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驻墨尔本领事馆门前的烛光晚会上,著名法学家袁红兵教授发言时讲到:中共邪恶政权枪杀天安门学生已经十七年了.自八九年起,海外民运人士每年都要到中共驻各国使领事馆门前举办烛光晚会,表达他们对无辜受难的者的哀思,对中共暴政的谴责和抗议.邓小平曾扬言:杀二十万人命,保中共政权二十年.但我不希望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来中共领事馆门前,而是到中国,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悼念那些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捐躯的死难者.
也许是受袁红兵教授发言的感染,后面又有人将袁红兵教授的希望,变成似乎是必然的断言:中共政权就要垮台,最迟到2008年!因为中国已经是熔岩焰滚滚,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事后,有一位已经多年没有参加六四烛光晚会的朋友与我交谈:看那位先生信誓旦旦,难道中国的民主前途真的那么乐观?六四发生后的前几年,我和朋友们每年都来领事馆门前,但后来人们拿到身份,大多数人就不来了.更有些所谓民运的领袖摇身一变,竟成了中共的座上客.我感到很灰心,也很悲哀.我也就再没有坚持下来.其实,我的心中有杆秤.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我心里一清二楚.我虽然没有来这里悼念六四死难者,但心中还是希望他们的冤魂早日昭雪,中国人民早日自由民主.这两年,我看到你们踏踏实实,是真在搞民运,所以就来表示支持,也是对六四死难者表达我的良知.至于民主何时在中国实现,我觉得还有很大距离,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
当时,我向这位朋友表示:我对中国的自由和民主是充满信心,非常乐观的.但对那位先生毫无根据的断言民主很快就要到来又是持保留态度的.民主一定能实现,这是勿庸置疑的.时间早晚并不很重要,也是难以预料,难以想象的.也许就在明天,也许会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看民运人士如何去做,以及中国民主的实现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中共统治集团顽固不化始终坚持专制独裁,人民被逼造反,人头落地,鲜血横流则难以避免; 如果中共统治集团肯顺民心,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推行民主,则不必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可以使我们中国融入民主的潮流,步入世界民主强国之林.
我还向这位朋友说,民主是大家的事.中国的民主,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不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个人之事或少数人的事业.中国民运需要广大中国人民共同参与.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敢于站出来公开向中共专制政权要求民主和自由,中共就不得不考虑作出让步,就不得不逐步答应人民的正当要求,最终在中国大地真正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宪政民主国家.
我又针对这位朋友因看不惯某些所谓民运领袖过去的某些不良表现而对中国民主的前途表示的悲观说到:我们坚持搞民运,是因为我们的民运理念,或者说是我们坚信中国一定会实现自由民主.所以,我们从事民运,并不是为了某个人,也不必看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表现如何?自己认为正确正当正义的,就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去作;他人作的好,我们也同样合作,支持;那些自以为是,怀有个人目的,迟早会被人识破被淘汰掉,或中途自动落伍掉队者,也是正常的.我们为全中国人民从事民运,自己做好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就是了,不必在意他人如何.
我接着说:我们华人中有很多人总习惯看他人,不习惯或不善于自己独立思考,独自判断,自作决定.这样一来,就很不容易摆脱我们心中的伟人情结或者说是领袖情结.对民运人物,我们希望他们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可以取江泽民胡锦涛之类而代之.看不到,就失望;对中共,我们还是一再梦想包青天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出现,梦破灭,空悲叹.以上两种心态,都是不健康的.民主,本来就是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妥协,共同同意,共同遵守.没有谁一贯伟光正,高大全;也绝对不是一些人总要代表领导另一些人.因此,仰赖伟人或领袖的领导而实现民主的思想,实际还停留在封建迷信的阶段.崇拜迷信某个人,实在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按基督教的说法,人人都有罪.故不应该仰赖任何人.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正是在人人皆罪人的观念下得以确立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因某些民运人物的问题而动摇对中国民主前途的信心.
与朋友的一席交谈,更使我联想到六月四日下午我们在博士山举办的”中国民主路在何方”讨论会上的情形.会上,中国民主阵线副主席粱友灿,本人和澳洲华文作家吴建国先生分别就全球首界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大会及中国社会现状作了介绍后,大家围坐一起,就中国的民主之路进行了广泛探讨.从余王事件到基督徒参与政治,从宗教信仰到社会政治的关系,从大纪元推出九评,引起退党潮到法轮功学员对政治的认识和参与等等.尽管大家的意见不同,但人人相互尊重,没有人斥责或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念.这样的民主氛围,令我备感欣慰.我在中国大陆的骨肉同胞啊,什么时候才可像我们这样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欣慰的同时,我又有些美中不足的感觉.因为我们中的某些人的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并为他们被毒化而不觉忧心如焚.过去,曾有基督徒朋友指责我从事民运活动;今次,又有个别被逼迫且曾多年与我们民运人士亲密合作共同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而英勇同中共政权抗争的法轮功学员声称他们不参与政治.这是他们的初衷还是受人影响?到底宗教与政治是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可以截然分开吗?马丁路得所倡导的”政教分离”,是政权与教权的分离还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在中国的佛教,道教,儒教等,无论过去或现在,是否与政治毫无关系?中共政权不正是一方面批判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各个宗教团体都统统贴上爱国的标签并当作其利用的工具?对不服从中共政权,不愿当其工具的宗教组织或个人,中共又是何等残暴的镇压?难道不服从暴力邪恶政权而坚守自己的信仰本身不就是政治吗?两千年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遵循圣经”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教导,为持守基督真理而殉道难道也错了?美国的马丁路得金牧师领导的人权运动,英甘地圣雄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南非大主教徒图领导的南非民权运动,难道不都是宗教界信徒广泛参加的反对专制独裁,非法腐败政权的正义行动?谁又能以信徒不能参与政治的借口而否定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
中国应该实行民主,中国人民也和世界人民一样知道民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合理的一种政治制度.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找到开启中国民主大门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只学到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皮毛,还没有真正学到民主的精髓?大家站在民主大门口外互争是非,却没有为怎样进入民主大门之内达成共识?或者因谁先进入民主之门而争论不休.这一方面需要我们一切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认真深入地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我们学会谦卑和尊重他人之后,尽快就中国宪政民主中的主要议题达成共识.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彷徨徘徊于中国民主大门之外,或因争先恐后而打得头破血流.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明,尽快签署一部大家共同同意的宪法(草案),凝聚国人共识,这就是我们开启中国民主大门的钥匙.
我也真不希望再来中共领事馆门前纪念六四.因为我希望早日回到祖国并由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确定六四为国殇日.但看到我们这些反专制独裁的人群之中,竟是如此参次不齐,就又开始矛盾起来.假如中共政权明天后日真的垮台,我们能否和平理性智慧地很快恢复社会秩序?能否使民主宪政国家顺利实现?这是很多人曾问过我的一个问题.我也曾用相信人民会选出最适合的政党执政,最好的人当总统来回答.我今天的问题是,中共会怎样垮台,到大选进行前的这段时间会有多长,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真值得人们深思!
中共以中国人民文化素质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等借口说中国还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他们还说,如果现在就在中国施行西方式民主,中国就会大乱特乱,从而让中国人民乖乖接受其统治.中共的这种欺骗,愚弄和诡辩,什么时候不再有市场和影响,大概就是中国民主实现之日吧?
我再一次自己问自己:何日不再来?!
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