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07 01:59:21作者：陈培万 自述 严家伟 编写
人人都有作梦的经历，人人都会有梦醒的感受。如果是好梦醒来，你也许会感到遗憾、惆怅；如果是恶梦醒来你大概会暗自庆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上个世纪1957年以后的二十三年里，我做了一个难醒的长长的恶梦，直到梦醒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心有余悸、惊魂难定，不堪回首。
不达“指标”，我成了“补课”中的右派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我当时正在宜宾市东街某诊所担任医生，而我们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宜宾市现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我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指使几个积极分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我还是在劫难逃，浩劫更难逃，我(陈培万)和胡继民、程志远、顾云鹏、卫竹仁等人一齐“抓”了出来，他们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我们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恶梦开始：第一站珙兴农场
我们几个人当时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见过他们一面，他们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
然而，高压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连忙写了“认罪书”企求“宽大处理”，我则是“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当然后果就更加严重，被划为“极右份子”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国，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他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象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他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实际上的囚犯；第二，由于他这种耍把戏变戏法一样的“行政处分”，于是绕开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我被送到了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购买。所以“囚粮”就不成问题了。
这个珙兴农场，虽然搞了几年，由于山高、路难行，所有监舍、以及干部们的办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树木、竹子及茅草修建的。确是无片砖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劳教分子到来后，为防意外，50多个女劳教分二个大组，住在与干部办公宿舍，相连的工棚里。由一个班的公安战士相隔其间，通过一块大地坝(平时作为集合或开大会使用)下面两排竹木结构的工棚，住着70多个男劳教分子。
劳教分子上山后，虽在平坝地区春播季节已过，但山上还是寒意未尽。干部们监督着“分子”。从早到黑开始“集肥”劳动，准备春播到来。直到农历的五月，才开始种玉米、种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的劳动成果是：玉米大如鸡蛋，洋芋则似蚕豆。10月后开始绵绵细雨，接着雪花飘飘。当然，政府不会白养着120多个“分子”白吃。于是上面又决定将120多个劳教分子调到高县双河镇的石灰厂去“改造”。由于那时水泥还是稀有东西，民用或建筑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产和销售都不困难。
第二站：中川铁厂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那辆“戛斯”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石灰厂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先由肖质良干事讲话，并同时指导另一位便衣干部介绍后，这是乐山中川铁厂的赵(艮山)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下面就由赵干事给大家作“报告”。这位赵干事，30多岁，胖胖的，一口乐山话。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哪些人去中川，经所领导研究后并报公安处领导批准，下面，由肖干事宣布名单。总共30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我亦在其中。凡点到名的，都为未来将成为钢铁工人而兴奋，那没有点名的则处于沮丧。悲哀的情绪。为防意外，所以进出路口，由武装战士站岗把守。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代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中间一排，车厢两边各一排，每排10人，干事坐进驾驶室，车厢四角，各站一名横挎冲锋枪的武装公安战士。于是“戛斯”车又摇摇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点钟后，才在荣县境内公路边的山镇上停下车吃午饭。“劳教”们吃饭时，肖、赵干事，在食堂外把守着，而且食堂里的服务员，在端饭、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诧异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饭，又负责看守工作，肖、赵二人才进去吃饭。历时两小时，大家又上车，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车又开始摇晃着上路。经井研、乐山、汽车才在沙湾镇大桥头停下来，“分子”们下车后，等候在那里的各车间(中队)干部，从肖、赵二人手中接过名单和牛皮纸口袋(档案)点名后将人带走。我是医生，由医院来的胡干事(后来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医院的干部)将我带到公路边的一座平房里，这就是中川医院的住院部，并指着一位20多岁年青人说，这是“你们医生组的召集人”，所谓“召集人”，其实是同类“分子”的称谓，你们住宿、工作，由他给你安排。于是那个“召集人”叫我带上行李随他到一间农民遗弃的草房里，指着一排大铺的里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个角落里。随后到伙房去吃晚饭。
第二天早饭后，那个胡干事对我说，今后你就跟“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劳动。在部队时，我已经熟悉这类工作，但初来乍到，又是另一种环境，只得听从政府安排。跟随“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个查房日志之类的记录，对病人如何处治，由“召集人”处理。
所谓的病房，实则不如乞丐们的住所，在沿坎一张方掉，是供医护人员的办公用。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到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
