作家！
独立作家笔会既是个作家组织，应以作家为主、以文学为主而兼容其他。这个以民间为主体的自由作家组织，它的率先倡导者是民主墙末期的民间诗人黄贝岭，但它从一开始就带有体制内改良主义色彩，其非官方的、民间的、自由的精神被边沿化、淡漠化。它的第一任主席或会长是原官方“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我对他个人表示尊重，但我以为刘宾雁老人的思想和精神局限有目共睹，其社会信仰也是守旧的。虽然在信仰上有他个人选择的自由，但他所崇尚的是共产主义，而这一体制是人类的灾难，它的罪恶等同和超过了纳粹主义，这已经为前苏联和中国的现代历史所证明。正因为这样，我无法认同一个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的人在一个新的时代、在我们的精神信仰和创造活动中成为一种表率！就个人的角度，我可以容纳他，但无法推崇他。他的精神生命及其创造成果，远不具有普世价值。这是个有德行的好人，却不是精神拓荒者。“独立笔会”的主体应由非官方的自由写作者群体构成，它绝非流亡在西方者以原体制内作家为主体的准官方文学组织？！
独立笔会的出访、参与国际笔会活动及自由写作奖评选等项目，其人选决定显然都有失客观的标准和依据。如它的“自由写作奖”的评选，理应以长期坚守自由写作并具有丰硕成果为条件，但却授予了在体制内享有写作自由和正常出版机会的人，而不是“在艰难情境下从事自由写作”并具有成就的人。作品在国内能公开出版并在官方文化界担任职务，根本不需要一个在国内受压、在海外流亡的体制外的民间组织对其精神成果给予肯定和认同，我们要帮助和支持的是在政治高压下蒙受迫害、失去言论自由却拥有真正的创作成果的人，这就是公义！然而，标榜“独立”于官方的作家组织却以“艺术性差”拒绝了杨春光这样敢言并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诗人，我不知道评审者自己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世公认的“艺术”水平，而敢于“枪杀”充满自由精神的专制叛逆者杨春光？！我怀疑这样的人自己正是一个远离“诗”的人，也远不具备良心和诗化艺术气质！在这个问题上，独立笔会的“余杰”们，表现出向官方、准官方文人、学者示好的趋向。他们习惯于以官方好恶作为评价人和作品的标准和尺度，而这正是为他们无法摆脱的一以贯之的“体制性思维”方式所决定！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不应掉过脸去、不应自我孤立、不应看人脸色行事、夹缝中求存。这样的时刻应有博大的胸襟，接纳和团结更多的人，结成广泛的联合阵线，为推进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化进程，肩负起一份历史使命。而当前笔会的种种现状，却是有违其倡导的“独立”精神，也缺少一份人文的本色，更无推动区别于“党文化”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自觉和热忱。有些事，也许你自己不做，别人就会去做。一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不是在东西方徒有虚名，人家要看的是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内容和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之所以坦然地指出笔会的问题、向笔会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在于促进笔会的实质性变化，能为海内外更多的人所认同。
基督徒作家余杰们在独立笔会担任领导，却向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宣称：“我们要顺从有权柄的人”。“顺从”和“独立”能并存吗？是否我们也要“顺从”世俗权柄、暴力乃至暴君呢？！是否我们要以“独立作家”的名义顺从“极权体制”呢？！在专制社会中，高踞万众之上、握有权杖的人，是谁选出了他们，是谁赋予了他们支配和主宰别人的权力？他们是天使、是上帝，还是魔鬼、是撒旦？！
余杰们向牛仔布什要求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本质上这是个伪命题。1978年以来，共产党自己就将“共产主义”自行消解了，当前中国是个“四不象”的社会。它的主体特征却毫不含糊，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和一党专制独裁，为什么不能针对性地点中共产党的死穴、向邪恶挑战，向布什发出“消灭”的呐喊？！
民主墙运动是“幕僚模式”吗
余杰们同我们是两代人，却断言当年的“民主墙运动”的性质为“幕僚模式”。
你们不是当事者，民主墙的历史至今被人为遮盖和封杀，官方没有留下任何真实的记录，当事人的回忆也无从在国内发表，你们作出的结论根据何在？！民主墙的发生来自民间，它的最早的第一个社团是“启蒙社”；它的第一份民刊叫《启蒙》。它的主要成员是受到阶级歧视的贱民，是出身所谓“官僚地主”的“有原罪”和“不准出生”的人。它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两条大标语，旗帜鲜明地率先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公开发表“致卡特总统”一信，向西方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由此开始了中美人权外交；它早在“朦胧诗”之前拉开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序幕。它提出衔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断层，其主旨和追求是呼唤东方的百科全书运动、自由精神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追求个体生命自由，弘扬“知识就是权力”。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系列有据可查，这就是民主墙运动的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它同“幕僚模式”有何相关？！
民主墙时代，仅“启蒙社”就曾收到过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封来信，这就是它的真正的民间和群众基础。整个民主墙时期，全球曾为此发出过二十二万条电讯，称这场运动为“非毛化运动”、“揭开了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序幕”。先后在这场运动中出现者，有公开发表《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人权同盟”以及“探索”、“今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等。民刊浪潮波及全国，如上海“振兴社”的民刊“民主之声”和山东的“海浪花”等。这一代人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各社团和民刊的主要成员都先后长期失去自由，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性质和社会地位一般无涉于“幕僚”阶层。这场运动最初出于利用也得到过邓小平的支持，但最后也同样是由他下令镇压。当时体制内的最先公开支持者是严家齐。另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陈泱潮，他来自底层，曾一度下大狱而默默无闻，值到二十一世纪逃出中国大陆，才为外界所知晓。我是数十年后才在此次柏林大会上首次见到他，此人白发苍苍却声如洪钟，并且从昔日的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成了一名对这个世界真正满怀悲悯和博爱之情的基督徒，从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尊敬！陈泱潮对那个时代作出过一大奉献，那就是为同时代人留下了他的一部政治学杰作：《特权论》。
民主墙运动以诗的火炬点燃，它与政客式的“幕僚”性质截然有别，它的主体精神就是反抗今天世界上最后一个邪恶轴心中国共产专制！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
年青一代的朋友余杰们如果关注历史，理应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历史一份客观和公正的叙述。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极权主义毫无变化的情况下，生命的自由高于任何宗教理念和信仰！
对一个罪恶体制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自由权利的一切反抗，就是今天中国的维权！中国民主运动和法轮功信仰者两大群体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最本质和最大意义上的维权！
我以为，这也是此次在柏林召开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的主旨，同时也是这次大会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由更年青的一代成功主持召开并获得全球性普遍认同和支持的基础和前提！
余杰们宣称同美国总统的会见对他们而言是“做了一天美国人”；但我却相信所有被迫无奈流亡海外者每一天都是无时不眷恋故国家园的中国人。
2006年5月31日“六四”十七周年前夕于美国匹兹堡
《自由圣火》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