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28 02:34:31作者：
“日照海滨，教授花园”，在日前开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瞄准北京各高校的教师这样兜售海景房。
北京某媒体今年8月报道说，在海滨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当地的“教授花园”小区买了房，其中有九成为北大教授。
据悉，一家参展的来自某海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还将于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开设班车，免费接送想看房的教师。
就在部分高校教师富裕到可以异地置业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同事阿忆却在网上声言，仅凭其工资收入，“入不敷出”。一时间，大学教师的薪酬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多数青年教师和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今年6月，江西南昌大学新闻系的年轻教师刘易成（化名）带课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班上几名很有心的班干部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没打招呼就带着礼物敲开了刘易成的家门。刘易成尴尬地将学生让进屋，家里连椅子都找不齐。
一直在外租房的刘易成住得离学校很近，也喜欢跟学生相处，但他很少将住址告诉别人，因为房子条件挺差，没什么家具，来了人也不好招待。
刘易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外地人的身份到这个陌生城市求职，成为这所省属高校的一名助教，教授新闻理论。当时赶上学校不分房，也没有教职工宿舍，他只好到校外的学生租房区内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此时，他的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出头，去掉生活费，他还要向家里寄一部分钱，一年下来攒下的钱很有限。
虽然教师工作比较稳定，但行业内的收入差距刺激了刘易成。为了尽快评到职称，他省下钱准备考博，“没房子，以后成家都是问题。”近30岁的刘易成并不满意现在的收入。
该校讲师冯尘（化名）去年接受了一份江西省内的“高校教师满意度”调查，在工资报酬、补助购房、培训机会和聘升职称几项都画了“不满意”。
“很多人认为高校教师工作轻松、收入高，其实只是看到了多数教授、副教授们的生活。”冯老师说，到了教授这个级别，教师的工资的确可以达到很高，他们还可以通过校外兼职等途径赚钱。但大部分青年教师、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构成了高校教师群体收入的金字塔底端，这些人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列为“高收入个人”后，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曾对媒体表示，如果说年收入10万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么高校教师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这个比例就更小了。
部分教师提及收入状况讳莫如深，兼职成了主业，教书退为副业
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网上贴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为4876元，在减去各项生活开支后，竟然成了负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副教授说，高校教师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资条仅是一层表皮，并不能说明职工的真实收入。
这位副教授以自己为例，他每个月实际划到工资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这笔钱与工作年限和职称密切相关。另外，每个月学院里会固定给一笔钱，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约有三四百元。由于院里会举办一些考生培训班，学院能从中获得创收，这样还会给每位教职工每月大约发1000元。再加上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补贴及课时费等，算下来，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个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这位副教授还一直在媒体兼职，为一份报纸每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采访时，虽然大多数高校老师在被问到收入状况时讳莫如深，但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在外做兼职、或挂职做项目的高校教师非常多，这让他们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笔者得知，参与这场论坛的一位法学界的顶尖级专家获得的报酬高达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专家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来获得报酬已成为专家“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去年，在有关“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中，有媒体报道：“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也挣60万元，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在这个名单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萧灼基、卫杰、张维迎、吴晓求等教授。”
相对于靠兼职挣外快的高校教师来说，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训班教课和课题组的技术入股办公司起家的。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法学院教授发现，由于连年来的“考研热”、“考证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师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语培训班的讲学，而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则通过举办司法资格考试、法律硕士考试的培训班获得大笔收入。这位教授所在的法学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跻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海淀体育馆座无虚席，启航培训学校暑期政治强化班正在举行。与启航培训学校合作授课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
近几年考研市场迅速膨胀，许多名校的教师纷纷瞄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启航培训学校，以考研政治班为例，为期一周的课程，每位学生要交培训费500多元，每期有几千名学生报名。由于教授的报酬都是从几千名学生的培训费中抽取的，学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课教师从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名（化名）说，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比较有条件在外兼职，因为课时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时间较多，而学校也没有明文禁止。但当教师兼职占用了过多精力后，对其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教授的‘外快’成为工资的两三倍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职工作，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反倒成了副业。”
袁教授称自己前两年在一家电视台兼职做节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时每周要去参加两次选题会，还要轮流值班，当他发现那个工作已经不是兼职，几乎要求全职时，便立即辞去了这份工作。“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收入差距的刺激，纷纷想方设法兼职赚钱，如果这种做法形成风气，高校的教育质量将必然受到影响。”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对此认为，低工资收入状态下，兼职是合理的。一个工人下班后，给邻居打沙发，收入与正式工作没关系。收入不是大学带来的收入，跟大学没有关系。不过据他了解，北大的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更能赚到钱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谈到高校教师收入差距时称：“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可能更能赚到钱，但是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师，占比例多少，都没有统计。我感觉学校大部分老师是贫穷的，如搞古代汉语、宗教学科的，这样的老师是大多数。”