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以及那胡干事是属干部，其它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川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出人材，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铁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峨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碱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中国人的事情，外国人始终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铁厂厂部在公路边的一座工字形砖木结构小青瓦的平房。大门口挂着一坎白底黑字的“乐山地方国营中川钢铁厂”大木吊牌。工字东边那一排便是厂部办公室，沿正中走道两侧，便是财务科、生产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办公室西边那一排的大门口却钉着一块“管理教育科”牌子，办公室内又有两块白底黑字的吊牌，一块是“四川省劳动改造一支队三大队部。另一块是：四川省劳动教养三支队一大队部。这就是一个工厂三块吊牌的由来。
那时的中国言必称“阶级”所谓“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叫得震天响，什么事都来个“亲不亲，阶级分”，但是这阶级分最后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来了。中川铁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活标本”。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也要分清“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劳改。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招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活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浪”，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我们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万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晕有肉菜蔬新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就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以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恶梦走向高潮，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饿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粮食。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通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辨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是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不惊。我的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战争环境中死亡人数的几倍。在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我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输工作。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作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已已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更是有脚无路，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到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极坏。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究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历饭票一斤。在那个“天堂”岁月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人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杆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并非天天有此繁重体力劳动，何况还有那两斤粮食的热能补足。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这样的作为，实属惨无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非人道行为，并非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把草菅人命成为合法的制度准则。何况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些牛鬼蛇神如当年的犹太人，如何处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修改伪造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对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那有坟墓可指呢？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了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还在一九六O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上XXX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余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
我每每见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可以作“红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怎一个“悲”字了得？
最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人间悲剧，发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时。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风中抖瑟，几株枯树上，偶而停着一两只昏鸦，发出凄凉的哀鸣，更增添在苦难岁月中熬煎着的囚徒悲凉心情。一天中午，医院领导叫我将死者宋方林的病历材料带来，因他的妻子前来询问。我带着病历材料来到办公室，见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边偎依一个7、8岁的女孩，一个大致有4岁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须问，就知道是母子关系。我只能按照以前几百次的“操作规程”按病历上记载，向母子三人宣读其亲人的“死亡判词”。那妇女在听着我振振有词的宣读后，已泣不成声。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在哭泣，那幼小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坟墓，要求是合理的，医院领导们的办法依旧，叫我将母子三人带到那座“万人亲坟”去祭奠。那女人来到坟前从一个补着补丁的布口袋里取出两条冷红苕，放在坟前称是千里悼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跪在地上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渐渐地那女人大声的哀嚎变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人过份悲伤而出现休克，我只得用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政治谎言来安慰她，诸如他被划为右派，是因思想没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后，政府是如何的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医治……死后又是如何的厚葬……，无论我怎样以堂皇的政治术语来劝慰，她就是爬在坟前不起来。
