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16 05:12:52作者：白头翁
判处高官死缓（死刑缓期执行）是蒙骗舆论的把戏，这些贪官恶棍将在监狱享受高级待遇后，三年左右就以保外就医形式出国，继续享受他们转移到海外的脏产－－真正的贪官财产都在海外，贪污受贿越大越有靠山越安全……
近来看到几篇文章，报导中共一系列判处高官“死缓”的案件－－对此的“重罪轻判”遭到了网民的强烈唾骂，海外媒体虽然也做了谴责，但没戳破中共死缓后获释的“暗道”，咱就从这“机关暗道”说起。
高官死缓－－养老三年就出国
中共的法律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对老百姓和对达官贵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死缓－－死刑缓期执行，名义上是死刑，实际是活刑。因为法律规定：死缓者2年内在狱中不再犯罪，一律改判“无期徒刑”，再过一年就可以改“有期徒刑”，然后是混年头的减刑。而且，还有一天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不越狱，坐牢不得超过20年。
对老百姓当然是这样严格执法了，但是对达官贵人可不是这样。保外就医－－这后门基本上是给特权阶层独占了。这些“死缓的贵族”，一进入“有期徒刑”阶段，就可以保外了－－当然，整个过程都得用钱买通，交易得当，对死缓者三年左右就解决了。保外可以保到原籍执刑，也可以保到海外－－出国“执刑”。
当然，高官贵族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保外的更快。
别看对“保外就医”有明文规定，那都是蒙人的，真正执行有许多内部规定的。从狱警、医院到法院一路买上去，只要进入有期徒刑就能买出去。
通晓了这个玄机，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犯案的高官们会极力争取死缓了。他们都明白：死缓仅仅是免去了政治生涯而已，很快就能逍遥海外了。所以，对本该判死刑的人判死缓，一定是“成功的钱、权交易”。
高官的官司－－独特的权钱握旋
“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这是高官犯案最初的一步。一般是在宾馆里，犯案向专案组交待问题，摆平了就免于刑法，摆不平就麻烦了。
大家要明白的是：双规的结果不是“专案组”说了算，也不是公检法说了算，完全是他们的上级的“党委书记”直接说了算。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党委书记是 “老大”，县长、市长、省长、总理都是“老二”，他们都臣服于同级的党委书记。各级领导班子，也完全听从党委书记的个人意志，当然在大事上，书记也得服从上级书记的意志。
2001年，在大陆央视第一套节目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市委书记》，在讴歌“市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露骨地揭露了上述问题：从双规到判刑的刑期，完全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副市长言听计从，然后交待法院照办。同年在全国热播的打黑反腐的电视连续剧《黑洞》，也赤裸裸地揭露了中共法院臣服于的党委个人意志的游戏规则。
由于双规是一种“组织活动”，被双规者可以充分地“握旋”，指示党羽在外部和当权者讨价还价，买通上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案子。程维高的第一秘书李真－－号称河北省“第二书记”，由于经济问题面临死刑，他为了活命咬出了主子的重大经济犯罪，导致程维高被双规。结果程维高买通了自己的老同学－－江贼民，江贼一句话就保全了程维高，双规时摆平了一切罪行。不但程维高逍遥法外，他女儿重大经济犯罪判刑3年缓期执行（按法条判刑要10年以上），同样逍遥法外。但程维高的死党们纷纷入狱，包括他的狗腿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公检法的大总管－－杨益铭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当然，李真是必死无疑，所有的主子都不容忍奴才反咬一口的，这是杀鸡骇猴。