学科在社会适用性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此学科教师收入之间的差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经济学、管理学的教师收入很高。他们除了完成系里的教学任务以外，还给企业加班，一些人还会给非正式注册的学生上课挣钱。“我知道有的学科教师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万元。其实很多院系都很重视挣钱，只是某些学科接触社会的程度多一点，能够多捞一笔。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学的吴教授说：“目前，名校与非名校，老师的工资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学校的不同学院，老师的工资收入同样差距很大。”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偏文科类高校，与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师的工资和岗位津贴等收入要低一些。
“科研项目多的理工科院校，教师的收入中，课题项目经费占很大比重。”吴教授说，北京理工大学的科研经费数额在北京高校中位列前三，有时一个课题的科研经费就高达几千万元。
“近年来，理工类院校教师的平均收入水涨船高，很多教授年收入不止30万元，相比之下，文科院校的教授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占多数。”吴教授提到。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许多高校教授都积极找课题、跑项目、要经费。由于某些项目经费中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许多教师对此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不愿再从事教学。另外，不少理工院系的教师在一些公司里做兼职工程师，或搞专利发明、开公司推广技术等，收入也很可观。
“有人十几年拉项目可以挣到100万元，每年平均有十万八万元的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告诉记者。
他透露说，很多教授为了拉项目，不断地请客吃饭，这在高校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教师申请了项目却廉价包给学生做，“纳税人的钱给白糟蹋了”。
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
据了解，高校中不同的院系都有自己的创收办法。
例如北京某高校的人文学院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单独考试学生，多是在北京当地工作过的、参加学院组织的考试而入校的，因为不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学院会收取比统招生高很多的培养费，这一笔额外中的一部分将以讲课费的名义分发给授课教师。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在《高校教师收入知多少》一文中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指出，社会和市场直接需求较大的学科，办班就较容易，所以办班多，招生数量也大，相应地创收额也大。对于各类办学创收收入，学校有明确的分成规定，办的类别不同，学校提留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学校的提留在45％至55％之间，其部分则归直接创收的院系所有。归直接创收院系所有的部分，又按学校规定的比例划分为发展事业费、集体福利费和奖金3个部分。发展事业费固然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而奖金则由直接创收单位按各单位自己的规定发给本单位的教职工，作为院系奖金，集体福利费部分也用于所在单位教职工改善福利待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这成为校内不同院系之间收入和实际福利待遇差距的重要因素。
据他调查，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创收多的院系，每年可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奖金可达人均三四万元，而有的院系则没有能力给本单位教职工发奖金。也有些没有办法创收的院系领导为了安抚民心，年底东拼西凑才能给每位教职工发几百元奖金。总之，各院系教职工之间的奖金收入的差别是较大的，这最终造成了同在一校工作的教职工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北京某媒体今年8月报道说，在海滨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当地的“教授花园”小区买了房，其中有九成为北大教授。
据悉，一家参展的来自某海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还将于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开设班车，免费接送想看房的教师。
就在部分高校教师富裕到可以异地置业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同事阿忆却在网上声言，仅凭其工资收入，“入不敷出”。一时间，大学教师的薪酬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多数青年教师和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今年6月，江西南昌大学新闻系的年轻教师刘易成（化名）带课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班上几名很有心的班干部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没打招呼就带着礼物敲开了刘易成的家门。刘易成尴尬地将学生让进屋，家里连椅子都找不齐。
一直在外租房的刘易成住得离学校很近，也喜欢跟学生相处，但他很少将住址告诉别人，因为房子条件挺差，没什么家具，来了人也不好招待。
刘易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外地人的身份到这个陌生城市求职，成为这所省属高校的一名助教，教授新闻理论。当时赶上学校不分房，也没有教职工宿舍，他只好到校外的学生租房区内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此时，他的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出头，去掉生活费，他还要向家里寄一部分钱，一年下来攒下的钱很有限。
虽然教师工作比较稳定，但行业内的收入差距刺激了刘易成。为了尽快评到职称，他省下钱准备考博，“没房子，以后成家都是问题。”近30岁的刘易成并不满意现在的收入。
该校讲师冯尘（化名）去年接受了一份江西省内的“高校教师满意度”调查，在工资报酬、补助购房、培训机会和聘升职称几项都画了“不满意”。
“很多人认为高校教师工作轻松、收入高，其实只是看到了多数教授、副教授们的生活。”冯老师说，到了教授这个级别，教师的工资的确可以达到很高，他们还可以通过校外兼职等途径赚钱。但大部分青年教师、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构成了高校教师群体收入的金字塔底端，这些人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列为“高收入个人”后，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曾对媒体表示，如果说年收入10万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么高校教师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这个比例就更小了。
部分教师提及收入状况讳莫如深，兼职成了主业，教书退为副业
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网上贴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为4876元，在减去各项生活开支后，竟然成了负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副教授说，高校教师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资条仅是一层表皮，并不能说明职工的真实收入。
