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吴兴华

2006-08-27 01:53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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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难者——吴兴华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英语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进入校园“劳改队”并被红卫兵殴打和抄家。 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去世。红卫兵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不顾吴的妻子谢微一的反对,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

1966年7月27日,北京大学最先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把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送入其中“强迫劳改”,以后全国各单位仿照实行。吴兴华是校园“劳改队”最早的受害者。

1968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著名的“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吴兴华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郭蕊,曾经在文革之后的1986年发表一篇题为《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吴兴华的家世,早年的聪慧,大学时代的友情,后来的写作和翻译等等,相当细致生动,描绘出一个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形象。但是,对于他在文革中的死,却含糊其词,令外人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也没有提到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这样的写法显然是当时出版审查所要求的。这种写法是当时的通例。但是一批发表的描写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文章都用这样的写法。当局一直对如何描写文革有严格的控制。在1980年代发表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文章中,都主要写死难者生前是一个好人(当然在什么是“好人”方面有一些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提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起了给死者“平反”的作用,比起文革时代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迫害和杀害,这当然是极其大的进步。而不准提他们的死亡经过,是为了掩盖文革的历史以避免深究文革领导者的责任与产生文革的根源,也很明显。

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吴兴华原为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1952年北京大学从市内搬到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吞并了燕京大学。吴兴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1957年,吴兴华被打成“右派份子”,降了两级工资。五年以后,1962年他被摘了“帽子”,仍在西语系工作。四年以后,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起源地。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领导开展对大学原领导人和教师的攻击。全国学校停课,以北京大学为样板进行文革。 工作组很快就制定了打击对象,并用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和召开斗争会的方式推进文革。6月11日,历史系副教授汪钱籛在学生和工作组的“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也是同事还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声音。 

这样恐怖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同情和善心,反而引来更多的暴力狂热。1966年6月18日,未向工作组报告,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校工就用暴力“斗争”已经被“揪出”的几十个干部和教员。高帽子,下跪,都被使用了。中文系的学生把厕所的大便纸篓扣在系领导人程贤策和向景洁头上,把他们打得满身青紫。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生物系讲师胡寿文的脖子上,拉倒在地,拖了就走。胡被勒得几乎不能呼吸。他尽力用手拉住绳子套,才免于窒息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当晚北京大学工作组开始反对这样的行动。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维护工作组的绝对领导,而不是出于对法制和人道的考虑。随后,在北京主持领导文革的刘少奇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像北大工作组一样,制止“乱斗”。

“不乱”的“斗”继续大规模地进行,有序而无情。工作组对所有的教师和干部作了“排队”,把他们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宣布了一批“有问题的人”的名单,他们不被准许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当时全天除了“学毛选”就是开会。)而被命令聚合在一起作体力劳动。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每个学校都建立了的“劳改队”,又叫“专政队”或者“牛鬼蛇神队”的早期雏形。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当时被贴大字报和批判斗争,还被打入这样的雏形“劳改队”。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 ,毛称北京大学6月18日的行动是“革命的”。毛下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到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在大会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对“牛鬼蛇神”的全面暴力迫害开始了。

工作组被撤,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代写下的“北大文革大事记”说: 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份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第二天,1966年7月28日,数学系的讲师董怀允自杀。他已经被划入“劳改”的异类中。他不愿意忍受更多的折磨,选择了自己杀死自己。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

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吴兴华被打入“劳改队”中。

当时有来自各地的大量红卫兵到北京大学 “学习革命经验”和进行“革命串连”。火车和公共汽车都不向红卫兵收票。每日到北京大学来的可能有上万人。一批“劳改队”中教师,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有他们的罪名和姓名,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叉子,被强迫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拣拾垃圾。那里来往人多,随时会被打或被侮辱。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破筐拣西瓜皮。每来一拨要“斗争”他的学生,他就站在一只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被强迫“自报罪行”,或者被打。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七八次。

“劳改队”里的“牛鬼蛇神”不能抗议这样的虐待。“劳改队”外也没有人试图制止这类行为。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一个外国人,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劝说红卫兵:“你们不要打他们。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没有人听他的。虽然人们都知道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是对“劳改队”中的人,惩罚是无边的,不用遵循任何法律。

在“劳改队”中的人也被抄家,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他家的住房被封了,只给他们留下一间房间。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已经挨过红卫兵的打。

吴兴华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中关园”的平房里。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已经近于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中的一本。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人很少,这本书是特别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烧成了灰烬。

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学生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就昏倒了。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天晚,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校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半夜,他的妻子谢微一被叫到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死了,死于急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

自杀也能变成罪名,解剖尸体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自杀这一“罪名”。1966年夏天的杀戮,就是这样地穷凶极恶。整死了人,连尸体都不放过。

吴兴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写过和翻译过一些美丽的诗,他编写的英文教材也是极好的。他本来应该有平静而多产的学者的一生。可是他被打了,被侮辱了,被害死了。在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被切开了。他死了三十年后,有人问他的家人,在他死后,他们有没有问是谁强迫他喝了沟里的污水,应该追查这样的坏人。他的家人说,那时候,是家人被逼问吴兴华是不是自杀的,而不是家人可以为亲人之死追究原因。家人只能申辩无辜和乞求不要剖尸。那时候,红卫兵掌有生死大权,更掌有控制话语走向的大权。

吴兴华有两个孩子。吴兴华被害死时,他的大女儿吴同14岁,小女儿只有6岁。他的妻子谢微一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养大了孩子。吴同下乡到东北当“知识青年”,当了八年。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6年8月24日,另一位英语教授余大絪,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上吊自杀。1968年,吴兴华去世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大学西语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程远和徐月如,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1998年,笔者见到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郑培蒂。1966年时,郑老师还是刚刚毕业留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她说,北大后来出的英语教科书,底子还是吴兴华打下的,那是文革前,他那时已经成了“右派份子”,他编写了语法, 后来的教科书用了他写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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