如果双规没有摆平案子，就进而了漫长的法律程序－－1.5年完事就算快的。双方有充分的交涉时间。
“修改口供”－－“权钱交易”后都是这样，办案人员在受贿后要改口供。
连小案都是这样，这个价码很高。如果涉及大案，实在众怒难犯，就换掉办案者。“远华走私大案”就是这样，由于牵扯了中央上层，初期的办案人被换掉，从外省掉来的专员，按照中央的指示改口供－－不得涉及党中央和外省官员，只让中央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一人做替罪羊。并且，在案子没全部审结时，就匆忙枪毙了十余人灭口。注意：所有人在面临死刑时都要疯狂乱咬同党的，所以他们的口供一定得修改。
“改变刑种”－－几乎所有高官的真实罪行都该判死，但大多数都走了死缓、无期、甚至更轻的出路，而这都是通过改变刑种实现的。
中共的法律，为达官贵人留了太多的机关暗道。改变刑种是常规手段：内部规定贪污100万要判死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最高刑只有5年－－不管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多少，哪怕几亿元，最多只判5年。这一变通，达官没有不走这个刑种的；再有“杀人、雇凶杀人”，变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一下由死刑变为无期徒刑。
大官的服刑环境－－地狱里的天堂
中共的政治体系等级森严，在最下层－－监狱的体现－－连遮羞布都没有了。平民的服刑叫劳改，那是人间地狱，相比之下，官员的服刑环境犹如天堂了。
达官级别越高，囚禁和服刑待遇越高，这是法定的，不用花钱就能享用。而无冕的贵人要达到享同样的福，化多少钱买通，也不一定买到。
在北京，局级的干部服刑就是种花休闲了，环境比养老院强，就是没自由。部级的高干更不用说了。在北京以外，更是宽松了，处级以上干部服刑就是“特管犯”，住公寓式楼房，由普通犯人照顾，也不怎么干活，就是等“保外就医”了。
死缓的高官，他们保外并不比罪行轻的人慢。因为保外不按照法律条文办，而是按照权钱交易办。死缓者等到改判无期、再判有期，一般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保外了。
黑帮的法律－－不给平民留活路，必给党羽留活路
“既做婊子，又立牌坊”，这是中共的传统。立牌坊不只是树碑立传的需要，更是平民愤，维护统治的需要－－执法必严，是立牌坊最好的形式之一，但这个严厉落给了平民。
亿万富翁袁宝璟三兄弟雇凶杀人，他们提出要向国家捐500亿元，而且也要检举他人，为什么没保住三条命？私下用几百万就买通的事，拿到明面上来，严重阻碍了中共立牌坊，找死！捐500亿元给国家，当权者个人拿不到好处，杀一儆百！正好立牌坊！
对平民刑罚越重，越显执法者的威严！对平民的刑罚越多，越掩盖、稀释对高官罪犯的包庇、开恩。
中共的高官阶层实质是黑帮体制，这种体制的一切都为特权阶层服务，由特权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所谓为人民服务、公有制都是骗人的把戏。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统治。
这黑帮的每一级主子，都是上一级的党羽，所以法律上给党羽留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活路。另一方面，如果党羽没有活路，党羽会拚命乱咬的，谁也受不了；而“法内开恩”，会让犯案的党羽感恩戴德，旁观的党羽也能更加卖命、更加腐败而有恃无恐。
目前的“高官死缓”现象，是犯事的大官太多、太重压不住的表现。给高官犯罪留后路、留活路，在1988年制定的新刑法就法内钦定了，最露骨的体现就是上述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最高刑只有5年－－不管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多少，哪怕几亿元，最多只判5年。相比之下，老百姓请愿、上访告状、罢工，就要判5年以上，对法轮功的滥刑就更不用说了。
高官怎样更安全？越有靠山越安全。怎样才能有稳固的靠山？那要用钱堆呀！所以贪污受贿越多越有实力，越安全。哪位落马的贪官被暴光了海外财产？真正的贪污受贿的巨款，都在海外，真正的巨额权钱交易也在海外－－谁暴光了？国内惩治的都是小巫，是没玩好的小喽啰，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说：高官死缓骤多，是中共黑帮体制的必然结果，是败亡的征兆之一。中共黑帮制度下，平民除了受剥削、压迫，还随时都可能做牺牲品。墙倒众人推，现在，到了大家推倒中共的时候了。