有人说过，中国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当惊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国人从降生到懂事开始，首先要学的就是“压抑”从而便获得了“压抑功能”，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锤打和社会的帮助，建立了“压抑免疫系统”，在任何社会悲剧面前，都不会让中国人精神崩溃，因此中国人患精神病比率少于其他西方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这母女三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动物、铁石心肠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泪水。大概是“物伤其类”的效果反应吧，此时此景，在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幻觉，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儿也会在此上演一幕同样的悲剧吧。因久劝无效，怕出现意外，我只得坦诚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劳教人员，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环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机会罢了。那女人听到后，感到是丈夫的“同类”，心灵上略有一丝宽慰，那一双充满泪水眼睛凝视着我，是信？还是不信？不过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谁也不会去冒充“敌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将母子三人带到第一病区的病房(医院的临时招待所)住下来，并从病房中选了两床比较清洁的被盖来，叫他们住下。然而吃饭却成了难题，因为到厨房去吃饭，必须交纳粮票和钱。母女三人来自农村，何来粮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动将挑死人得到的“奖赏”拿出一斤，又向其他医护人员动员，因为我是病区的主治医生，病区里除那个一门不懂的护士长(女干部，其实是干部家属)外，我还是有一点权威性，所以当我说明情况.后，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奖励”的人，也自愿拿出二两、三两，总共凑成三斤粮(饭)票，才到厨房里取来三个“罐罐饭”(每罐三两)炊事员也发了一次善心，将那有盐无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瓢碗，这在那饥荒岁月里是何等的难得啊。当我把饭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时，那女人从自己一份又分出一点到儿子的罐罐里，那小女儿见到妈妈分饭给弟弟，她也从自己的一份中分一点给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以付出为主，只要她成为感情的俘虏，她可丝毫不犹豫地不想任何后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热的付出漩涡中去。
后来她才慢慢的诉说着往事：她姓叶，她与丈夫老宋是51年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后同时分配到X县中教书，她教数学，老宋教语文，由于是同学又是同事，于52年春喜结良缘。先后有了一女儿、一个儿子。老宋性格外向，又是教语文，常常咬文嚼字，最大长处还能写一手毛笔字。在教师中也擅长交往。但他忘记了古人的教训：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九五五年春，开学时新调来位校长，是从部队转业安置的，40多岁，文化不高，根本不懂得教书为何物，不过是校长、党总支书记，位居学校的最高领导人。这位校长最大的嗜好就是常常召集教师开会。而每次开会都是由他讲演为主题。在讲话常常闹出一些令教师们啼笑皆非的笑话。比如：他常把“夸”与“亏”分不清楚，所以把“夸大其词“说成“亏大其词”，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猫”，经常炫耀的是“打日本”、“打老蒋”，有时老师们在私下议论时，不懂处事原则的老宋，总要幽默一下，说什么有话则“夸”，无语则“亏”，“貉”与“猫”都是同科同类，正如“猴”与“猿”一样，有什么奇怪。此时，那些谋求政治进步的，将老宋的话吹到领导的耳朵里。那时转业干部，到地方后，工作安置不成问题，最最要紧的大事是解决“性饥渴”。所以到处托人介绍对象。校长已过“不惑”之年，自然更是一件急事。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姑娘。此姑娘一听说是位“老干部”、“老党员”又是“校长”自然满口应允。为什么自己才二十多岁对那老头子感兴趣，因为此女子虽年轻，读过初中，但却有无法克服的“外伤”和“内伤”，“外伤”是因“天花”而在脸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烙印”(麻子)，“内伤”是出身地主家庭。校长年纪大点，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校长则认为，该女子虽然有“麻子”，但年轻、有文化，于已有利，出身成份不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一九五六年“五一”二人结合了。校长通过老战友的帮忙很快将麻女士借调到学校来任代课老师了。麻女士来校后，安排教初一的语文，与老宋同在一间办公室备课。麻女士生性好强，自成为校长夫人后，虽是代课老师，但转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其他教师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势，大家心里虽不满意，总是敢怒而不敢言。一次麻女士不知从那里搞来一把杭绸面的折扇，那年月这种绸扇还算是稀罕之物。麻女士总喜欢拿给其他教师观赏。那绸扇一面画的是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两片绿叶的衬托下更是鲜艳夺目，而那一面都是素色，麻女士感到美中不足。她知道老宋的毛笔字还可以，要老宋给他写几个字。在麻女士的再三要求下，老宋接过绸扇，挥毫泼墨写下顺口溜：姑娘一篇好文章，字字珠玑不成行，游龙观觅当年穴，蜜蜂误认是故乡。老宋那龙飞凤舞的行草书，就是内行看到，也拍手叫好。麻女士自然很炫耀，到处给别人观赏。后来不知是那位先生给他点出，老宋的顺口溜是讽喻她的“麻子”，麻女士听后，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不可遏，在床上对校长老公又哭又闹。校长的旧恨未消，又添新仇，所以在反右时，老宋“攻击党领导”的罪责难逃(那时的逻辑是：领导就是党，党就是领导，所以给领导提意见就是攻击党)，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老宋送劳教后，叶老师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被校领导“光荣”批准“上山下乡”去当“战天斗地”的新式农民。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下放干部第一年按月领工资，第二年则自食其力了。一位斯文的知识妇女，带着两个娃娃，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生产队长先认为她是老师，安排她当队上的记分员。后来公社告诉队长，这个女人是“反属”，是属于“暗管分子”不能担任什么职务，只能劳动改造思想，同时要严加管理。所以叶女士不知流了多少泪，看在一双儿女上，只能咬紧牙关艰苦度日，企盼着老宋早日解除劳教回来，相濡以沫，抚养儿女成人。当她接到由当地派出所交给她那张《死亡通知》时，立即昏倒在地，幸得好心邻居相救才幸免于死。因为她是属于“暗管分子”要外出必须得到公社领导同意。不知多少次去找公社领导，都是以“生产”大忙季节为借口予以拒绝，所以直到秋收后才同意她到乐山沙湾来祭奠亲人。公社开了介绍信，但路费又是难关。三娘母将从生产队口粮里，每天只能吃一半，留一半，作为路上吃。没有粮票，只能做好玉米粑，煮红苕带在路上充饥……
