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自学成才的华北律师马文林（Ma Wenlin），作为他家乡数千名村民的代理人，为收回被非法征收的税款而起诉当地政府。他的机会看起来不太差：临近的村民刚赢得一起类似诉讼，中国媒体将此结果作为这个国家法制进步的证据而加以鼓吹。
而在马文林一案中，地方法院甚至拒绝受理马的起诉。他的一些委托人因擅作主张而遭到骚扰并被监禁。马文林持之以恒，以至向北京的最高当局上书陈情，因而被拘捕；他遭到监禁、殴打，并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获罪。他被判五年劳动教养。
马文林的故事由伊安·约翰逊所著《野草》一书予以呈现。不论对于他还是他那些承受过重税负的委托人来讲，这首先都是一出活生生的人间悲剧；他的那些委托人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挣扎度日，但这也引发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激发对类似马文林这样的人施以……的那些推动力会是中国经济的相对不利条件吗？
如果是的话，凭借其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和自由的传统，印度是否最终会在经济力量方面超过中国？
乍看之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否。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印度的两倍。中国吸收的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印度多出十倍以上，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五倍于印度。
中国有更高的识字率，更出色的基础设施。开办一家企业，在中国需要一个月，而在印度需要三个月。中国拥有更多的储蓄，较少的债务和较少的贫困人口。《经济学家》在一次关于这两个亚洲巨人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说：“如果这是一次竞赛的话，印度早已经落后了。”
政治基础设施
然而，在上述表象之下，有些趋势暗示，印度有能力缩小差距，假以时日，甚至会领先。为什么呢？因为相较于中国的独裁体制，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在容纳变革方面表现更加优异。
但是等等。甚至一些印度人也将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糟糕的经济表现归因于民主制度。他们错了。印度有过很多糟糕的经济决策，那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因为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至少，印度的民主制度从未有过任何诸如发动大跃进（三千万人死亡）或是……（超过数百万人死亡）这样相当疯狂的举动。
不幸的是，满腹灵感的印度第一代领导人饱吸费边派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假定尼赫鲁在1930年代是前往比如芝加哥而不是伦敦，印度的历史将会有多么不同！）他们相信经济成长源自政府计划而不是利润，相信资本主义是贫困的根源。
印度采纳了这样的观点，增加了一些自给自足方面的政策，这样所形成的一套混合经济仅仅将“印度式的增长率”（大约3%）维持了两代人的时间。
受到危机驱动，1991年，印度摆脱了这样的思想体系。从那以后。印度经历了平静的文化革命。费边主义者退潮，企业家成为社会的英雄；这个国家有了这样一种新发现的自信：它有能力在全球经济中取得非凡成就。
简而言之，印度正在接近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这一转变的步调不甚平稳，但其方向已经不可逆转。看看目前的印度政府吧：执政联盟中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成为中间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共产党人在经济上较中国人的多样性来讲显得更加正统）。
尽管如此，最近的预算仍旧设法继续推行私有化，开放养老金和采矿业给外国投资，并且削减企业税和关税。当电信业取消管制帮助造就辉煌灿烂的印度IT业时，很难坚持认为投资、竞争和取消管制糟糕透顶、着眼于反贫困，或者显得有点不那么印度味道十足了。
可示范的成功
这些早期的成功业已造就出更多推动转变的动力，并且一个良性循环即将宣告完成。现在，显而易见的是，甚至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印度经济中成就斐然的经济部门，如制药业、汽车部件制造以及IT业，都是那些最开放的部门；并且这并非偶然。外部人士业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2003年，由印度工商业联合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将印度作为投资目的地，40%的公司持有肯定意见；去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3%。
中国的硬件设施——如桥梁、道路、港口等等——无可匹敌地优于印度。任何同时去过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商业都会上海和孟买的人，都会承认上海是个更加现代、高效的城市。
但在一些重要层面，印度的经济软件要胜出一筹。据报道，印度的银行大约有10%的不良贷款；中国承认至多有20%的不良贷款，而真实数字可能两倍于此。
印度的资本市场按照其本来的规律运作，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像是受到非法操纵的赌场。印度拥有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其国内企业家已经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常理来讲，没有人想要走进残破不堪、办事拖沓的印度民事法院，但印度是一个确实在尽力依法治理的国家。中国在骨子里是这样：无论何时，只要党愿意，或者认为其权力受到威胁——即便这“威胁”可能是几千名贫穷的农民及其律师，这个国家都将打破法治秩序。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意味着它将面对较印度快很多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代价。
自从1992年邓小平下定决心谋求经济成长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全速前进。同一时期，印度经济也由缓慢前行向轻快慢跑加速，光景好的年份，其增长率可以达到8%。但凭借经济成长背后的积极转变这样的范例，加上适度的季风以及向中国的成功学习的意愿，不难想像印度以类似中国的速度成长。
正是在那一点上，其制度性力量（更加富裕的公民社会与能被要求履行职责的政府）赋予印度决定性的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经济要求适度开放并具有流动性的政治秩序。在中国，那意味着结束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或者至少在不受监禁的情况下挑战其权力的机会。中国的统治者距离这一点还差得很远。
尽管过去十五年来中国在个人自由方面取得了的巨大进步，共产党对权力的牢固控制却丝毫不曾松懈。对于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而言，开放其经济从整体上看创伤较少；对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来说，不开放政治从整体上看则危害甚巨。
那就是为什么是印度将在整整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成为所有人注目的亚洲虎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