近来看到几篇文章，报导中共一系列判处高官“死缓”的案件－－对此的“重罪轻判”遭到了网民的强烈唾骂，海外媒体虽然也做了谴责，但没戳破中共死缓后获释的“暗道”，咱就从这“机关暗道”说起。
高官死缓－－养老三年就出国
中共的法律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对老百姓和对达官贵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死缓－－死刑缓期执行，名义上是死刑，实际是活刑。因为法律规定：死缓者2年内在狱中不再犯罪，一律改判“无期徒刑”，再过一年就可以改“有期徒刑”，然后是混年头的减刑。而且，还有一天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不越狱，坐牢不得超过20年。
对老百姓当然是这样严格执法了，但是对达官贵人可不是这样。保外就医－－这后门基本上是给特权阶层独占了。这些“死缓的贵族”，一进入“有期徒刑”阶段，就可以保外了－－当然，整个过程都得用钱买通，交易得当，对死缓者三年左右就解决了。保外可以保到原籍执刑，也可以保到海外－－出国“执刑”。
当然，高官贵族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保外的更快。
别看对“保外就医”有明文规定，那都是蒙人的，真正执行有许多内部规定的。从狱警、医院到法院一路买上去，只要进入有期徒刑就能买出去。
通晓了这个玄机，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犯案的高官们会极力争取死缓了。他们都明白：死缓仅仅是免去了政治生涯而已，很快就能逍遥海外了。所以，对本该判死刑的人判死缓，一定是“成功的钱、权交易”。
高官的官司－－独特的权钱握旋
“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这是高官犯案最初的一步。一般是在宾馆里，犯案向专案组交待问题，摆平了就免于刑法，摆不平就麻烦了。
大家要明白的是：双规的结果不是“专案组”说了算，也不是公检法说了算，完全是他们的上级的“党委书记”直接说了算。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各级党委书记是 “老大”，县长、市长、省长、总理都是“老二”，他们都臣服于同级的党委书记。各级领导班子，也完全听从党委书记的个人意志，当然在大事上，书记也得服从上级书记的意志。
2001年，在大陆央视第一套节目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市委书记》，在讴歌“市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露骨地揭露了上述问题：从双规到判刑的刑期，完全是“市委书记”说了算，副市长言听计从，然后交待法院照办。同年在全国热播的打黑反腐的电视连续剧《黑洞》，也赤裸裸地揭露了中共法院臣服于的党委个人意志的游戏规则。
由于双规是一种“组织活动”，被双规者可以充分地“握旋”，指示党羽在外部和当权者讨价还价，买通上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案子。程维高的第一秘书李真－－号称河北省“第二书记”，由于经济问题面临死刑，他为了活命咬出了主子的重大经济犯罪，导致程维高被双规。结果程维高买通了自己的老同学－－江贼民，江贼一句话就保全了程维高，双规时摆平了一切罪行。不但程维高逍遥法外，他女儿重大经济犯罪判刑3年缓期执行（按法条判刑要10年以上），同样逍遥法外。但程维高的死党们纷纷入狱，包括他的狗腿子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公检法的大总管－－杨益铭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当然，李真是必死无疑，所有的主子都不容忍奴才反咬一口的，这是杀鸡骇猴。
如果双规没有摆平案子，就进而了漫长的法律程序－－1.5年完事就算快的。双方有充分的交涉时间。
“修改口供”－－“权钱交易”后都是这样，办案人员在受贿后要改口供。
