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28 16:50:24作者：
公元前556年秋天，宋国出现了一种怪病。这种病的症状不仅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也在狗的身上表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病可能与狗有关，于是联合起来于10月24日驱逐这些“狾狗”。这就是我国现有典籍上首次记载的传染病———狂犬病。
传染病发生越来越频繁
传染病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中国也不例外。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中国疫年与非疫年的比例分别为：两汉三国时期1∶7.6，两晋南北朝时期1∶4.9，隋唐五代时期1∶6.5，两宋时期1∶3.19，元朝1∶2.3，明朝1∶1.77，清朝1∶1.23。周秦时代关于传染病的记载相对较少。就次数来说，据《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分别是：周代1次，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从数字可见，从古到今，传染病的发生频率基本上是越来越高。
传染病在古代是十分可怕的灾难。东汉末年，传染病肆虐，每隔几年就有一起甚至多起传染病流行。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军队于秋天来到当时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冬天作战之时，将士染病近半数，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而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曹植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清朝是一个传染病高发期，几乎每隔一年就发生一次疫情。尤其是1910年的东北鼠疫，死亡六万余人，震惊中外。
巫师是怎样变成医生的？
记载古代疫情的文献很多，《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来看，中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尤其在国家安定、力量较强的时期，对传染病的控制最为有效。
上古之时，无所谓医术，只有驱邪破邪的巫术。用巫术治病的人就是巫医，又叫做“苗父”。苗父作法之时，用草扎成狗的形状，在上面缠绕些绢布、描绘些图案，向北面祷告，只用寥寥数语，就可以治疗在场的病人。就连《论语》也提到巫医：“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们渐渐积累经验，逐步形成医学和医药。
到了周代，医已经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民间疾疫也有专门的医生来治疗，叫做“疾医”。秦汉时卫生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汉代还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而城市污水也受到重视，据说萧何在未央宫修建了下水沟，象石渠一样，名石渠阁；为了减少城市灰尘，还制造了类似洒水车的“翻车渴乌”。
隔离———秦朝创造的防疫办法
秦朝十分注重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晋时，为保护皇帝及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传染病，如有三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一百天。
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疠疾”。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唐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寺院中设立医院也很盛行，武则天还设专使加以管理。
北宋出现了接种疫苗
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宋人已意识到“煎水”可以消灭疾病的源头；儿童从小被教导上厕所要除掉上衣，且“下必浣水”；粪便也会传播疾病，因此杭州城有专门的收粪人，有力地保障了城市的清洁卫生；宋朝对监狱的卫生也空前的重视，规定每五天就要打扫一次，甚至连犯人的枷锁都要清洗干净；《太平圣惠方》还告诫人们，春末夏初是狂犬病的高发期，碰到疯狗一定要赶跑。
两宋前后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在疾疫发生时也承担治疫的任务，如中央的太医局。地方上，州县设医学校，有疾疫时负责安置、隔离和救治病人。除此之外，浙江地区的私人医院也十分盛行，其代表是苏轼创办的“安乐坊”，主要也是起隔离和救治的作用。
当时皇帝对民间疫情的重视也超过以往。宋仁宗为了治疗京师大疫，不惜将留给自己的名贵药材分发给百姓。两宋时还大量修订、编撰和印行医书。1057年，朝廷还设立“校正医书局”，运用当世著名医家的力量，对历代重要的医学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再版。由政府出面整理和推广医书和药方，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据说北宋时还首次出现了接种天花疫苗的案例。
明朝传出“种痘之法”康熙亲自研究天花
金、元、明、清各朝都部分地继承了两宋的防疫治疫措施，但具体情形又有所不同。金朝的医疗机构主要服务于官府，惠民司也仅仅对外销售药物，没有治疫和防疫的功能。到了元代，医生的地位较高，医书的出版也很活跃。宫中设医学提举司，负责医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考察医生和教官、教育太医子弟。民间设医户，可以从事医疗活动，在民间发生疫情时即投入治疫工作。
明朝是中医历史上传染病研究有重大进展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某不知名人士传出了种痘预防法。虽然种痘的方法还在摸索之中，推广的地区也不广泛，但这毕竟是中国古代预防传染病的一大进步。在设置医事机构方面，明朝大多沿袭元代的做法，但国家在治疫防疫方面发挥的作用日渐变小，许多原本为日常需要的医疗机构却在重大疫情发生之时才被启用。
到了清朝，仅有少数惠民药局还在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明中期以来，地方人士在防疫治疫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清朝唯一显得活跃的是天花的防治。不仅设了“查痘章京”，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不过，同治皇帝却依然死于天花。