第二天，三粮母才到沙湾车站买了车票到乐山，返回农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但是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灾难，同时，几百万“右派”妻儿亲人也成为了历史浩劫的殉葬品。秦始皇在九泉有知，也会自叹不如，羞愧难当!
墓前吟“反诗”，走向劳改队
护理员刘克犹之死，是我无期劳教走上有期犯人的导火线。
刘克犹，仁寿人，18岁，初中学生，富农成份。食堂化时，每顿无粮，以菜充饥，一次饭后，大叫肚子饿得慌。被大队书记听到后立即通知公安部门拘押到县看守所交待反省。预审员叫承认是攻击人民食堂，对粮食统购的不满，并说只要他承认了错误，就放他回家。一个15岁的农村娃儿，自然相信公安的话，于是按照公安要求在那份《审讯记录》上捺了手印。自此，他天天盼着放他回家去。59年11月，他得到仁寿县人民法院给他的一份《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两年，送劳教教养。到中川铁厂后，正是医院病人增多，缺少护理人员(其实只是给那些行动不便的病人送药、送水、送饭而已)，并不需什么特殊的专业技术。到医院后，分配在二病区，年青娃娃从不多言多语，工作中也很认真踏实，从未出过差错。总之对大家印象都很好。所以在半年“大评”年终“总评”都得领导的表扬。六一年还出席厂部召开的劳教人员、劳改犯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在监狱中获此殊荣，是难得的机会。六一年八月，他管制期满后，认为可以回家了。医院的管教干事告诉他，管制期满，并不是解除劳教，要求他还要努力改造争取。他两年的希望，一下变成失望。所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时间绝对正确)，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九六二年元旦，我们将刘克犹的遗体运到山上，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没有把他往“万人坑”里扔，而是简单埋个坟，也算大家尽一点同事之心意。来埋人之前由于过元旦“改善生活”大家吃了一份病死猪肉，又喝了几口“老白干”酒，所以特别“高兴”。
挖坑、掩埋后，在坟前用一坎约60公分高30公分宽的木板，用毛笔写上：“刘克犹先生之墓”立于坟前。不知是谁用树枝在坟前的松土上划了一对联：生有何欢？死又何惧。可能是大家少有如此轻松，更由于一份死猪肉及老白干产生的酒精作用，所以各抒情怀。梁XX(重庆医专学生、右派，近视眼，外号梁瞎子)口念：大江东去，涌森波烟雨，浪折千层洗肝胆。用手指着三峨山：孤峰卓立，经风刀霜剑，叠嶂万仞更多娇。我接着说，南唐李后主成了阶下囚，却非常达观，但也很烦恼，他那脍灸人口的绝唱，更是难忘：春花秋月何时了，愁烦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元旦日晚饭后，院部办公室通知召开全院医护人员大会，干部、工人都不准缺席。大会开始，照例由支部书记杨一平主持讲话。杨支部“开宗明义”宣布：反改造分子陈培万，利用刘克犹服毒自杀这种反革命罪行，借机带头闹事，组织其他人送葬，立木碑，写挽联，并朗诵古诗，发泄不满情绪，经支部研究，厂领导批准，送拘留所反省交待罪恶事实。杨支部话音刚完，4个早已奉命的打手，拿出一根棕绳，立即实施五花大绑，连推带拖被送到中川拘留所(俗称“从严队”)。
这个挽留所，却不像其它县公安局看守所那样戒备森严，也没有高墙电网。只是河边的一幢草房，于大渡河边的围墙是用小竹子编的竹篱笆。如果说是拘押罪犯，到不如说成是拘押“君子”的场所。进门有一个岗亭，公安战士站岗，其视野可以看所内一切情况。每间监舍只是用三米高的土墙间隔，每舍可容纳40人以上的通铺，监舍门，是用几块木板订成三米高木栏。与外面不同的，拘留人员一切行动都要喊“报告”，比如：“报告”解小便。那岗亭中公安战士只说一个字“去”，当解便完后，又是一声“报告”回监舍。那站岗的公安战士，也只说一个字“去”。所以每天拘留所里都是“报告”“去”声音此起彼伏。伙食标准是早三(两)午三(两)晚二(两)，当然政府不会让拘留人员白吃饭的。所以规定，除重案待审人员，(刑)伤、病人员以及才从外地抓获的外逃人员外，其他都要参加劳动。劳动的工作是从矿场搬运矿石到高炉料场。距离只有150米。每天上午，只能搬运三到四趟。特别指出的，凡走在运输队伍前面的两三个人，都是按拘留所的规定。凡在行进中，队列里有人“报告”解小便时，前面的人就将担子放下，由此全部都得放下，等那人解便完了归队，又才开始走路。若有人“报告”绳子断了，大家都得把担子放下，等那人将绳子结好后，又开始蠕动。所以每天上午，就是如此走走停停的。特别是酷暑炎天，队伍两旁全付武装的公安兵，更是在毒日之下而大汗淋淋，每天不到十一点就收工了。所以有人戏言，拘留所的劳动，等于是作广播体操一样的自由运动。当然，监狱中的拘留所，决不是“从宽”队，决非那么的轻松。每天午后的“学习”就会让人毛骨悚然，一生难忘。所谓“学习”就是“批斗会”。每天都由干部安排“对象”。对于“批斗对象”，只要干部喊到名字，马上就会全身发抖，大汗淋淋。因为“批斗”决不是只动“口”，而是要经受一次文明酷刑的磨难。文明与酷刑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惨不忍睹的酷刑，也有着传统文化的内涵。这种酷刑，决不像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待抗日分子，那样，皮鞭飞舞，受刑者肉血模糊，皮开肉绽，以及什么“老虎凳”烙铁烫胸部等，那是“法西斯”暴行，我们是文明古国。用刑也要以文明来包装。古人说：侍君者，当尽忠，侍亲者，当尽孝。侍群者寡，侍亲者众。所以自古就有“百事孝为先”之说，一本“二十四孝图”堪称国粹瑰宝。所以中川拘留所也以“二十四孝图”为范本。比如“孟忠哭竹”。用一根2-3公分大60公分长的木棍，将下面削尖，钉在地上，顶端破开，受刑者跪在地上用细麻绳将两手拇指捆在木棍上，再用小木楔子从顶端的破口中敲进去，麻绳紧紧陷入拇指中，所以受刑者汗水、泪水齐出，比那“孟忠”更为伤心。至到受刑者昏倒了才能解开麻绳，泼上冷水，使其慢慢清醒。两个拇指出现瘀血性水肿，少者七八天，有的长达一个月，才能恢复功能。其二是叫“王祥卧冰”的刑法，将受刑人的双腿绑在一根长板凳上，将上半身及双手绑在另一根长板凳上，两条凳中间相距3-40公分，再用相等的木板，放在两凳中间，木板上放上一种茎、叶都长满刺的。民间叫藿麻的野生植物。这时，在受刑者的肚皮上放砖，增加压力，一块、二块、三块……腹部的重压，使光赤的背部落下，落在霍麻上，不但刺痛，特别是那刺里含有一种酰酸毒素，因此更是奇痒，背部很快出现肿块，一般要3-5日才能消失。用干部的话说，这叫“伤皮不伤骨”。这些令人难忘的刑法，与那些法西斯的暴刑，的确有异曲同工之效。当然，这些文明酷刑，都是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反改造分子”使用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厂里召开“公捕”“公判”大会，从宣布“逮捕”“起诉”“判决”只有40分钟就完成了。直到我服刑两年后，才收到乐山县人民法院(62)刑字43号判决书一份。那份所谓的“判决书”中，除了“坚持反动”“幻想变天”“阴谋暴乱”等“莫须有”名词。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四年。从劳教无期走上了劳改有期的岁月。
没有结束的尾声
从1958年被送劳教时年23岁，到1981年改正平反回家，历时23年。我的全部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伟大的”的政治运动，还有那据说是也很“伟大”的劳教、劳改营，前人吊苏武的诗有句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对秋波哭逝川”而我则是丁年遭难，皓首而归。我当然从来没奢望过什么“封侯印“，也不想当什么官，可你们这样象“开玩笑”似的把我整了二十几年，却又以“嗟，来之食”的姿态，给我一纸所谓“改正通知书”。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旧太平，从没人出来认过一声错，道过一声歉，世间有如此伟大的真理吗？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荒唐的尾声，只能留给后人思考，留给历史裁决。