连小案都是这样，这个价码很高。如果涉及大案，实在众怒难犯，就换掉办案者。“远华走私大案”就是这样，由于牵扯了中央上层，初期的办案人被换掉，从外省掉来的专员，按照中央的指示改口供－－不得涉及党中央和外省官员，只让中央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一人做替罪羊。并且，在案子没全部审结时，就匆忙枪毙了十余人灭口。注意：所有人在面临死刑时都要疯狂乱咬同党的，所以他们的口供一定得修改。
“改变刑种”－－几乎所有高官的真实罪行都该判死，但大多数都走了死缓、无期、甚至更轻的出路，而这都是通过改变刑种实现的。
中共的法律，为达官贵人留了太多的机关暗道。改变刑种是常规手段：内部规定贪污100万要判死刑，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最高刑只有5年－－不管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多少，哪怕几亿元，最多只判5年。这一变通，达官没有不走这个刑种的；再有“杀人、雇凶杀人”，变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一下由死刑变为无期徒刑。
大官的服刑环境－－地狱里的天堂
中共的政治体系等级森严，在最下层－－监狱的体现－－连遮羞布都没有了。平民的服刑叫劳改，那是人间地狱，相比之下，官员的服刑环境犹如天堂了。
达官级别越高，囚禁和服刑待遇越高，这是法定的，不用花钱就能享用。而无冕的贵人要达到享同样的福，化多少钱买通，也不一定买到。
在北京，局级的干部服刑就是种花休闲了，环境比养老院强，就是没自由。部级的高干更不用说了。在北京以外，更是宽松了，处级以上干部服刑就是“特管犯”，住公寓式楼房，由普通犯人照顾，也不怎么干活，就是等“保外就医”了。
死缓的高官，他们保外并不比罪行轻的人慢。因为保外不按照法律条文办，而是按照权钱交易办。死缓者等到改判无期、再判有期，一般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保外了。
黑帮的法律－－不给平民留活路，必给党羽留活路
“既做婊子，又立牌坊”，这是中共的传统。立牌坊不只是树碑立传的需要，更是平民愤，维护统治的需要－－执法必严，是立牌坊最好的形式之一，但这个严厉落给了平民。
亿万富翁袁宝璟三兄弟雇凶杀人，他们提出要向国家捐500亿元，而且也要检举他人，为什么没保住三条命？私下用几百万就买通的事，拿到明面上来，严重阻碍了中共立牌坊，找死！捐500亿元给国家，当权者个人拿不到好处，杀一儆百！正好立牌坊！
对平民刑罚越重，越显执法者的威严！对平民的刑罚越多，越掩盖、稀释对高官罪犯的包庇、开恩。
中共的高官阶层实质是黑帮体制，这种体制的一切都为特权阶层服务，由特权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所谓为人民服务、公有制都是骗人的把戏。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统治。
这黑帮的每一级主子，都是上一级的党羽，所以法律上给党羽留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活路。另一方面，如果党羽没有活路，党羽会拚命乱咬的，谁也受不了；而“法内开恩”，会让犯案的党羽感恩戴德，旁观的党羽也能更加卖命、更加腐败而有恃无恐。
目前的“高官死缓”现象，是犯事的大官太多、太重压不住的表现。给高官犯罪留后路、留活路，在1988年制定的新刑法就法内钦定了，最露骨的体现就是上述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最高刑只有5年－－不管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有多少，哪怕几亿元，最多只判5年。相比之下，老百姓请愿、上访告状、罢工，就要判5年以上，对法轮功的滥刑就更不用说了。
高官怎样更安全？越有靠山越安全。怎样才能有稳固的靠山？那要用钱堆呀！所以贪污受贿越多越有实力，越安全。哪位落马的贪官被暴光了海外财产？真正的贪污受贿的巨款，都在海外，真正的巨额权钱交易也在海外－－谁暴光了？国内惩治的都是小巫，是没玩好的小喽啰，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说：高官死缓骤多，是中共黑帮体制的必然结果，是败亡的征兆之一。中共黑帮制度下，平民除了受剥削、压迫，还随时都可能做牺牲品。墙倒众人推，现在，到了大家推倒中共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