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04 01:53:35作者：霞云
婆婆９２岁高龄中风落下痴呆症，所幸能吃能睡躯体无恙，唯如厕困难，试遍百药无效，只能借助他人帮忙，我责无旁贷。三岁的孙子亮亮常学我的样子带上乳胶手套说：“亮亮来帮忙，每次一阵恶臭袭来，便英雄气短落荒而去，喊道：奶奶，快逃，臭死了。”侄女在我家小住，见状含泪幽幽地说：姑姑，你贵为高级工程师，怎么这样作践自己。
我怎么没有觉着？仿佛这是我每日的“必修课”，又必须由我这双能在钢琴上滑动美妙音符的纤手完成，仿佛我的手与婆婆已融为一体。我只想着，轻柔点，再轻柔点，快些，再快些，换来婆婆的淋漓畅快。邻里说有我这样的儿媳是婆婆不幸中的万幸，其不知能给婆婆做儿媳才是我一生的福祉。
我婆婆陈菊英，１９０１年出生，今年１０６岁，宁波人，说一口大江东去般哗哗拉拉的宁波话。１９６１年我在自己的婚姻殿堂门口与她相逢。俗话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宁波人家的媳妇不好当，江浙一带，众人皆知。我心存芥蒂担心婆婆不能接受我。
那时期的国家处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吃穿用没有不要票的。那会儿结婚，把两张单人床一并，两床被一合，称上斤把一分钱一粒的硬糖就把婚事办了。几乎都没有家人的到场，可以说这是那个年代服从分配远走他乡的青年人对婚礼形式的唯一选择。我更难一层：先生在北京工作，我在内蒙古工作，经过“一九五七” 劫难，我的双亲已被划入另册，早就一贫如洗自顾不瑕了。
临近婚期，我借了点布票买了块花布，自己动手缝了一套内衣，为了一生的吉利，无论如何也要沾点新。那时的火车没有现在快，从包头到北京差不多晃了一天一夜，昏沉的下了车，见到先生便说：家境贫寒，无一陪嫁君在意否？先生笑答，妈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满脸狐疑张大了嘴：都说宁波婆婆锱镞必较，难道上苍赐我另例。
穿过灰蒙蒙的大街，国子监旁边一条小胡同里，一个三进深四合院的后厢房，便是我们的家：阳光透过一排淡雅的碎花窗帘在室内洒满斑斑驳驳的亮点，一床，一柜，一桌两椅，一个堆满书的书架，简约，洁净，温馨。粉红色的丝光床单烫贴平服，丝绒被软缎被绣花枕成双成对，一套漂亮的女装是婆婆为我置的嫁衣。“这也是妈妈买的”先生边说边打开收音机，顷刻柔和的音符流溢盈满一屋，我泪如雨下，即使是在最忘乎所以的想象中，我都没敢奢望会有这样的福分。单是那台时价１９８元的收音机差不多与今日的背投彩电等身啊。婆婆的博大心怀，使我有了象一只风暴中淋湿了羽毛的小鸟找到了巢的感觉，心被婆婆的爱融化了。
一年后，我怀孕了。国家的“困难”有些许好转，高价的东西不要票已可买到。平民百姓的日子依然是艰难。每天仅食堂供给的清水煮白菜已很艰难满足胎儿的需要。我又担住着一个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营养不良加劳累，脚浮肿得穿不进鞋。婆婆几乎每月给我寄粮票，时不时地寄来她排队买来的高价食品。婆婆的爱心温润着初孕的我，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情景仍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随着下班的铃声骤响，饥肠辘辘的人们飞速奔向食堂，清水菜一碗，窝窝头两个，一人一份。饿级了的人们风扫残云般边走边吃个精光，咂吧咂吧嘴，用开水洗净碗底咽掉。饭后，同事们眼吧吧地盯着我碗中多出的那只小窝窝头，那是婆婆的馈赠，留着晚间加班饥饿难忍，腹中胎儿乱踢八踢时充饥用的。同事们都说我命好有个好婆婆。
遵照婆婆的旨意，女儿出生在北京最好的东四妇产医院，四十五天后又送往家中抚育。先生户籍北京，我户籍内蒙，女儿北京出生，人在上海。我想孩子的户口只能跟着我，产假期满我返回内蒙古，第二天去给女儿报户口。户籍警问我：怎么把小孩报在集体户口上，孩子呢？我回答：我住在集体宿舍，只能报在集体户口上，孩子在上海。户籍警说：户口是管人的，人不在不能落户。你没有爱人吗？我分明从她眼中读到轻蔑二字，不由火冒：不是说孩子户口随母亲吗？我反问。女户籍警把语音提高八度说：户口问题是原则问题，阶级斗争复杂，不说清楚，我知道你的孩子是哪方来路？她把出生证又看了一眼扔给我，慢条斯理地说：户口是管人的，人不在不能入户口。
