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
●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
●要公平，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
丘成桐原籍广东，17岁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在这里因缘际会遇到了来访的“华人数学家第一人”——陈省身先生，随后被陈省身带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深造。22岁即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上难题 “卡拉比猜想”，并因此在1982年(33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迄今为止惟一获得该奖的华人数学家。1997年获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2003年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国际科技合作奖。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终身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多年来，丘成桐一直热心于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中心。他往来于北京、杭州、香港和美国之间，主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霍金等世界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帮助中国强大起来”。
而他在中国的任职和演讲却不取分文报酬，连机票都是自掏腰包。这样一位在公众视野中似乎不问世事的学术大师，却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风波。他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他对院士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国内高校引进所谓海外人才内幕的揭露，更是让人吃惊。
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记者：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终身教授，这个研究所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您觉得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这种氛围可能在中国出现吗？
丘成桐：一个研究所的建立并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里面带头的科学家是谁。普林斯顿研究所一开始就是第一流的学府，因为爱因斯坦去了，很多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聚到那里去。它还得到第一流的资助。有第一流的研究环境，有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去学，两者结合起来当然是第一流的学府。
记者：您觉得这种模式能在中国克隆吗？
丘成桐：这取决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现在的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名教授一年需要40万美金，中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优厚待遇。而且不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资本，中国的人事关系也太复杂。
记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基金会私人出资支持的，可是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是由国家来牵头，比如说863计划，包括一些国家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科技部、教育部牵头。您觉得这种体制对中国科技有何影响？
丘成桐：问题是有没有人手来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只知道放一大笔钱在一个项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领。
记者：您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是能力不够还是体制问题？
丘成桐：都有。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
记者：那您现在在国内很多学校也做兼职教授，在北京、浙江，跟您本身抨击的这种现象不违背吗？
丘成桐：我在国内的所有机构从来一毛钱不拿，飞机票也是我自己出。这些人拿的都是国家的钱，不但拿薪水，还拿经费。同时拿经费去结交他们的朋友，往往是头等舱机票，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待遇。假如他要像我这样一毛钱不拿的话，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
著名大学引进一个学者，用这个名字可以到教育部拿一大笔钱。这种人不止一个，有很多。《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引进方式对学术上有促进吗？
丘成桐：怎么可能有促进！这种做法是自欺欺人！学生带着，在北京大学挂了名，还得请别人替他教书，这是骗人。国内知名大学为什么要做这种违反基本方法的事情？因为学校可以拿到好处，引进某个名教授可以拿到很多经费，引进一个人，可以拿几千万的资金到学校来，何乐而不为？挂个名字，在学校的老师阵容里面又多了几个名教授，挂牌出去，排名也可以得到提升。学校拿了几千万，给你(指引进的教授，记者注)一两百万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他的钱，是国家的钱。骗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研究生。
哪有用国家的钱来做生意的？
记者：中国学生管导师叫教授，您怎么看？
丘成桐：美国学生也管导师叫教授，但是开玩笑，跟中国的含义不一样。在中国，学生帮你写论文，学生替你打工，一年出几十篇文章。评先进的时候报上去也好看。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记者：以前国内教育界有个说法，“教育产业化”，您怎么看？
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中国大兴高校办企业、办工厂，成功了没有？没有真正成功的，跟学校完全无关，只不过企业利用学校的资源在外面赚钱。
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国家这样做的。国家投资这么多钱给教育部，是为了做产业还是为了培养人才？我的看法是，培养人才，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标。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体制，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吗？
丘成桐：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差了很多。
我们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定要跟本科生做接触，否则不能做教授。
北京大学不高兴听我讲“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的文章登在第一流的杂志上，比他们有些院士的文章水平还高”，他们觉得我偏激，可这是事实。美国出名的数学杂志里，中国这十年来能够登在上面的文章加起来也不超过二三十篇。可是我们本科生的文章常常刊登在这些杂志上。
记者：大学的理念里有“教学和科研并重”一说，但中国大学现在往往是重科研，轻教学。
丘成桐：教学是一个学校是否负责的问题，也是一个名教授是否自欺欺人的问题。所有美国名校教授都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既做科研又做教学。国内有名的教授不做教学，只做科研，但是科研比从前做得好吗？反而是比从前做得更糟糕！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从前还教本科生，那时候本科生还不错。这十年来，不教本科，北京大学本科生程度大降。那这些教授的科研有没有做得好一点？绝对没有，去查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就晓得了。
记者：有些国内人士讨论，认为发表的论文数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评选更具有可*作性。
丘成桐：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是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
记者：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记者：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记者：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记者：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记者：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记者：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记者：您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人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
记者：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些实在没办法。
记者：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