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什么地方是我最不想呆的，我会毫不犹豫的说：中国的劳改队里面的疯子队。
看到报道【中国人权从国内知情人士处获知，上海闵行区上访人员刘新娟因坚持到北京上访，第五次被闵行区七宝派出所的警察顾峰高送进精神病院】。和【王万星，他因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十三年，但是，今年初他终于得到荷兰医生的会诊，证明他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病问题。】我觉得有必要说出，就我所知道的中国在劳改队里的精神病患者‘有些可能并不是精神病患者，也被收容在疯子队’。
1963年8月底或九月初。我从北京的北苑化工厂【即北京的劳动教养的收容站】调到了北京延庆的砖瓦场。当时延庆的砖瓦场需要劳工，从新收容的人中挑了30个劳动力。外加上我，是为了把我和我的同案犯孙经武早日分开。
北京延庆的砖瓦场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面，就业人员非常少，主要是三部分人。劳改犯，劳动教养人员和一个混合者劳改犯，劳教人员和就业人员的疯子队。
在延庆的监狱，三部分的人分开，和劳改犯在一起劳动，还要一些接触。和疯子队接触很少。知道在疯子队里，人数大约是两百人左右。近距离的观察是在实施林彪的战备疏散，把北京的劳改队的人员向南移的几年以后，在河北的邢台流村农场。
当时对疯子队的了解，是从几个从疯子队回到教养对的人那里。我现在记得的有三个人：一个人名字不记得了，是个50到60岁的黑胖子，他的胖不是自然的，是多次的胰岛素休克的结果，他是一个共产党内，级别还不算低的干部。他的进教养所和进疯子队是一个理由：给所有的知名的女人写信。既然是知名的女人，自然包括政治上知名的女人，我知道的有邓颖超，不知道是否有江青，那是的江青可能还不大出名。这是典型的精神病，是不应该送进劳改队的。说当局承认他有神经病，就不应该送他劳教，说当局不承认他有神经病，当局又把他送进了劳改队的疯子队。他和我详细的讲过他在疯子队的经历和见闻，可惜是我基本全都忘了。我印象中有的只是恐怖和无奈。我知道了所谓的疯子队的给疯子治病，和给疯子上刑没有什么区别。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都是让发疯的病人人为的休克，当病人苏醒后，可能就不再处于发病的状态，这是治疗，但如果在电休克时，故意使电压不够高，使病人无法休克，这就是典型的电刑了。我在邢台时，就知道有一个强劳的正常人，叫宋天伟的，被押进了疯子队，受到过电刑。
第二个人叫吴立本，我之所以记住了他的名字，是因为人们在和他开玩笑时，学他发疯的一句话：我是吴家一本帐。他从疯子队回到教养院时，也不过 16岁或17岁。不知道他送进来时多大。可能他是进来时是少管，延庆的监狱里没有少管所，就送到了教养院。63年时还不像文革中，文革时，13，4岁的孩子都往教养队送。第三个，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非常强壮的汉子，和吴立本一起从疯子队送回。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他回来没有几天，就因为顶撞领导【请原谅，我多次用了劳改队里的行话】准备把他送回疯子队。被他事先发觉，于是就演出了一场全武行。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烧青砖的窑洞，有点像两头堵死的北京城门。他从炕上揭了不少砖头，占据了一个窑洞，抵抗了近三个小时，被捆进了疯子院，没有五分钟，就老实了。
这三个所谓的疯子，一个是应该送入医院的病人，本来就不应该送进劳改队。一个最多是只应该在劳改队的正常人，因为不服管教【又是劳改的行话】，就送进了疯子队。
很早就知道，前苏联用精神病院，对付不同政见者。现在，在中国，也时有耳闻。想当年，慈禧想废光绪时，对外说是光绪病重。各国的使节纷纷表示，愿意派本国的医生，给光绪看病。今天，当世界各国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等关心中国的人权时，当中国允许一些人权组织，联合国的官员视察中国时，他们应该也带些医生，去精神病院看看。最好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国的劳改队里，还有没有那个恐怖的疯子队。
我是很不愿意回忆我在劳改队的16年。邢台的故事就更多了，但性质都差不多。这次所以提起往事，是因为看到了今天的报道。
张鹤慈。24、06、06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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