一次次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失望地迈出派出所大门，一次次扑面而来的是漫天黄沙日光昏昏，我真想对着苍天高喊：天啊，求你睁开眼吧，没有户口我那千里之外的女儿怎么活啊？我心迷茫，孤独悲抑，不堪如盘重负沉沉，心舟终于饶不过重障，搁浅在内蒙古高原，我的精神要崩溃了。婆婆来信狠狠的骂我，要我永远记住：求人不如求己，天无绝人之路，再难也难不过八年抗战吧。婆婆的话使我明白了：人无论一如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还是贵为天姿国香颐指气使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心一住所，定定心心，天塌并不怕。我仿佛又见当年在日本鬼子摧毁的家的废墟上，婆婆携幼子弱女与命运搏击的身影。
婆婆硬是省下自己的户口米为孙女换来活命的奶糕，我们省下粮票，婆婆如数退回说：我年纪大了少吃两口没关系，你们那点活命粮动不得的，女儿在阿娘（宁波人这样称呼奶奶）的呵护下一天天的长大，食量越来越大，户口也越来越难了。周岁，婆婆寄来她的生日照，工人们七嘴八舌：看啊，史技术员的“黑”女儿还真漂亮啊。一直以来她都被人戏谑的称为： “黑孩子”，注视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我胸中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大庭广众之下失态痛苦。这哭声感动了上帝，单位破例为我造假：分给一间假房子，只有房号，房子早倒塌，开了张假证明孩子已接回来，我的女儿在她周岁时，终于成了一名在册的中国人，从此有了活命的奶票、粮票、糖票、布票、油票、草纸票……
女儿三岁，我们夫妻终于盼来了两地分居日子的结束。我回上海接女儿，那个我印象中的红嘟嘟的粉团儿已是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姑娘了，她躲在婆婆身后，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婆婆说：快叫妈妈呀，她转身冲进卧室，气喘吁吁地拿出一张照片，灵瞳灼灼定睛凝视着我说：这是妈妈，你是阿姨。接过照片，照片上的“我” 看着我在笑。我日思夜想的宝贝只认照片不认我，止不住的泪珠滚落襟前。婆婆摩挲着我的双肩歉疚地说：我怕你们母子生分，每天给她看你的照片，没想到……我扑在婆婆怀里喊着：妈妈，你辛苦了，我想说出对婆婆的爱，对婆婆的敬，对婆婆的感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经年离散三地，终于一家三口团聚，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女儿每天都盼着小弟弟早日出生，日子清贫，有份恬静已足矣。不料“文革”劫难“压顶，我们双双被打入地狱，丈夫是“反动学士权威”，我是“现行反革命”。抄家、批斗、游街，关“牛棚”，大人尚能忍能熬，尚在稚龄的孩子怎么办？那可是一个连幼儿园也要上上批斗“小牛鬼蛇神”的疯狂年代。把封建主义挥洒到极至的恐怖的“文革”文化氛围里，人性、人的尊严和起码的人道均被践踏，彷徨中曾想过一家人同归于尽。婆婆得知我们处于危难之中，义无返顾地接走了我们的一双儿女。镇静地嘱咐我们：好好活着，好人终有好报。女儿稚岁，儿子襁褓，婆婆毛至之年，是何等哭不堪言，累不堪言，婆婆硬是用她纤弱的双肩在上海石库门里弄里，为落难的幼孙撑起了一片蓝天，给了他们温馨的童年，直到女儿读五年级，儿子读一年级才再次回到我们身边。
婆婆一身傲骨，坚持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信念，脸上总是溢满喜悦，对生活充满赞美和感恩。恪守着生命的那份淡泊、宁静、质朴，走过了人生的一百零六年。她用自己的户口米救活的孙女，在美国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后，任职美国一大公司，她的生于忧患的孙儿已有自己一份成功的事业。
