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烧后现场
1967年8月22日，当时英国驻北京的外交机构“英国代办处”被红卫兵攻占并烧毁，外交官被殴打，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成为文革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
当时，中国陷入文革的疯狂之中，红卫兵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文攻武斗，暴力事件席卷全国。在政治风暴中，外国外交官本来只是旁观的看客。但英国外交官及其家属却在这场事件中，亲身经历了文革的疯狂和暴力。至今，亲历者仍然对此心有余悸。
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曾经担任过英国内阁的副秘书长、英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等要职。在1967年到1968年期间他曾在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任职，亲身经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39年过去了，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觉, 他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事件背景
1967年8月20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中共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与此同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还有所谓的“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
8月22日晚，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许多红卫兵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当时英方有23 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他们每个人都因遭到人身攻击而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击后的头部鲜血直流。他们当中的一些妇女和男士们还受到了“非常恶劣的性骚扰”。一位妇女因此而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的受害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
魏思敦爵士认为，“根据国际上广泛被接受的传统和历史惯例，外交人员应该享受其豁免权和所在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这件事（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
下面是根据对魏思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后的事情经过：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红卫兵在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后的场景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记者：根据1967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事发时在现场的有一万多人。）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的内部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象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 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象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内部全部损毁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