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不加修饰地对这个不道德制度的揭露和谴责岂止是“极易激怒当局”。今天这篇文字的标题即可致那整体被阉割了人性的陕西省官员们狂怒至暴跳。恼怒功能的存有，是他们人性残留的标志，这也是我每天对各地贪官污吏嬉笑怒骂的前提。
对于陕西省官僚集团的德性，林牧先生在对前次我路经西安，竟被陕西省当成恐怖份子对待的蠢行进行抗议时用了两句较为精练的话，即：“最反动的堡垒”和“非人类”。
无法无天、凶残蛮横且无良缺德是中共各级地方官吏的共有德性。我的印象中，陕西省官僚集团中还有普遍的心胸狭窄，凡我所接触者大多鼠目寸光。
我今天的文字绝不是陕西省的官僚集团喜见的。但不知这个庞大的、人模人样的群体看了我下面记述发生在陕西的、仍没有结束迹象的故事后还有什么人话可说。
这又是一封写给“亲爱的胡锦涛爷爷”的控诉信。信是人们替两位年幼的孩子代写的，从来信所寄的材料中，我们能看到这两个至今流浪在北京街头卖报的孩子所经历及仍在经历的悲惨人生。他们在题为《悬命奔波侵权泪 说不尽的切肤之痛是谁剥夺了我们的受教育权——我们要上学》的控诉信写道：“亲爱的胡锦涛爷爷您好！来自陕西省西安市的封雪莲、封碧莲两位失学儿童的哭诉——我们要上学！
苍天在哭泣，两名失学上访乞讨流浪的儿童跪在大雨中向敬爱的胡锦涛爷爷、温家宝爷爷哭诉，爷爷，我们要上学！
地方政府为了把我母亲控制在当地，达到阻止母亲继续维权上访的目地，2005年4月，竟把我们姐妹俩从教室里赶了出来，我们姐妹俩从此离开了亲爱的学校，含泪走出了校门。在离开学校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心中最大的心愿哪怕不让我们在课堂上听课，让我们站在教室窗外听课我们也心满意足，让我们姐妹俩再多看一眼学校和学校里的篮球架……，我们俩很悲伤，很失望，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要上学……。
我们的母亲封西霞原是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在 1992年的工作时不幸被车间机器致伤，1993年，单位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提升机会，隐瞒工伤，未经职工大会、工会、人事部门同意，厂方单方强行解除了劳动合同，失业至今。母亲为了生存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含泪露宿街头，沿街乞讨。2001年2月4日，又一次的事故发生在上访的路上，在维权路上，3岁幼女封碧莲遭遇汽车在人行道上被压断左腿的痛哭折磨，2004年5月，对母亲的事，胡锦涛主席亲笔批示，国务院领导亲自交办，但陕西省政府就是压制不办，对抗胡锦涛主席的亲笔批示，至今不给母亲一个文字处理结果，继续打击报复，母亲只好又带着我们来北京上访，流浪街头，我们姐妹俩看着同龄人背著书包的情景好不羡慕，不知我们何时才能返回校园？”
孩子的母亲在随信寄来的一封控诉材料中说：“我是1980年参加工作，14年如一日尽职尽业，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纺织事业。我曾是车间操作标兵、工会积极分子、团骨干、厂文学学会会员、车间宣传员。为了维护职工的权益，我敢讲真话，得罪了权势及领导。为此车间领导对我怀恨入骨，千方百计的整我，他们克扣我的工资，职工应该享有的福利也全部剥夺，调资也不给我调。我因工负伤后，不但没有得到厂领导的关爱，却又遭到厂领导的打击报复、刁难与迫害，把工作量加大到让我难以承受的程度，最后狠毒的剥夺了我的劳动权，使我丧失了唯一的生活来源。
唐华四棉领导不仅报复迫害我，而且还牵连到我的亲人。我的母亲周秀珍的退休金无故被克扣，姐姐封小霞每月工资也被领导克扣，封小波被无辜打击报复并辞退，唐华四棉领导故意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多次到我家进行威胁，恐喝我病重的母亲，强迫我的母亲在假材料上按手印造假。