不达“指标”，我成了“补课”中的右派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我当时正在宜宾市东街某诊所担任医生，而我们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宜宾市现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我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指使几个积极分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我还是在劫难逃，浩劫更难逃，我(陈培万)和胡继民、程志远、顾云鹏、卫竹仁等人一齐“抓”了出来，他们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我们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恶梦开始：第一站珙兴农场
我们几个人当时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见过他们一面，他们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
然而，高压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连忙写了“认罪书”企求“宽大处理”，我则是“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当然后果就更加严重，被划为“极右份子”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国，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他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象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他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实际上的囚犯；第二，由于他这种耍把戏变戏法一样的“行政处分”，于是绕开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我被送到了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购买。所以“囚粮”就不成问题了。
这个珙兴农场，虽然搞了几年，由于山高、路难行，所有监舍、以及干部们的办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树木、竹子及茅草修建的。确是无片砖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劳教分子到来后，为防意外，50多个女劳教分二个大组，住在与干部办公宿舍，相连的工棚里。由一个班的公安战士相隔其间，通过一块大地坝(平时作为集合或开大会使用)下面两排竹木结构的工棚，住着70多个男劳教分子。
劳教分子上山后，虽在平坝地区春播季节已过，但山上还是寒意未尽。干部们监督着“分子”。从早到黑开始“集肥”劳动，准备春播到来。直到农历的五月，才开始种玉米、种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的劳动成果是：玉米大如鸡蛋，洋芋则似蚕豆。10月后开始绵绵细雨，接着雪花飘飘。当然，政府不会白养着120多个“分子”白吃。于是上面又决定将120多个劳教分子调到高县双河镇的石灰厂去“改造”。由于那时水泥还是稀有东西，民用或建筑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产和销售都不困难。
第二站：中川铁厂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那辆“戛斯”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石灰厂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先由肖质良干事讲话，并同时指导另一位便衣干部介绍后，这是乐山中川铁厂的赵(艮山)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下面就由赵干事给大家作“报告”。这位赵干事，30多岁，胖胖的，一口乐山话。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哪些人去中川，经所领导研究后并报公安处领导批准，下面，由肖干事宣布名单。总共30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我亦在其中。凡点到名的，都为未来将成为钢铁工人而兴奋，那没有点名的则处于沮丧。悲哀的情绪。为防意外，所以进出路口，由武装战士站岗把守。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代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中间一排，车厢两边各一排，每排10人，干事坐进驾驶室，车厢四角，各站一名横挎冲锋枪的武装公安战士。于是“戛斯”车又摇摇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点钟后，才在荣县境内公路边的山镇上停下车吃午饭。“劳教”们吃饭时，肖、赵干事，在食堂外把守着，而且食堂里的服务员，在端饭、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诧异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饭，又负责看守工作，肖、赵二人才进去吃饭。历时两小时，大家又上车，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车又开始摇晃着上路。经井研、乐山、汽车才在沙湾镇大桥头停下来，“分子”们下车后，等候在那里的各车间(中队)干部，从肖、赵二人手中接过名单和牛皮纸口袋(档案)点名后将人带走。我是医生，由医院来的胡干事(后来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医院的干部)将我带到公路边的一座平房里，这就是中川医院的住院部，并指着一位20多岁年青人说，这是“你们医生组的召集人”，所谓“召集人”，其实是同类“分子”的称谓，你们住宿、工作，由他给你安排。于是那个“召集人”叫我带上行李随他到一间农民遗弃的草房里，指着一排大铺的里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个角落里。随后到伙房去吃晚饭。
第二天早饭后，那个胡干事对我说，今后你就跟“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劳动。在部队时，我已经熟悉这类工作，但初来乍到，又是另一种环境，只得听从政府安排。跟随“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个查房日志之类的记录，对病人如何处治，由“召集人”处理。
所谓的病房，实则不如乞丐们的住所，在沿坎一张方掉，是供医护人员的办公用。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到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
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以及那胡干事是属干部，其它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川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炉，从三峨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出人材，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铁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天，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峨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碱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中国人的事情，外国人始终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铁厂厂部在公路边的一座工字形砖木结构小青瓦的平房。大门口挂着一坎白底黑字的“乐山地方国营中川钢铁厂”大木吊牌。工字东边那一排便是厂部办公室，沿正中走道两侧，便是财务科、生产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办公室西边那一排的大门口却钉着一块“管理教育科”牌子，办公室内又有两块白底黑字的吊牌，一块是“四川省劳动改造一支队三大队部。另一块是：四川省劳动教养三支队一大队部。这就是一个工厂三块吊牌的由来。
