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06年，是1956年“冒进”乱国、“反冒进”提出并被批判50周年，是“文革”开始40周年和结束30周年。这些不堪入目的历史记忆，是任由疯子和狂人胡说八道、祸国殃民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这段耻辱史，是后人永远也不能遗忘的历史。尤其是当年被公开颂扬的一些“语录”，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并和着血和泪，写就了我们国家最近50多年的耻辱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直面真实的历史，当局还在装聋作哑，仿佛这段历史从未发生。
悲哀啊，人们。我们要让真实的历史，点点滴滴汇成江河，奔腾在一代又一代觉醒并拒绝遗忘的人们内心深处，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真实又理性的历史记忆中，避免历史重演。
说真话抵挡不住胡说八道的压力
有论着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家”，依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枪是暴力，笔是非暴力，却被毛泽东当成“软刀子”，也能“杀人”。“反右”一反就反了55万人，“文革”就革掉了千万人的命，比中日战争时期的伤亡还要大。难道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还残酷？非也，战争时期枪林弹雨，死者均死得其所；可和平稳定时期，阶级斗争，因言治罪，因言惹祸上身因政见不同，死于非命，甚于枪林弹雨时代，可见“苛政猛于虎”仍旧以特别的方式重演，“人命不如草芥”张了。
1949年10月以后是新政，不久就进入50年代。1954年中国有了《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居住、迁徙自由。可到了不久，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冒进，接着反冒进也跟上，一切都很正常。有人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分歧。那个时代，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容丝毫质疑和不容挑战的权威。所以，领导全国的党就公开宣传，强调“舆论一律”，言论出版自由就从此成为花瓶，或聋子的耳朵是摆设。“大跃进”时，报纸、广播上“一律”地吹牛、“一律”地“放卫星”，“一律”地胡说八道，但结果就“一律”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发生饿死人，甚至“人吃人”，也就见不了报纸，成为国家的“绝密”；再后，就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一律”，结果“一律”掉了实事求是，“伟大领袖”可以忘乎所以，拿国家当试验品，仿佛陶瓷摔碎了，还可以和成泥巴再重新回炉，没有人为此负法律责任；本来，“庐山会议”出发点就是反左不反右，最后却成了反右。再以后，伟大领袖的试验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文”期间又“一律”，“一律”长达十年，后果是“十年浩劫”，涂炭生灵，直到今天我们却看不到当局直面这段历史，更谈不上吸取历史教训了。
一个国家，悲哀的是国家通过政府的权力，禁止人民说真话，只允许伟大领袖胡说八道，应了一句古话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50年代，当时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号召，最后却发展成为可怕的“引蛇出洞”，说真话的成了牛鬼蛇神，说假话的成了权威。比如在1957年之前，中央报纸如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常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讨论，中共也表示支持，认为舆论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据统计，有一家中央级报纸从1950年到1954年间，一共发表了读者来信2,072件，内容多数是批评性的，平均几乎一天一篇，超过今天的《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可自从“反右”以来，毛泽东就一下子就从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钦定”了55万牛鬼蛇神后，报纸上批评性的稿件越来越少，少到几乎绝迹，而胡说八道则越来越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曾发表钱辛波文章时提到，有一位新闻研究生曾统计1963年11月份的一家中央级报纸，整月没有一篇批评揭露性稿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人民可以监督党和政府，但实际上党需要监督就有监督，如不需要监督，监督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舆论一律就是要求“百花不齐放，百家不争鸣”，有了“一”就是让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束之高阁”，要求全民老老实实地在大政方针上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谁有不老实就不会有好下场。
任由毛泽东胡说八道，说真话者险些被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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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十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一情景，就是任由毛泽东胡说八道，说真话者险些被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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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胡说八道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起，毛泽东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曾是“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等。
整风运动开始时，民主人士章士钊也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发言，试图以“小批评”打破“一律”保持共产党的长久执政地位，他说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没想到，“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章被迫写检讨。而在当时，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等已被打入“反党联盟”，如果不是章的女儿章含之在毛身边当英文老师，趁机让毛回忆过去念旧情，否责大放过激言词的章士钊恐怕难逃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可怕结局。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由中央统战部上报的《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但至今还保留着几位著名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如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员；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2年，章伯钧的骨灰移葬在八宝山公墓。罗隆基逝于69岁，却在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个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于1962年戴着帽子辞世的。储安平，58岁时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