婆婆老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帮她穿衣、洗澡、喂饭、如厕，就在我在她身边写这篇文章时，她突然告诉我，她一棒头打死了一只老虎，我笑了笑，婆婆已分不清梦和现实。见我不出声，她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兴许那只老虎在打瞌睡。婆婆憨态可掬，我把婆婆当孩子养，婆婆快乐，我也快乐。
我怎么没有觉着？仿佛这是我每日的“必修课”，又必须由我这双能在钢琴上滑动美妙音符的纤手完成，仿佛我的手与婆婆已融为一体。我只想着，轻柔点，再轻柔点，快些，再快些，换来婆婆的淋漓畅快。邻里说有我这样的儿媳是婆婆不幸中的万幸，其不知能给婆婆做儿媳才是我一生的福祉。
我婆婆陈菊英，１９０１年出生，今年１０６岁，宁波人，说一口大江东去般哗哗拉拉的宁波话。１９６１年我在自己的婚姻殿堂门口与她相逢。俗话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宁波人家的媳妇不好当，江浙一带，众人皆知。我心存芥蒂担心婆婆不能接受我。
那时期的国家处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吃穿用没有不要票的。那会儿结婚，把两张单人床一并，两床被一合，称上斤把一分钱一粒的硬糖就把婚事办了。几乎都没有家人的到场，可以说这是那个年代服从分配远走他乡的青年人对婚礼形式的唯一选择。我更难一层：先生在北京工作，我在内蒙古工作，经过“一九五七” 劫难，我的双亲已被划入另册，早就一贫如洗自顾不瑕了。
临近婚期，我借了点布票买了块花布，自己动手缝了一套内衣，为了一生的吉利，无论如何也要沾点新。那时的火车没有现在快，从包头到北京差不多晃了一天一夜，昏沉的下了车，见到先生便说：家境贫寒，无一陪嫁君在意否？先生笑答，妈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我满脸狐疑张大了嘴：都说宁波婆婆锱镞必较，难道上苍赐我另例。
穿过灰蒙蒙的大街，国子监旁边一条小胡同里，一个三进深四合院的后厢房，便是我们的家：阳光透过一排淡雅的碎花窗帘在室内洒满斑斑驳驳的亮点，一床，一柜，一桌两椅，一个堆满书的书架，简约，洁净，温馨。粉红色的丝光床单烫贴平服，丝绒被软缎被绣花枕成双成对，一套漂亮的女装是婆婆为我置的嫁衣。“这也是妈妈买的”先生边说边打开收音机，顷刻柔和的音符流溢盈满一屋，我泪如雨下，即使是在最忘乎所以的想象中，我都没敢奢望会有这样的福分。单是那台时价１９８元的收音机差不多与今日的背投彩电等身啊。婆婆的博大心怀，使我有了象一只风暴中淋湿了羽毛的小鸟找到了巢的感觉，心被婆婆的爱融化了。
一年后，我怀孕了。国家的“困难”有些许好转，高价的东西不要票已可买到。平民百姓的日子依然是艰难。每天仅食堂供给的清水煮白菜已很艰难满足胎儿的需要。我又担住着一个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营养不良加劳累，脚浮肿得穿不进鞋。婆婆几乎每月给我寄粮票，时不时地寄来她排队买来的高价食品。婆婆的爱心温润着初孕的我，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情景仍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随着下班的铃声骤响，饥肠辘辘的人们飞速奔向食堂，清水菜一碗，窝窝头两个，一人一份。饿级了的人们风扫残云般边走边吃个精光，咂吧咂吧嘴，用开水洗净碗底咽掉。饭后，同事们眼吧吧地盯着我碗中多出的那只小窝窝头，那是婆婆的馈赠，留着晚间加班饥饿难忍，腹中胎儿乱踢八踢时充饥用的。同事们都说我命好有个好婆婆。
遵照婆婆的旨意，女儿出生在北京最好的东四妇产医院，四十五天后又送往家中抚育。先生户籍北京，我户籍内蒙，女儿北京出生，人在上海。我想孩子的户口只能跟着我，产假期满我返回内蒙古，第二天去给女儿报户口。户籍警问我：怎么把小孩报在集体户口上，孩子呢？我回答：我住在集体宿舍，只能报在集体户口上，孩子在上海。户籍警说：户口是管人的，人不在不能落户。你没有爱人吗？我分明从她眼中读到轻蔑二字，不由火冒：不是说孩子户口随母亲吗？我反问。女户籍警把语音提高八度说：户口问题是原则问题，阶级斗争复杂，不说清楚，我知道你的孩子是哪方来路？她把出生证又看了一眼扔给我，慢条斯理地说：户口是管人的，人不在不能入户口。