那时的中国言必称“阶级”所谓“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叫得震天响，什么事都来个“亲不亲，阶级分”，但是这阶级分最后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来了。中川铁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活标本”。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也要分清“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劳改。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招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活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浪”，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我们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万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晕有肉菜蔬新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就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以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恶梦走向高潮，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饿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勤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粮食。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通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辨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是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不惊。我的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战争环境中死亡人数的几倍。在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我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输工作。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作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已已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更是有脚无路，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到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极坏。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究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历饭票一斤。在那个“天堂”岁月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人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人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杆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并非天天有此繁重体力劳动，何况还有那两斤粮食的热能补足。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这样的作为，实属惨无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非人道行为，并非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把草菅人命成为合法的制度准则。何况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些牛鬼蛇神如当年的犹太人，如何处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修改伪造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对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那有坟墓可指呢？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了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还在一九六O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上XXX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余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
我每每见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可以作“红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怎一个“悲”字了得？
最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人间悲剧，发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时。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风中抖瑟，几株枯树上，偶而停着一两只昏鸦，发出凄凉的哀鸣，更增添在苦难岁月中熬煎着的囚徒悲凉心情。一天中午，医院领导叫我将死者宋方林的病历材料带来，因他的妻子前来询问。我带着病历材料来到办公室，见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边偎依一个7、8岁的女孩，一个大致有4岁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须问，就知道是母子关系。我只能按照以前几百次的“操作规程”按病历上记载，向母子三人宣读其亲人的“死亡判词”。那妇女在听着我振振有词的宣读后，已泣不成声。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在哭泣，那幼小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坟墓，要求是合理的，医院领导们的办法依旧，叫我将母子三人带到那座“万人亲坟”去祭奠。那女人来到坟前从一个补着补丁的布口袋里取出两条冷红苕，放在坟前称是千里悼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跪在地上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渐渐地那女人大声的哀嚎变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人过份悲伤而出现休克，我只得用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政治谎言来安慰她，诸如他被划为右派，是因思想没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后，政府是如何的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医治……死后又是如何的厚葬……，无论我怎样以堂皇的政治术语来劝慰，她就是爬在坟前不起来。