“小骂大帮忙”过时了，“小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有“小骂大犯罪”的下场
在国民党大陆执政时代，文人办报还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小骂大帮忙”，为执政者提意见，当好“了望者”。可到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尤其“文革”，“小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有“小骂大犯罪”的下场──“大骂”就是死罪了，人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如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提到，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文革”时代的荒唐：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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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权先生的文章还着重提到“文革”时期发生的“8．25”《陕西日报》事件，该事件不但荒唐透顶，还震惊中外，现已成为“文革史”上一块无法消除的文字狱典型事件。事件发生在1966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陕西日报》在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0,000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待问题，如交待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七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8．25”陕报事件。
这一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逼。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检讨，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做出了公开检讨。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
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后来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革委会把握政权，砸烂公检法……中国有了陕报“8．25”事件，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助长制造文字狱的嚣张气焰，惹祸上身和罹难者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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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身边说真话，“伴君如伴虎”
记得笔者小时候正逢“文革”末尾，我们小伙伴玩报纸折叠的玩具，大人严格要求我们看看上面，绝对不能有一个“毛”字，我们的小伙伴也牢记在心，有了“毛”字就反动，人大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十分可怕的，我们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毛”就是毛主席，他的权威不但包括主席这个最高职位，还包括了一个小小的通用的“毛”字，谁也不能动这个字。不但不能动，就是对毛泽东说真话也是要小心的，重者杀头，轻者开除，就连他身边的人也不例外。比如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最后死于非命。再如曾陪着毛泽东在中南海跳舞的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霍英1986年回忆《中南海的一次周末晚会》，提到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最后被调离的经历。
那是1962年4月底，霍英由中央宣传部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处理干部、群众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件。她看到，通过半年多处理来信，单从山东省来看，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的申诉信就占了很大的比重。
“接触这类信件多了，使我逐渐形成一个概念：在反右派运动中，存在着扩大化的错误，使一些好党员，好干部受到了伤害。作为代党中央、毛主席处理信件的我，心情是极不平静的。面对这种情况，我几次提出意见，得不到解决，而且受到领导和党小组的批评，说我思想右倾，容易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严重自由主义等等。对这种批评，我当然想不通，想当面向毛主席请教。在一次周末晚会上，我见到了毛主席。当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响起来之后，我快步走到毛主席身边，请他跳舞。我一边和主席踏着舞曲的节奏象散步似的缓缓漫步，一边向主席谈起了右派申诉信件之多的情况。为了阐述得透彻，我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甚至趁机打击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本人不服，不断给主席来信申诉，寄希望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他们平反的情况。毛主席精神非常集中地听取我的汇报，甚至后来不再听舞步的节奏漫步，而是原地不动地停了下来。问我：‘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我说寄来了，正因为看到了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证明很多好同志被错打成了右派。我连珠炮般地接着说：‘这么多的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边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主席说，‘详情不太知道。’我又告诉主席，‘对右派的申诉信件，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我刚说到这里。主席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道：‘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毛主席当即要我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报送给他。第二天一早上班，我即向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同志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他极为重视，立即向办公室负责信访的领导作了汇报。后来，领导让我执笔起草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然而，当综合报告初稿刚刚送给秘书室领导审阅，还没有上报到毛主席那里时，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下一个周末晚会的前一天，我却突然接到了调动工作的通知，让我立即办理调动工作手续，交出了工作证，调出了中南海，调离了毛主席身边……”（1986年3月25日上海《报刊文摘》转自《新观察》崔英回忆文章）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是皇帝的角色了，而霍英则是一个为民告“御状”的“清官”角色。