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官员心理中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忧的不健康因素或负面成分，如贪婪、邪情、迷信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59岁及39岁群体，这两类官员群体的心理稍微出些偏差，便很容易走上贪污受贿的歪路。
59岁，人走茶就凉？
“59岁现象”是中国近年来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是指一批有权势的人物临近退休之前，利用自己的权力“狠捞一把”的一种现象。
一些老官员因为心理不健康因素潜伏已久，快到退休的时候由于受到“客走茶凉”的刺激，往往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政治心理，结果却犯了错误，很是让人痛惜。究其原因，大多数是因为政治心理失衡和扭曲的结果。如玉溪烟厂的褚时健，在谈到他当时的心态时毫不隐讳的说：“我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
有关专家指出，政治心理与社会生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心理来源于社会政治生活，正如腐败的政治心理有时来源于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的耳濡目染一样；另一方面，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和影响，腐败的政治心理存在是社会腐败现象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59现象”根本要害是“权为己用”，但根本原因是“权力能够为己所用”。当权者为什么敢于冒风险“为己所用”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在59岁时落马的干部心理上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感到自己职务到头，没有奔头，生活平淡无奇，万事索然无味。年龄本来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可一旦与就业、职位相挂钩，就会引发心理问题。如果有人再左攀右比，认为到了什么年龄就应该晋升什么职务，否则就是“不公平”，势必寻求额外补偿来达到心理平衡，就必然导致舞弊以及各种腐败现象。
39岁，急于上台阶？
现在，一批年龄在39岁左右的年轻官员开始走向中国政坛的前台，成为当前党政机关里中层权力位置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尤其是县、处级位置上的中心人物。这些年轻的官员挑起大梁之后，为中国政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一年龄段上的一些官员心态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继“59岁现象”之后，“39岁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觉。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求上进本来是件无可非议的事，官员也毫不例外。然而，随着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被“年龄、产值、政绩”等硬杠子限定，一些官员一旦临近“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时，在心里上产生了偏差。
皖南一名官员算了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乡镇，至少需要4―5年转为“股级”，再经2年转副科，再经3年转正科，再经3年转副县级，这一个“流程”下来，最“顺”的干部也要12年时间；从一个县委书记被提拔到省委书记，正常情况下要经过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再到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最后到省委书记这10个台阶，至少要用15年时间。如果某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于是，一些干部时时推算着自己是否“上”，一旦到了“39”这样的节骨点眼上，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跑官、要官、买官”，开始不择手段地“上台阶”。
近几年，从一些地区纪检部门查处的违法乱纪案件中，受查处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中30至40岁之间的成了“主力军”，越接近40岁，“买官卖官”现象等违法乱纪现象越相对集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福建省原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买官卖官案所涉及的大批39岁官员。
在众多“39岁官员”中，能够马不停蹄、连续升迁的毕竟只是少数人，更多的年轻官员只能被提拔到有限的权力阶层，而且往往只能身居某个“副职”。比如某个人在39岁成了某个处级单位的一把手，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一干就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只要他不走，他下面的副处长、科长就谁也别想得到提拔。于是，有人就会忧心忡忡，觉得自己的提拔之日遥遥无期，前途一片渺茫。
“想得开的人”开始捱时间、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虽做不出成绩但也不必得罪人，反正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从此省心省事，倒也落个逍遥自在。
“想不开的人”开始煽阴风、使暗箭、拉拢左右，日谋夜算想着将一把手“搞倒”、“撵走”――自己既然活不好，他人也别太好活；“积极的人”可能会找找门子、跑跑关系，换个地方争取点实权，或者变通变通，利用已有的关系网迈出机关大门，下商海里寻求新路；“消极的人”则会将视线转向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挥霍公款或牟取私利――仕途失意“钱途”得意，官场失意情场得意，自毁一己前程，贻害一方百姓，堤内损失堤外补，反正对于升官是“心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