这位副教授以自己为例，他每个月实际划到工资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这笔钱与工作年限和职称密切相关。另外，每个月学院里会固定给一笔钱，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约有三四百元。由于院里会举办一些考生培训班，学院能从中获得创收，这样还会给每位教职工每月大约发1000元。再加上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补贴及课时费等，算下来，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个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这位副教授还一直在媒体兼职，为一份报纸每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采访时，虽然大多数高校老师在被问到收入状况时讳莫如深，但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在外做兼职、或挂职做项目的高校教师非常多，这让他们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笔者得知，参与这场论坛的一位法学界的顶尖级专家获得的报酬高达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专家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来获得报酬已成为专家“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去年，在有关“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中，有媒体报道：“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也挣60万元，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在这个名单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萧灼基、卫杰、张维迎、吴晓求等教授。”
相对于靠兼职挣外快的高校教师来说，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训班教课和课题组的技术入股办公司起家的。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法学院教授发现，由于连年来的“考研热”、“考证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师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语培训班的讲学，而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则通过举办司法资格考试、法律硕士考试的培训班获得大笔收入。这位教授所在的法学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跻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海淀体育馆座无虚席，启航培训学校暑期政治强化班正在举行。与启航培训学校合作授课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
近几年考研市场迅速膨胀，许多名校的教师纷纷瞄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启航培训学校，以考研政治班为例，为期一周的课程，每位学生要交培训费500多元，每期有几千名学生报名。由于教授的报酬都是从几千名学生的培训费中抽取的，学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课教师从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名（化名）说，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比较有条件在外兼职，因为课时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时间较多，而学校也没有明文禁止。但当教师兼职占用了过多精力后，对其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教授的‘外快’成为工资的两三倍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职工作，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反倒成了副业。”
袁教授称自己前两年在一家电视台兼职做节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时每周要去参加两次选题会，还要轮流值班，当他发现那个工作已经不是兼职，几乎要求全职时，便立即辞去了这份工作。“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收入差距的刺激，纷纷想方设法兼职赚钱，如果这种做法形成风气，高校的教育质量将必然受到影响。”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对此认为，低工资收入状态下，兼职是合理的。一个工人下班后，给邻居打沙发，收入与正式工作没关系。收入不是大学带来的收入，跟大学没有关系。不过据他了解，北大的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更能赚到钱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谈到高校教师收入差距时称：“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可能更能赚到钱，但是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师，占比例多少，都没有统计。我感觉学校大部分老师是贫穷的，如搞古代汉语、宗教学科的，这样的老师是大多数。”
学科在社会适用性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此学科教师收入之间的差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经济学、管理学的教师收入很高。他们除了完成系里的教学任务以外，还给企业加班，一些人还会给非正式注册的学生上课挣钱。“我知道有的学科教师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万元。其实很多院系都很重视挣钱，只是某些学科接触社会的程度多一点，能够多捞一笔。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学的吴教授说：“目前，名校与非名校，老师的工资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学校的不同学院，老师的工资收入同样差距很大。”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偏文科类高校，与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师的工资和岗位津贴等收入要低一些。
“科研项目多的理工科院校，教师的收入中，课题项目经费占很大比重。”吴教授说，北京理工大学的科研经费数额在北京高校中位列前三，有时一个课题的科研经费就高达几千万元。
“近年来，理工类院校教师的平均收入水涨船高，很多教授年收入不止30万元，相比之下，文科院校的教授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占多数。”吴教授提到。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许多高校教授都积极找课题、跑项目、要经费。由于某些项目经费中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许多教师对此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不愿再从事教学。另外，不少理工院系的教师在一些公司里做兼职工程师，或搞专利发明、开公司推广技术等，收入也很可观。
“有人十几年拉项目可以挣到100万元，每年平均有十万八万元的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告诉记者。
他透露说，很多教授为了拉项目，不断地请客吃饭，这在高校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教师申请了项目却廉价包给学生做，“纳税人的钱给白糟蹋了”。
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
据了解，高校中不同的院系都有自己的创收办法。
例如北京某高校的人文学院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单独考试学生，多是在北京当地工作过的、参加学院组织的考试而入校的，因为不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学院会收取比统招生高很多的培养费，这一笔额外中的一部分将以讲课费的名义分发给授课教师。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在《高校教师收入知多少》一文中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指出，社会和市场直接需求较大的学科，办班就较容易，所以办班多，招生数量也大，相应地创收额也大。对于各类办学创收收入，学校有明确的分成规定，办的类别不同，学校提留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学校的提留在45％至55％之间，其部分则归直接创收的院系所有。归直接创收院系所有的部分，又按学校规定的比例划分为发展事业费、集体福利费和奖金3个部分。发展事业费固然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而奖金则由直接创收单位按各单位自己的规定发给本单位的教职工，作为院系奖金，集体福利费部分也用于所在单位教职工改善福利待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这成为校内不同院系之间收入和实际福利待遇差距的重要因素。
据他调查，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创收多的院系，每年可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奖金可达人均三四万元，而有的院系则没有能力给本单位教职工发奖金。也有些没有办法创收的院系领导为了安抚民心，年底东拼西凑才能给每位教职工发几百元奖金。总之，各院系教职工之间的奖金收入的差别是较大的，这最终造成了同在一校工作的教职工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