可惜这时的毛泽东内心对全国错划55万右派心知肚明的，霍英一个能够跳舞的秘书居然可以替民说真话，是让龙颜大怒的。只是当时还只是1962年，毛泽东他老人家还没有绝对发疯，“伴君如伴虎”的霍英调离“虎”，只能说是好事，若是“文革”期间告“御状”，难免牢狱之灾，甚至有杀头的危险。这就是当权者胡说八道祸国殃民的特征，说假话不危险，说真话不自由，中国的言论空间一下子倒退到清朝时代，人人自危，人人恐惧。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回忆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透露，翻译家罗稷南1957年“反右”时曾问毛泽东“今天鲁迅若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次，毛对此却十分认真，没有胡说八道，而是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都知道，“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为党添砖加瓦，是不能有丝毫含糊，也不能丝毫私心和公心，只能为权力者服务，听话。如山西运城制药厂一个叫张水月的负责人这样说，“不听领导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决没好下场”。1985年第2期《山西青年》曾记载张水月这个“独立王国的暴君”如何嚣张，就连运城市的一个陈副市长，也和这个“暴君”一样放肆地说：“如果再搞一次反右运动，首先应把这些（不听话的）人打为右派分子。”。简直又是第二次“反右”和“文革”翻版。
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敢说真话，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为什么还在继续嚣张，主要就是党这个组织里的最高权力者继续一手遮天，强奸民意，从一直大量制造“右派”、“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到今天继续一种声音，不开放言路、报禁和党禁，继续胡说八道，当今天的人们面对这个残酷现实时，要么成为为虎作伥者，成为帮凶；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另外一种帮凶……
历史啊，有时候不可避免地重演，有时候又推倒重来。
警惕啊，人们！
毛泽东治下的文字狱和毛泽东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毛泽东这个人，不但不是治世之能臣，更不是治世之明君，一句话概括，他就是一个乱世之“毛贼”，治世之“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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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为证。
据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在2002年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回忆文章，称当初毛泽东准备让他编辑蒋介石文集，后来又不了了之。那时大约在“文革”前一、两年，中宣部通知范用去开会，与会的还有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主持会议，说毛主席一次接见外国客人，说了在王府井的书店可以买到两个人的全集，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蒋介石。记住这是毛泽东信口对外国人胡说的，因为当时蒋的书还没有编出来。范用在会上表示这两部全集都不适合由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灿然说中华书局是出版古籍的，也不属于他们的出书范围。最后议定蒋介石全集由人民出版社承担，赫鲁晓夫全集则请世界知识出版社考虑。于是范老先生派了三名编辑分三路调查、收集各地图书馆收藏的蒋介石论著。借调人员由他开名单，调来的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多少有些历史问题的人，“文革”期间以“招降纳叛”之罪一起受到清算。蒋介石全集的编辑工作进展甚快，不久就编出了十几集，由范用通读了每一集，签字付印了一百部稿本，给中宣部打了个报告，附上一本稿本。报告说拟印一千部，限定发行范围。没有几天，中宣部就来通知，称毛主席作了批示：“一千本太少，印它一万部。”
范用通过阅读认为，蒋介石早期的言论证明，此人并非不学无术之辈。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每晚到学员宿舍巡视，当场训话，有条有理，且有见识。有一天，他甚至讲过这样的话：谁骂苏联，就等于骂我的爷娘（查对后来文本，“反对苏联”改为“反对英美”了），挺革命。抗战时期在武汉，蒋介石有一动员人民抗日的文告，即由时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起草。没有多久，“文革”出台，除了清算、批斗范用的罪行，这件事也就没有下文。后来下放到干校的范用听说，蒋介石全集的资料和档案，全部运到“三线”的山洞中保存，以后又运回北京，不知现在何处。“文革”期间，范用知道“文革”只反所谓的“反革命”，而出来不反皇帝。他在文化部集训班见到揭发编辑蒋文集的大字报，有数米之长，由三楼挂到一楼。但范用当时不敢交代此事是毛主席叫办的，怕被说成“恶毒污蔑伟大领袖”。后来范用实在顶不住吃不消了，只好悄悄告诉革命的军宣队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这张大字报无影无踪消失了，造反派也不过是造所谓反革命的反，而不敢造毛泽东的反，因为他们狗胆包天无论如何是不敢在毛主席头上动土的。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也没有蒋介石文集面世，毛泽东是信口开河而已。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说是一回事情，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多半是说了等于做了，反正没有人敢追查毛泽东的不是。
“文革”期间，中国的个人崇拜盛行，但毛泽东却实行内外有别政策，一国两制，比如在1968年，人人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是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有阿尔巴尼亚大使赴天津访问，外交部翻译范承祚陪同，安排参观单位集体“读语录”、“唱东方红”、“呼万寿无疆”，大使也挥动小红书和中国同志一起参与。但进行到给毛主席像三鞠躬节目时，大使说什么也不干。范承祚向天津外办的军代表解释，人家对自己国家的领袖恩维尔．霍查都不鞠躬，更不会给咱们的毛主席三鞠躬了。为此，他被某单位扣上帽子。后来，这件事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毛泽东大权在握，事无巨细，他说：“如此整人，毫无道理！”隔几天后，周恩来开始领会主席意见了，他召集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并指定范承祚参加。周第一句话就问：“韩叙来了没有？”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的韩叙站了起来。总理问他，又好象在问会场上每一个人：“听说有的地方也让外宾搞‘四大件’？”韩叙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四大件’？”周又点名了：“小范告诉他。”范承祚领悟到：这“四大件”三个字是总理归纳的。于是马上站起来说：是读语录，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行三鞠躬。接着周又问韩叙：“这回知道了吧？”于是周郑重地在会上宣布：“今后再也不许让外宾搞‘四大件’，这不符合主席思想嘛！”为此，重申对外纪律，要内外有别，否则外国人要讲笑话，国际影响很不好（见2004年第7期《三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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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有毛必有周，前面有毛做坏事，后面肯定有周“揩屁股”。