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是支那第一人
自从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港版书名为《最后的贵族》）风行海内外之后，康有为先生的女公子康同璧先生始为我辈所知（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说起康同璧先生不能不提起她那首“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诗句来，然而这个“支那”却是个麻烦的词。大陆的朋友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支那”被认为是日本人对华人的蔑称，在大陆的网路上几乎人见人恨，其实是不是呢？我看可能不是的。
支那一词是如何产生的呢？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汉人自己。古代的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为Cīna，Thin， Sinae等，或以为皆是秦国的“秦”之对音。汉人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 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
佛教经籍中称中国为支那，也写作至那、脂那等。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师资之道》：“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宋史－外国传六－天竺》：“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
除佛经之外，在《全宋诗》中有几处使用“支那”一词的，但作者都是当时的僧侣。在其它古代文献中用到“支那”一词的也基本是与佛教有关的碑文或者祷文。可见，“支那”一词起源于佛经翻译是确切可信的。
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由于发明“支那”这个词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所以可以排除日本人假借汉字的会意方式贬损中国的可能性。
其实，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者中有很多人使用“支那”一词的，诸如：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应该是没有贬义的。
关于“支那”一词，中日之间还有一个“支那之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号“中华民国”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清政府倒台之后，中国内乱频频，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政府倒台，已不能称中国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
这就开始了“支那之争”。“支那之争”的根本原因就是伴随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华夷之辩”。中华正统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当新的中国政府以 “中华民国”的称呼出现的时候，已经武功强盛的日本不愿为“夷”的思想爆发了！无论“民国政府”如何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改“支那”称呼为“中华”，但日本始终没有答应，那个意思就是“我怎么称呼你，是我的事，不用你来指手画脚”。日本不用“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这个词暗示这里才是中央之国，这样日本就成了“东夷”。二战之后，由于日本战败，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
那么“支那”一词到底是不是蔑称呢？我想造成大陆华人对这个词汇非常敏感应该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以及内地此类题材的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恶狠狠的日本人用轻蔑的语气说‘支那人’”所造成的。那么无论如何，我想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被称呼人的感受，可能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双方都应该注意彼此的态度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历史上已经习惯于用蔑称称呼周边的国家，对日本也是这样的，比如“倭寇”、“倭奴”、“倭奴国”等等，广东人现在也还是称洋人为“鬼佬”，要想别人尊重自己，自己就要先尊重别人。我们是不是也要为此反思呢？
二、妻子如衣服
在《三国演义》第十五回中有段“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三国演义》是明朝罗贯中写的，至于说刘备到底有没有说过“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样的话，我想可能很难追究了。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现在的理解基本是兄弟朋友就象自己的手足一样重要，而妻子只是可以随时更换的衣服（原文中的“妻子”，应该是妻子和儿女的意思）。那么古人的原意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人如何看待衣服的态度解释。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中记载，项羽在多次兵败之后曾派盱眙人武涉前去游说韩信，劝说他和项羽、刘邦，三分天下，当时韩信回答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韩信竟然把“解衣衣我”与“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相提并论，毕竟我们都可以理解“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无法理解“解衣衣我”的确切含义，但是这个举动可以和后两者相提并论，可见一件衣服所代表的情意绝对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的。
在《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中也有一段是和衣服有关的，“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说毕又哭。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戴着四个银镯，因泣道：且卸下这个来，等好了再戴上罢。因与他卸下来，塞在枕下。又说：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这一病好了，又损好些。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象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那本是和宝玉清清白白的晴雯被王夫人误认为是“狐狸精”并且赶出怡红院之后不久就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此时把“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可见这衣服还真不是随便之物。
其实在古人看来共衣是一种很重的情分，也就是说把衣服看的很重，不是说随便可以把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的。我们现在常说的“同胞”，就是出自《诗经－秦风－无衣》“何曰无衣，与子同袍”中的“同袍”，有共患难的意思。唐代名相裴度的《寄李翱书》中有“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可见“共衣服”还有志同道合的意思在。由此可见在古人看来，共一件衣服是多么重的情分，所以刘邦和韩信共衣后，韩信是多么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不能背之。
回到原题，个人认为“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意思应该是兄弟和妻子儿女一样对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尊兄弟（朋友）贬妻子（俗称“老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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