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多把陈良宇案类比江泽民时代的陈希同案，而这两大案之间，确有类似之处。在江泽民时代，北京市委一直不甚尊重他，结果江泽民等了几乎六年时间，才于1995年以反腐败手段逼使其下台；到胡锦涛上台，陈良宇暗中抵制中央政令，又大搞钱权交易，但中央也要一等三年多才能动手依法反腐。因此，外界才会指出陈希同案跟陈良宇案雷同处甚多。
其实，这类案件在每次换届和出现新领导人时多有重复出现，并不是偶然。中国近几届换班时，旧一届的领导人的影响力都甚大，结果，中央决策核心都出现新领导人给一班“顾命大臣”包围的情况。一些“顾命大臣”或其周边人物自恃得到太上皇支持，因此就出现贪渎情节。陈良宇长年在上海工作，被广泛视为江泽民系的人；因此，即使江泽民没有包庇陈良宇，也不能抹杀陈自己打著江泽民幌子狐假虎威的可能。
中国接班制度的不健全，不单导致腐败出现，也影响到新一届领导层的施政质量。中国历届政府接班时，中央领导每每面对诸多制肘，结果领导在施政之初，都要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先行试图把障碍解决，解决了障碍后剩下的执政时间每每已经不多。这可谓是既费时又没有效率。在现代化的政治操作里，新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可以立即名正言顺地找来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组成自己的班子，施行自己的政纲。相对之下，陈良宇案出现的背景，正好证明中国政治操作跟现代化相去甚远。
又因为新领导人的抱负和视野跟一班“顾命大臣”每每有所不同。所以，新班子要么采取“和稀泥”的方式，甚么都妥协不做；要求就是通过“权力斗争”，把理念不同的其中一方摈出局。在上述两种可能里，“和稀泥”的方式不利政府有效解决问题，而“权力斗争”的方式则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的稳定程度，两者的社会和政治成本都甚大，不利中国的长治久安。
要解决这个新领导的认受问题，中共可以参考也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越共的发展经验。今年4月，越共在河内举行的第十届党大会上一改过去习惯，进行差额选举，由原书记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二人参选，再由中全会投票表决。经过差额选举，中央最高领导的认受程度必然更高，且其施政理念也能得到执政党背书，政令不出中央的情况，当不会这么容易出现。
有关中共换届问题甚多的深层原因是，中共现今换届的选举方式未能让中央领导人立即拥有足够的公信力和认受性。在西方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普选方式产生，他们上位时，已立即有足够的认受和威信；反观中国，近两届领导人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元老的钦点，由于他们没有经过竞争式的选举的洗礼，其认受度无法得到检验。
中央最高领导经由差额选举产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参选人应公开其施政大纲，这可以提高中国政治的透明度，让中国政府跟现代政治接轨，这可提高政府行事的可预测性，有助提高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政治的信心。
说到底，旧一届领导总爱插手新一届的人事，其中可能涉及“不放心”新领导人的问题。要解决这问题，通过差额选举，让基层民众的影响发挥作用，检验新领导人的水平能力和品德，其实是一个较为保险的办法。但在制度设计上如何让真正的民意得到彰显，不会给官僚或其它利益集团的操控，则实在需要改革者付出更多的政治智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新世纪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