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神父抗战回忆录--残酷的阶级斗争

作者：神父雷震远发表：2006-10-02 00:34

《内在的敌人》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比利时神父雷震远回忆抗战时期中国的一本书。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共抗日时期的真实一面，也可了解当时中国国情，以及人们的思想、信仰是怎样被逐渐蹂躏的。书中也涉及到了较广泛的党史资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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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远神父用他个人的经验和颧察，写出这篇悲惨动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及赤裸裸的恐怖的真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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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了解共产主义如何攫取一个国家的人士，不可不读此书。这本书你只要拿到手中，你便觉得非把它一口气读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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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用客观的笔法描述过去几年间共产党在中国的情形。著者在世界上那块情势复杂的地区上有极广泛的经验，因此他能够各别地或集体地分析该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每日生活。……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在有些方面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爱家庭，幽默感，欣赏生活中的善，及希冀生活自由。这本书写得最动人，是我看到关于写中国的书籍中最有启迪性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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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哭着来找我。他恳求我救他父亲的命。他父亲是一位著名学者，也是一位胸襟宽大而博学的县长。有人警告他共产党要清算他，他只得躲藏起来。他的儿子详细地告诉我全部情形，再三恳求我救他的性命。我和这位县长并无一面之缘，只是久闻其名；以前也不曾见过他的儿子。但是陌生的中国人跑来向我求救，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些事也使我增加了力量，因为这些中国人不但相信我有帮助他们的决心，并相信我具有帮助他们以智取共产党的能力。我从不拒绝这一类的请求，纵使是一个已经变成当地共产党员的中国人，只要当他一旦发现他用以攻击他人的力量也可被用来攻击他的时候，我便不拒绝他的请求。那一天当我听取县长儿子向我哀求时，我已在沉思。当他讲完以后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我将尽力救你父亲”，我说。“我将尽最大努力。也许我会失败，但如果你能遵照我的一切指示，如果运气好，并且上帝愿意帮助时，我想我们可以成功。你回到家去，告诉你父亲把头剃光，装扮成苦力，找些苦力衣服穿上。今天是星期五。你回家的路途需要一天。我必须到星期日以后才能离开此地。下星期二，我可以到达你们的村庄。我会骑着脚踏车穿过村子。告诉你父亲骑着脚踏车尾随在我后面，但不准和我交谈──仅能远远随在后面。我们不能逗留。当我离开村子，他就跟在我后面，像是我的佣人，随我返回教会。

我们又谈到其他细节──我到达村庄的确定时间，进南门或是进北门。他的父亲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教会的事。返途中我们可能遭到盘问。这位青年人向我磕头行礼，高兴得流下眼泪，欣然离去。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过去了，星期二天刚破晓，我向该村出发。下午，在村庄的寨子外面看到一个人扶着脚踏车。天正下着小雨，当我沿着泥泞道路走过时，我用眼睛斜看了他一下。一切都很顺利地按计划完成。当我俩踏上百里归程时，我们并着肩开始谈话。

第二天我们回到教会，我领他到我的房间，请他在我的衣柜里选出一件中国式长袍。

“选最好的”，我告诉他。他脱去旅途弄脏的苦力服，穿上他习惯穿的长袍。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记着我为保存他的体面所作的这件小事。几年后，当我从潍县集中营放出时，他正在等着我，拿着两个包裹，里面包满新衣服。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

现在，他忙着在教会里作各种事情。他的学者气度使我和主教都深感愉快。我从李县长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并且精通法律。

后来共产党县长要没收我们南码教堂财产，我必须辩护时，便是李县长替我拟的辩诉状。他详细研究案件中的一切内容，用最大努力撰就诉状。我对他的诉状极为赏识，不仅文字好，书法也属上乘。但是李县长恳请我另外找人抄写诉状，因为他的书法独具一派，恐被认出而暴露形迹。我当然同意。当那位共产党县长看到辩诉状时，他深为赞叹。“谁作的”？他问。