周的角色，就是站在毛巨大的阴影后面，发挥毛不能发挥但需要其他人去发挥的作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由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著、军队作家铁竹伟执笔完成的《我的伯父周恩来》（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透露，了解到林彪情况的毛泽东，对用导弹打掉表示摇摇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周恩来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周恩来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象这一次周恩来的举止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致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林彪外逃之时，毛泽东78岁了，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他走进电梯，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泽东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的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周恩来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的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恩来此时如释重负，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毛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周恩来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经过这一次表忠心，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又延续了五年，毛泽东的生命的也延长了五年。到了1976年，小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先去世，毛泽东随后也去见马克思去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于中国怎么办？已经不能指望这两个至死都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人了。其实，毛泽东这个人就是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谋家，虽然他总是说刘少奇、林彪是阴谋家。如果说刘、林是小巫的话，那么毛是大大巫。
据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回忆，“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触，毛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966年6月1日，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据说是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当时曾引起极大混乱。这一时期，毛泽东远在杭州，刘少奇多次给其打电话请示汇报，却没曾得到明确回复。无奈，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向毛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却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到了7月19日毛才回到了北京。24日，毛召开会议，批评刘邓。8月5日，毛泽东自己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公开。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检查。毛当时是中央主席，却这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中央却把此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只印了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的批示却被删去了。
情况已经明显不妙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提出承担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是他们两个革命者的最后一次见面。没几年，刘少奇的命就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革”掉了。
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就被揪斗，那势头可见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当天中午，他已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儿女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全文。据说这是刘第一次让儿女看中央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刘少奇的话后来成为最后的遗言：“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1972年，刘少奇的儿女见彭真可以探望了，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见刘少奇。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过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可以见见妈妈”，证明毛已经看到信了。17日，他们才又来传达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并且不让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见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报》）。
1980年中央同意为刘少奇平反。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死去四年多了。假如毛不死，死去的刘少奇也是不能“咸鱼翻身”的。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刘少奇的运气远不如周恩来好，是因为周常年走在钢丝上，已经学会如何与毛泽东这个毛贼共平衡。刘学不会，自然连退路也没有了，只有去死了。在走政治钢丝方面，邓小平也是高手，邓与毛从不正面冲撞，随时检讨自己，随时承认错误，所以毛临终前也只是撤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放邓一条生路，比刘少奇不知幸运多少辈。到邓临死，他也不会把天安门前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摘下来，因为他感谢毛泽东对他有“不杀、救命之恩”，否则他就当不成中共第二代了，更不会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了。一句话概括，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政治儿子，而刘少奇只是毛泽东的政治兄弟，两者相比，自然是儿子亲过兄弟了，可怜刘少奇是生不逢时，毛泽东的江山只能传给那已经“做大”的“儿子们”了，而他们“亲兄弟”只能阋于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