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丑闻是《中国青年报》首先揭出的湖南上千考生为高考加分在体育证书上作弊的事件，此后又爆出海南、河南、福建、陕西等各地在各种加分名目上的舞弊内幕。丑闻曝光之际，马上又有人反思现行加分制度的种种漏洞，提出关于严格考核程序的种种建议，或者呼吁为高考公平，干脆取消一切加分政策。
两年前，陕西就因为出现大规模舞弊而取消了二级运动员加分政策。同样的事情现在在湖南上演。6月16日湖南省体育局宣布，决定暂停各市州行使二级运动员证书审批权一年。（《潇湘晨报》6月17日）
取消一切加分政策，用一个分数去裁判所有考生，自然是最“没有漏洞”的制度了。设计高考的加分政策，本意是要让僵化的高考制度有所变通，以更符合人性的要求。但国人的某些心理和行为特征，使得某种制度一旦被赋予变通的可能，便可能演变为作奸犯科、秘密交易的腐败狂欢，陷于公正公平无法维持的困境。然后，让我们退回改良前的起点吧，看来我们只配享有最僵硬也即最“没有漏洞”的制度！
现在谈国民性已经不时髦了。每遇此类弄虚作假、作奸犯科欺骗制度的舞弊案，时评家们都是要谈论制度漏洞的。是的，现在的体育特长加分制度有漏洞，艺术特长加分制度有漏洞，三好生加分制度有漏洞……每一种制度都还有更严格的余地，每一种制度都还需要增加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严厉惩罚力度——但其实，你为严格某一制度而提出的每一种新制度，都存在被欺骗和愚弄的新的可能，世界上存在毫无漏洞的制度吗？
有的话，那一定是给机器人和死人准备的。
就连每年全国总动员、最严阵以待的高考，不还是年年都有舞弊案吗？防范措施已严密到要采用手机信号屏蔽设备了，随著作弊技术手段的日益进步，未来的高考考场也许将武装得如同反恐战场。
我不是说制度不重要，制度永远需要变得更好（现在尤其需要），这个更好包括更公正、更阳光、更科学，也包括更人性化、更适合人的健康发展需要。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坚硬而无法变通的制度，可能可以减少舞弊，却可能同时扼杀人性；而更具有灵活性的以人为本的制度，需要更高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责任心，需要有自觉维护制度、信奉公平竞争的人，需要置身其中的人不能太“灵活”。
问题是，国人向来不惮以僵硬的制度约束别人，对自己却向来以 “灵活”为能事，我们没有信仰公共规则和公平竞争的传统，倒有信奉特权和关系的深厚习惯。中考和高考加分舞弊案，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大大小小的弄虚作假、作奸犯科，展示的社会景象正如那句著名广告词：Impossible is nothing（没有什么不可能）。
扪心自问，交易和作弊的想法做法只发生于少数人身上吗？拿高考加分作弊来说，每一个作弊考生背后，站着多少作弊的家长、官员、老师？但凡手中掌握一点资源，只要有需要有机会有能力，多少人都会去弄虚作假、欺骗规则？父母为孩子上学，那更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几乎感人的理由。
这种风气不变，任何具有变通性的制度都可能被我们败坏——实际有能力破坏公正公平的虽然是少数人，但其破坏性是扩散性的，随后多数人的愤怒将使制度回归僵硬，增加种种监管程序也可能只不过是增加了制度成本和寻租机会，结果是所有人一起分担制度落后的成本——也许这样人们心理平衡些？
谈论国民性之所以不时髦了，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那没用。改变人性比改变制度更难，我也知道。
关于制度和人性，我们不用做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辩论游戏。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处于制度与人性相互败坏这一循环过程的某个节点。改变别人难，你可能无力干预外界和别人的大大小小的败坏循环，但把握自己呢？独善其身，至少你可以中止自己置身的某一败坏循环，然后可能将独善的影响扩散开来。独善其身，首当其冲的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因为他们是众多败坏过程的共用节点，如果他们坚持公正使用权力资源，便断绝了作奸犯科的源头。
宣扬人的自觉，不是不要制度进步。从制度上，对掌握权力资源的作奸犯科者应该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比如，像对湖南高考体育加分舞弊案的首要反应，应该是去调查和严惩造假的官员，而不应该是暂停或取消特长加分制度。制度及其执行应该起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示范作用，而不是相反，也不能简单地将良币劣币都驱逐出去。
如果一个社群中缺乏从我做起的公正心、独善其身的坚持心，需要多么严密的制度才能防范舞弊和腐败？而在执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所谓制度严密的结果往往就是让所有人沦为制度刚性的牺牲品。
中国社会无孔不入的腐败之风，还要将多少制度改良逼入困境？我们还要把自己逼到什么份儿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