传染病发生越来越频繁
传染病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中国也不例外。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中国疫年与非疫年的比例分别为：两汉三国时期1∶7.6，两晋南北朝时期1∶4.9，隋唐五代时期1∶6.5，两宋时期1∶3.19，元朝1∶2.3，明朝1∶1.77，清朝1∶1.23。周秦时代关于传染病的记载相对较少。就次数来说，据《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分别是：周代1次，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从数字可见，从古到今，传染病的发生频率基本上是越来越高。
传染病在古代是十分可怕的灾难。东汉末年，传染病肆虐，每隔几年就有一起甚至多起传染病流行。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军队于秋天来到当时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冬天作战之时，将士染病近半数，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而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曹植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清朝是一个传染病高发期，几乎每隔一年就发生一次疫情。尤其是1910年的东北鼠疫，死亡六万余人，震惊中外。
巫师是怎样变成医生的？
记载古代疫情的文献很多，《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来看，中国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结合，尤其在国家安定、力量较强的时期，对传染病的控制最为有效。
上古之时，无所谓医术，只有驱邪破邪的巫术。用巫术治病的人就是巫医，又叫做“苗父”。苗父作法之时，用草扎成狗的形状，在上面缠绕些绢布、描绘些图案，向北面祷告，只用寥寥数语，就可以治疗在场的病人。就连《论语》也提到巫医：“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们渐渐积累经验，逐步形成医学和医药。
到了周代，医已经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民间疾疫也有专门的医生来治疗，叫做“疾医”。秦汉时卫生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汉代还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而城市污水也受到重视，据说萧何在未央宫修建了下水沟，象石渠一样，名石渠阁；为了减少城市灰尘，还制造了类似洒水车的“翻车渴乌”。
隔离———秦朝创造的防疫办法
秦朝十分注重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晋时，为保护皇帝及朝廷官员，规定官员家中发生传染病，如有三个以上的亲属被传染，即便官员自己没有被传染，也不得入宫，为期一百天。
公元568年，河南汲郡首次出现了寺院传染病院。在西山寺，僧人们设立病房，“收养疠疾”。北魏先“于别坊遣医救护”，后又成立医馆。南齐还出现了私人医院，以弥补国家力量的缺失。隋朝与秦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唐时，疫情发生后，政府采取赠药、埋葬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寺院中设立医院也很盛行，武则天还设专使加以管理。
北宋出现了接种疫苗
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宋人已意识到“煎水”可以消灭疾病的源头；儿童从小被教导上厕所要除掉上衣，且“下必浣水”；粪便也会传播疾病，因此杭州城有专门的收粪人，有力地保障了城市的清洁卫生；宋朝对监狱的卫生也空前的重视，规定每五天就要打扫一次，甚至连犯人的枷锁都要清洗干净；《太平圣惠方》还告诫人们，春末夏初是狂犬病的高发期，碰到疯狗一定要赶跑。
两宋前后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在疾疫发生时也承担治疫的任务，如中央的太医局。地方上，州县设医学校，有疾疫时负责安置、隔离和救治病人。除此之外，浙江地区的私人医院也十分盛行，其代表是苏轼创办的“安乐坊”，主要也是起隔离和救治的作用。
当时皇帝对民间疫情的重视也超过以往。宋仁宗为了治疗京师大疫，不惜将留给自己的名贵药材分发给百姓。两宋时还大量修订、编撰和印行医书。1057年，朝廷还设立“校正医书局”，运用当世著名医家的力量，对历代重要的医学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再版。由政府出面整理和推广医书和药方，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据说北宋时还首次出现了接种天花疫苗的案例。
明朝传出“种痘之法”康熙亲自研究天花
金、元、明、清各朝都部分地继承了两宋的防疫治疫措施，但具体情形又有所不同。金朝的医疗机构主要服务于官府，惠民司也仅仅对外销售药物，没有治疫和防疫的功能。到了元代，医生的地位较高，医书的出版也很活跃。宫中设医学提举司，负责医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考察医生和教官、教育太医子弟。民间设医户，可以从事医疗活动，在民间发生疫情时即投入治疫工作。
明朝是中医历史上传染病研究有重大进展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某不知名人士传出了种痘预防法。虽然种痘的方法还在摸索之中，推广的地区也不广泛，但这毕竟是中国古代预防传染病的一大进步。在设置医事机构方面，明朝大多沿袭元代的做法，但国家在治疫防疫方面发挥的作用日渐变小，许多原本为日常需要的医疗机构却在重大疫情发生之时才被启用。
到了清朝，仅有少数惠民药局还在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明中期以来，地方人士在防疫治疫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清朝唯一显得活跃的是天花的防治。不仅设了“查痘章京”，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不过，同治皇帝却依然死于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