十多年来，我上访走遍了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请求依法保护我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违法侵权行为。但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领导对唐华四棉的唯一表现就是包庇纵容，维权路上我们含泪十几年露宿街头，沿街乞讨，饱受人间腥风苦雨，遭遇了三岁爱女在人行道上被他们用汽车压断左腿的痛苦折磨，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带着爱女到首都北京进行上访，住在充满辛酸和苦难故事的上访村，找到最高机关和领导申冤和控诉。
2004年5月，我上访得知，胡锦涛总书记亲笔为我的案子做了批示，冤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安置也未落实，我无奈含泪于2004年6月6日再次赴北京，在火车上遭到了他们的威胁、恐喝，一路上追杀我们，两名幼童吓的一路哭叫，火车上有100多名乘客奋起保护我们才幸免于一场灾难。
2004年6月16日，我带着两名幼女去国务院两办上访途中，又遭到了追到北京的歹徒的疯狂袭击，我当时被酒瓶砸的昏了过去，包里的材料和钱都没有了。是好心的上访群众报案，将我送到北京建工医院抢救，在急诊室里就呆了13天，后住院一个月，两个小孩也受了伤，是记者和好心的上访群众帮助我掏了医疗费，要不然我早就没有命了。”
看了上诉控诉文字后，留给要说我们的话是什么呢？依然是是非判断非常简单的案件，让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已经完全失控地中共下层官员的滥权行为。一个在单位坚持原则，不向邪恶的滥权行为低头的普通职工，因履行职务过程中致伤后，被她心胸狭窄的领导持续打击报复、非法刁难、非法解雇。这样的一个原本不复杂的案件，从迄今处理的过程中看，它已成为在今天的中国多如牛毛的最为复杂的案件之一，从随信寄来的有关材料看，胡锦涛先生于2004年时对这一案件有过亲笔批示， “责成有关部门及时认真落实解决”。2005年2月13日，被迫走投无路的母亲铤而走险，带着两个孩子拦截了温家宝先生的车队，从控诉信中的”2005年 2月13日，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温总理，并向他拜了年。”的内容看，温家宝总理也对这一案件有了亲笔交待，但就是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件，受害人上访十几年，中共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也都有亲笔批示和干预。胡锦涛先生批示后，至今已有两年余，但母亲的冤案没有获得任何解决的迹象，反而在胡批示了满一年之际，母女三人在见到了她们所“敬爱的温总理”一个多月后，两个幼小的孩子被陕西省的那些人面兽心的官员干出了赶出校门这样的龌龊事，公然以野蛮剥夺了孩子的受教育权来回应他们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向社会证明他们的恶劣人性。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陕北官吏集团暴力抢劫私人投资者的油井后，那场抢劫的总指挥也是震惊中外的三叉湾开枪事件的总指挥——原榆林市长王登记（抢劫成功后，王已被提拔到陕西省政府重用），在召见被抢劫者进京上访代表时讲过的一句话：“你们不要到北京上访，找谁也没有用。我公开告诉你们，就算胡锦涛亲笔批示，我照样可以压他三年不办，谁能把我们怎么样？”
打击报复孩子母亲的行为本来就够下作及非法。把两个年幼的孩子赶出了学校，这原本就不应当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更不应当是政府官员应该干出来的事。在孩子上访的艰难经历中，陕西省的官员们未表现出丝毫的人性方面的悔意，竟五次三番地干出了以暴力殴打孩子及母亲、甚至差点要了孩子幼小性命的禽兽勾当。面对胡锦涛、温家宝他们体制内的外力的催促，这个庞大的、故意干出这等缺德的官僚群体，忙不叠地、持续地向人们证明着的仍然是他们不可救药的灭绝人性。使人们感到他们人性良善印迹的不复存在——成了一个整体上被阉割了人性的群体。
2006年6月14日 在有特务围堵的日子于北京家里
（根据录音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