一次次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失望地迈出派出所大门，一次次扑面而来的是漫天黄沙日光昏昏，我真想对着苍天高喊：天啊，求你睁开眼吧，没有户口我那千里之外的女儿怎么活啊？我心迷茫，孤独悲抑，不堪如盘重负沉沉，心舟终于饶不过重障，搁浅在内蒙古高原，我的精神要崩溃了。婆婆来信狠狠的骂我，要我永远记住：求人不如求己，天无绝人之路，再难也难不过八年抗战吧。婆婆的话使我明白了：人无论一如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还是贵为天姿国香颐指气使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心一住所，定定心心，天塌并不怕。我仿佛又见当年在日本鬼子摧毁的家的废墟上，婆婆携幼子弱女与命运搏击的身影。
婆婆硬是省下自己的户口米为孙女换来活命的奶糕，我们省下粮票，婆婆如数退回说：我年纪大了少吃两口没关系，你们那点活命粮动不得的，女儿在阿娘（宁波人这样称呼奶奶）的呵护下一天天的长大，食量越来越大，户口也越来越难了。周岁，婆婆寄来她的生日照，工人们七嘴八舌：看啊，史技术员的“黑”女儿还真漂亮啊。一直以来她都被人戏谑的称为： “黑孩子”，注视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我胸中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大庭广众之下失态痛苦。这哭声感动了上帝，单位破例为我造假：分给一间假房子，只有房号，房子早倒塌，开了张假证明孩子已接回来，我的女儿在她周岁时，终于成了一名在册的中国人，从此有了活命的奶票、粮票、糖票、布票、油票、草纸票……
女儿三岁，我们夫妻终于盼来了两地分居日子的结束。我回上海接女儿，那个我印象中的红嘟嘟的粉团儿已是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姑娘了，她躲在婆婆身后，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婆婆说：快叫妈妈呀，她转身冲进卧室，气喘吁吁地拿出一张照片，灵瞳灼灼定睛凝视着我说：这是妈妈，你是阿姨。接过照片，照片上的“我” 看着我在笑。我日思夜想的宝贝只认照片不认我，止不住的泪珠滚落襟前。婆婆摩挲着我的双肩歉疚地说：我怕你们母子生分，每天给她看你的照片，没想到……我扑在婆婆怀里喊着：妈妈，你辛苦了，我想说出对婆婆的爱，对婆婆的敬，对婆婆的感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经年离散三地，终于一家三口团聚，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女儿每天都盼着小弟弟早日出生，日子清贫，有份恬静已足矣。不料“文革”劫难“压顶，我们双双被打入地狱，丈夫是“反动学士权威”，我是“现行反革命”。抄家、批斗、游街，关“牛棚”，大人尚能忍能熬，尚在稚龄的孩子怎么办？那可是一个连幼儿园也要上上批斗“小牛鬼蛇神”的疯狂年代。把封建主义挥洒到极至的恐怖的“文革”文化氛围里，人性、人的尊严和起码的人道均被践踏，彷徨中曾想过一家人同归于尽。婆婆得知我们处于危难之中，义无返顾地接走了我们的一双儿女。镇静地嘱咐我们：好好活着，好人终有好报。女儿稚岁，儿子襁褓，婆婆毛至之年，是何等哭不堪言，累不堪言，婆婆硬是用她纤弱的双肩在上海石库门里弄里，为落难的幼孙撑起了一片蓝天，给了他们温馨的童年，直到女儿读五年级，儿子读一年级才再次回到我们身边。
婆婆一身傲骨，坚持着求人不如求己的信念，脸上总是溢满喜悦，对生活充满赞美和感恩。恪守着生命的那份淡泊、宁静、质朴，走过了人生的一百零六年。她用自己的户口米救活的孙女，在美国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后，任职美国一大公司，她的生于忧患的孙儿已有自己一份成功的事业。
婆婆老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帮她穿衣、洗澡、喂饭、如厕，就在我在她身边写这篇文章时，她突然告诉我，她一棒头打死了一只老虎，我笑了笑，婆婆已分不清梦和现实。见我不出声，她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兴许那只老虎在打瞌睡。婆婆憨态可掬，我把婆婆当孩子养，婆婆快乐，我也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