有人说过，中国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当惊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国人从降生到懂事开始，首先要学的就是“压抑”从而便获得了“压抑功能”，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锤打和社会的帮助，建立了“压抑免疫系统”，在任何社会悲剧面前，都不会让中国人精神崩溃，因此中国人患精神病比率少于其他西方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这母女三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动物、铁石心肠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泪水。大概是“物伤其类”的效果反应吧，此时此景，在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幻觉，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儿也会在此上演一幕同样的悲剧吧。因久劝无效，怕出现意外，我只得坦诚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劳教人员，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环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机会罢了。那女人听到后，感到是丈夫的“同类”，心灵上略有一丝宽慰，那一双充满泪水眼睛凝视着我，是信？还是不信？不过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谁也不会去冒充“敌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将母子三人带到第一病区的病房(医院的临时招待所)住下来，并从病房中选了两床比较清洁的被盖来，叫他们住下。然而吃饭却成了难题，因为到厨房去吃饭，必须交纳粮票和钱。母女三人来自农村，何来粮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动将挑死人得到的“奖赏”拿出一斤，又向其他医护人员动员，因为我是病区的主治医生，病区里除那个一门不懂的护士长(女干部，其实是干部家属)外，我还是有一点权威性，所以当我说明情况.后，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奖励”的人，也自愿拿出二两、三两，总共凑成三斤粮(饭)票，才到厨房里取来三个“罐罐饭”(每罐三两)炊事员也发了一次善心，将那有盐无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瓢碗，这在那饥荒岁月里是何等的难得啊。当我把饭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时，那女人从自己一份又分出一点到儿子的罐罐里，那小女儿见到妈妈分饭给弟弟，她也从自己的一份中分一点给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以付出为主，只要她成为感情的俘虏，她可丝毫不犹豫地不想任何后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热的付出漩涡中去。
后来她才慢慢的诉说着往事：她姓叶，她与丈夫老宋是51年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后同时分配到X县中教书，她教数学，老宋教语文，由于是同学又是同事，于52年春喜结良缘。先后有了一女儿、一个儿子。老宋性格外向，又是教语文，常常咬文嚼字，最大长处还能写一手毛笔字。在教师中也擅长交往。但他忘记了古人的教训：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九五五年春，开学时新调来位校长，是从部队转业安置的，40多岁，文化不高，根本不懂得教书为何物，不过是校长、党总支书记，位居学校的最高领导人。这位校长最大的嗜好就是常常召集教师开会。而每次开会都是由他讲演为主题。在讲话常常闹出一些令教师们啼笑皆非的笑话。比如：他常把“夸”与“亏”分不清楚，所以把“夸大其词“说成“亏大其词”，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猫”，经常炫耀的是“打日本”、“打老蒋”，有时老师们在私下议论时，不懂处事原则的老宋，总要幽默一下，说什么有话则“夸”，无语则“亏”，“貉”与“猫”都是同科同类，正如“猴”与“猿”一样，有什么奇怪。此时，那些谋求政治进步的，将老宋的话吹到领导的耳朵里。那时转业干部，到地方后，工作安置不成问题，最最要紧的大事是解决“性饥渴”。所以到处托人介绍对象。校长已过“不惑”之年，自然更是一件急事。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二十四岁的姑娘。此姑娘一听说是位“老干部”、“老党员”又是“校长”自然满口应允。为什么自己才二十多岁对那老头子感兴趣，因为此女子虽年轻，读过初中，但却有无法克服的“外伤”和“内伤”，“外伤”是因“天花”而在脸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烙印”(麻子)，“内伤”是出身地主家庭。校长年纪大点，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校长则认为，该女子虽然有“麻子”，但年轻、有文化，于已有利，出身成份不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一九五六年“五一”二人结合了。校长通过老战友的帮忙很快将麻女士借调到学校来任代课老师了。麻女士来校后，安排教初一的语文，与老宋同在一间办公室备课。麻女士生性好强，自成为校长夫人后，虽是代课老师，但转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其他教师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势，大家心里虽不满意，总是敢怒而不敢言。一次麻女士不知从那里搞来一把杭绸面的折扇，那年月这种绸扇还算是稀罕之物。麻女士总喜欢拿给其他教师观赏。那绸扇一面画的是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两片绿叶的衬托下更是鲜艳夺目，而那一面都是素色，麻女士感到美中不足。她知道老宋的毛笔字还可以，要老宋给他写几个字。在麻女士的再三要求下，老宋接过绸扇，挥毫泼墨写下顺口溜：姑娘一篇好文章，字字珠玑不成行，游龙观觅当年穴，蜜蜂误认是故乡。老宋那龙飞凤舞的行草书，就是内行看到，也拍手叫好。麻女士自然很炫耀，到处给别人观赏。后来不知是那位先生给他点出，老宋的顺口溜是讽喻她的“麻子”，麻女士听后，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不可遏，在床上对校长老公又哭又闹。校长的旧恨未消，又添新仇，所以在反右时，老宋“攻击党领导”的罪责难逃(那时的逻辑是：领导就是党，党就是领导，所以给领导提意见就是攻击党)，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老宋送劳教后，叶老师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被校领导“光荣”批准“上山下乡”去当“战天斗地”的新式农民。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下放干部第一年按月领工资，第二年则自食其力了。一位斯文的知识妇女，带着两个娃娃，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生产队长先认为她是老师，安排她当队上的记分员。后来公社告诉队长，这个女人是“反属”，是属于“暗管分子”不能担任什么职务，只能劳动改造思想，同时要严加管理。所以叶女士不知流了多少泪，看在一双儿女上，只能咬紧牙关艰苦度日，企盼着老宋早日解除劳教回来，相濡以沫，抚养儿女成人。当她接到由当地派出所交给她那张《死亡通知》时，立即昏倒在地，幸得好心邻居相救才幸免于死。因为她是属于“暗管分子”要外出必须得到公社领导同意。不知多少次去找公社领导，都是以“生产”大忙季节为借口予以拒绝，所以直到秋收后才同意她到乐山沙湾来祭奠亲人。公社开了介绍信，但路费又是难关。三娘母将从生产队口粮里，每天只能吃一半，留一半，作为路上吃。没有粮票，只能做好玉米粑，煮红苕带在路上充饥……