“我的秘书写的”，我告诉他。“一个天主教青年”，我继续说，事实上抄写的确是一位天主教友。

“他真有点学问”，那时这位红色县长的瞬时反应像是一个真正中国人，而不像是一个共产党。

“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才”，我不经心地骄做回答。

当我讲过后，我立刻感到悔恨，因为李县长曾对我说，共产党不仅清算富人，同时还压迫其他两种人：一种人是天赋的能力与品质可以成为所谓“天生领袖”，另一种是知识份子。李县长之所以遭忌，因为他可能成为领袖，同时又是知识份子，而且他还有一点财产。我担心我的话已经引起共产党对教会里的弟兄的注意。

在与共产党接触中，每天都增加些可怕的见识。共产党的胆量，由于力量的增长而壮大，他们一天天把伪装的外壳逐层剥下，直到最后，我看到了他们野蛮狰狞的面孔，赤裸裸曝露出来。阶级斗争中的“追查”这个步骤，亦即追究到底，一无遗漏：他们会对一个人说：“好，你好像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交出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你还隐藏一些其他东西。”于是他们开始用刑，迫使这个人招认出他的所有财产，直到确证他一无所有为止。

这种追查的实例我看得很多，一九四五年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到达保定南河庄时，我看到共产党对一个富人的阶级斗争。

那是县里一位有钱的人，叫王昌群。共产党先没收了他的全部田地，财产和房屋。这是在公审──第一步──中完成的。王昌祥被拖到一个广场的高台上面，几个共产党傀儡自称为被王某“欺骗”和“压迫”的“牺牲者”，他们走到王某面前，用手指着他，控诉他每一种万恶的罪行。广场上的人、好的、坏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都有。谁都不准不参加。受过训练的共产党，职业煽动者，和乌合的流氓领头。他们有他们鼓动情绪、恐布、和混乱的手段，以造成群众的疯狂愤怒，要求报复。

共产党县长列举王某的其他罪行。控告人开始为了他们在王某手中所遭受的“压迫”而咒骂痛哭。王昌群──这位茫然不知所错的牺牲品──开始申辩。控告人向他冲去。县长伸手拦住他们，向群众演讲。

“乡亲们，这个人否认他的罪行。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群众一致喊叫。

“我们该怎么办？”

“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群众喊着。

“我们应不应该对他宽大？应不应该给他留一些土地和房屋？”

“不，不”，人群叫嚷着。 “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你们认为残忍不残忍？”

“不，不残忍！”

“他说他没罪。谁是对的？是他还是人民？” “我们是对的！”群众同答。

“乡亲们，谢谢你们相信政府。政府一定满足大家的愿望。我们的最大弱点是过于仁慈宽大。”

于是群众们狂烈欢呼，并高喊“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某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都被没收了。一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又受到第二次清查。这一次，所有衣服，家具和个人用品都被没收。次年，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又清算他的存款，他缴出最后的一块钱。一九四八年，他们用毒刑和暴力对他进行第四步追查。他们把他的拇指和足趾吊起来，使身体成一个Ｕ字形，在他住房的屋楔上吊了一天一夜。在这种毒刑下，王某熬不住了，他招认出在他以前的一块田地里，埋有两坛子银元，一个翠玉雕的卷心菜和一个翠玉小篮子。他已经招出最后的财物。假使他不从实招认，就会被一直吊死。他们饶了他的性命，因为他们晓得他已完全破产，也许在需要时可以利用他讲述他的经历以震吓其他反抗者招供。

中国的农民，几千百年来便习惯于把财物埋在地下以期保存安全。共产党是中国人，自然熟知此点，所以到处掘地搜寻埋藏的财宝。在大陆未完全赤化前，人们委托给自由区朋友代为保管的财产，也在被追查之列。王某所受的一套苦刑，只是共产党迫令农民坦白的一种方法。许多财富阶级人士都因拒绝坦白而被整死，他们是希望个人的牺牲能保全家人免于贫穷饥馑。但是到了后来，甚至有些曾经分享清算富人财产的贫苦阶级，也被没收他们新获到的财富，并被共产党无情地杀死，正像第一批被牺牲者的情形一样，那时他们自己也曾参加过“人民公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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