第二天，三粮母才到沙湾车站买了车票到乐山，返回农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但是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灾难，同时，几百万“右派”妻儿亲人也成为了历史浩劫的殉葬品。秦始皇在九泉有知，也会自叹不如，羞愧难当!
墓前吟“反诗”，走向劳改队
护理员刘克犹之死，是我无期劳教走上有期犯人的导火线。
刘克犹，仁寿人，18岁，初中学生，富农成份。食堂化时，每顿无粮，以菜充饥，一次饭后，大叫肚子饿得慌。被大队书记听到后立即通知公安部门拘押到县看守所交待反省。预审员叫承认是攻击人民食堂，对粮食统购的不满，并说只要他承认了错误，就放他回家。一个15岁的农村娃儿，自然相信公安的话，于是按照公安要求在那份《审讯记录》上捺了手印。自此，他天天盼着放他回家去。59年11月，他得到仁寿县人民法院给他的一份《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两年，送劳教教养。到中川铁厂后，正是医院病人增多，缺少护理人员(其实只是给那些行动不便的病人送药、送水、送饭而已)，并不需什么特殊的专业技术。到医院后，分配在二病区，年青娃娃从不多言多语，工作中也很认真踏实，从未出过差错。总之对大家印象都很好。所以在半年“大评”年终“总评”都得领导的表扬。六一年还出席厂部召开的劳教人员、劳改犯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在监狱中获此殊荣，是难得的机会。六一年八月，他管制期满后，认为可以回家了。医院的管教干事告诉他，管制期满，并不是解除劳教，要求他还要努力改造争取。他两年的希望，一下变成失望。所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时间绝对正确)，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九六二年元旦，我们将刘克犹的遗体运到山上，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没有把他往“万人坑”里扔，而是简单埋个坟，也算大家尽一点同事之心意。来埋人之前由于过元旦“改善生活”大家吃了一份病死猪肉，又喝了几口“老白干”酒，所以特别“高兴”。
挖坑、掩埋后，在坟前用一坎约60公分高30公分宽的木板，用毛笔写上：“刘克犹先生之墓”立于坟前。不知是谁用树枝在坟前的松土上划了一对联：生有何欢？死又何惧。可能是大家少有如此轻松，更由于一份死猪肉及老白干产生的酒精作用，所以各抒情怀。梁XX(重庆医专学生、右派，近视眼，外号梁瞎子)口念：大江东去，涌森波烟雨，浪折千层洗肝胆。用手指着三峨山：孤峰卓立，经风刀霜剑，叠嶂万仞更多娇。我接着说，南唐李后主成了阶下囚，却非常达观，但也很烦恼，他那脍灸人口的绝唱，更是难忘：春花秋月何时了，愁烦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元旦日晚饭后，院部办公室通知召开全院医护人员大会，干部、工人都不准缺席。大会开始，照例由支部书记杨一平主持讲话。杨支部“开宗明义”宣布：反改造分子陈培万，利用刘克犹服毒自杀这种反革命罪行，借机带头闹事，组织其他人送葬，立木碑，写挽联，并朗诵古诗，发泄不满情绪，经支部研究，厂领导批准，送拘留所反省交待罪恶事实。杨支部话音刚完，4个早已奉命的打手，拿出一根棕绳，立即实施五花大绑，连推带拖被送到中川拘留所(俗称“从严队”)。
这个挽留所，却不像其它县公安局看守所那样戒备森严，也没有高墙电网。只是河边的一幢草房，于大渡河边的围墙是用小竹子编的竹篱笆。如果说是拘押罪犯，到不如说成是拘押“君子”的场所。进门有一个岗亭，公安战士站岗，其视野可以看所内一切情况。每间监舍只是用三米高的土墙间隔，每舍可容纳40人以上的通铺，监舍门，是用几块木板订成三米高木栏。与外面不同的，拘留人员一切行动都要喊“报告”，比如：“报告”解小便。那岗亭中公安战士只说一个字“去”，当解便完后，又是一声“报告”回监舍。那站岗的公安战士，也只说一个字“去”。所以每天拘留所里都是“报告”“去”声音此起彼伏。伙食标准是早三(两)午三(两)晚二(两)，当然政府不会让拘留人员白吃饭的。所以规定，除重案待审人员，(刑)伤、病人员以及才从外地抓获的外逃人员外，其他都要参加劳动。劳动的工作是从矿场搬运矿石到高炉料场。距离只有150米。每天上午，只能搬运三到四趟。特别指出的，凡走在运输队伍前面的两三个人，都是按拘留所的规定。凡在行进中，队列里有人“报告”解小便时，前面的人就将担子放下，由此全部都得放下，等那人解便完了归队，又才开始走路。若有人“报告”绳子断了，大家都得把担子放下，等那人将绳子结好后，又开始蠕动。所以每天上午，就是如此走走停停的。特别是酷暑炎天，队伍两旁全付武装的公安兵，更是在毒日之下而大汗淋淋，每天不到十一点就收工了。所以有人戏言，拘留所的劳动，等于是作广播体操一样的自由运动。当然，监狱中的拘留所，决不是“从宽”队，决非那么的轻松。每天午后的“学习”就会让人毛骨悚然，一生难忘。所谓“学习”就是“批斗会”。每天都由干部安排“对象”。对于“批斗对象”，只要干部喊到名字，马上就会全身发抖，大汗淋淋。因为“批斗”决不是只动“口”，而是要经受一次文明酷刑的磨难。文明与酷刑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惨不忍睹的酷刑，也有着传统文化的内涵。这种酷刑，决不像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待抗日分子，那样，皮鞭飞舞，受刑者肉血模糊，皮开肉绽，以及什么“老虎凳”烙铁烫胸部等，那是“法西斯”暴行，我们是文明古国。用刑也要以文明来包装。古人说：侍君者，当尽忠，侍亲者，当尽孝。侍群者寡，侍亲者众。所以自古就有“百事孝为先”之说，一本“二十四孝图”堪称国粹瑰宝。所以中川拘留所也以“二十四孝图”为范本。比如“孟忠哭竹”。用一根2-3公分大60公分长的木棍，将下面削尖，钉在地上，顶端破开，受刑者跪在地上用细麻绳将两手拇指捆在木棍上，再用小木楔子从顶端的破口中敲进去，麻绳紧紧陷入拇指中，所以受刑者汗水、泪水齐出，比那“孟忠”更为伤心。至到受刑者昏倒了才能解开麻绳，泼上冷水，使其慢慢清醒。两个拇指出现瘀血性水肿，少者七八天，有的长达一个月，才能恢复功能。其二是叫“王祥卧冰”的刑法，将受刑人的双腿绑在一根长板凳上，将上半身及双手绑在另一根长板凳上，两条凳中间相距3-40公分，再用相等的木板，放在两凳中间，木板上放上一种茎、叶都长满刺的。民间叫藿麻的野生植物。这时，在受刑者的肚皮上放砖，增加压力，一块、二块、三块……腹部的重压，使光赤的背部落下，落在霍麻上，不但刺痛，特别是那刺里含有一种酰酸毒素，因此更是奇痒，背部很快出现肿块，一般要3-5日才能消失。用干部的话说，这叫“伤皮不伤骨”。这些令人难忘的刑法，与那些法西斯的暴刑，的确有异曲同工之效。当然，这些文明酷刑，都是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反改造分子”使用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厂里召开“公捕”“公判”大会，从宣布“逮捕”“起诉”“判决”只有40分钟就完成了。直到我服刑两年后，才收到乐山县人民法院(62)刑字43号判决书一份。那份所谓的“判决书”中，除了“坚持反动”“幻想变天”“阴谋暴乱”等“莫须有”名词。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四年。从劳教无期走上了劳改有期的岁月。
没有结束的尾声
从1958年被送劳教时年23岁，到1981年改正平反回家，历时23年。我的全部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伟大的”的政治运动，还有那据说是也很“伟大”的劳教、劳改营，前人吊苏武的诗有句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对秋波哭逝川”而我则是丁年遭难，皓首而归。我当然从来没奢望过什么“封侯印“，也不想当什么官，可你们这样象“开玩笑”似的把我整了二十几年，却又以“嗟，来之食”的姿态，给我一纸所谓“改正通知书”。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旧太平，从没人出来认过一声错，道过一声歉，世间有如此伟大的真理吗？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荒唐的尾声，只能留给后人思考，留给历史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